June 4,2013 08:29

No.354-臺灣文學正名:一種實踐主體的理解觀點(上) 「蔡文斌」


        這幾年以國家力量推動的百年慶典熱絡一時,激情過後,我經常捫心自問,切身相關的「臺灣新文學」究竟幾歲了?我們該如何為它慶生?如果我們以啟蒙大眾的現代意涵來理解所謂的「新」,並將文類限縮於小說,那麼1920年代初期無疑是臺灣新文學誕生的重要時刻,註1 我同時也驚訝這門學科竟如此年輕。
        然而,這個時間點距離臺灣文學被認為「夠格」、普遍被承認是一門學問,卻還要等待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在日本統治中後期,雖然出現了標榜臺灣人意識的文學雜誌,諸如《臺灣文學》(1931.8-?;1941.5-1943.12)、《臺灣文藝》(1934.11-1936.8)、《臺灣新文學》(1935.12-1937.6),但主流文壇依然以外地文學的概念來理解「臺灣文學」。註2 戰後,或是受到國民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文化政策的壓制、或是畏於戒嚴體制對臺獨運動的打壓,使得「臺灣文學」陸續出現「邊疆文學」、「在臺灣的中國文學」、「臺灣省文學」、「鄉土文學」、「本土文學」、「民族分裂時代的臺灣文學」等指稱。這些名稱幾乎都否認了臺灣文學的主體性。究竟什麼是主體性?如果用人來比喻,就是「認知到我是什麼?我不是什麼?以及我該做什麼來符合前述的認知?」註3

臺灣文學正名論爭


        圍繞著臺灣文學歸屬和定位的問題,從來就不是限定在純藝術的範疇,它同時也涉及了臺灣與中國歷史發展、社會性質、國家認同……等問題的爭論。1981年詹宏志在一篇評論註4 再度提起了「邊疆文學」,他援引作家東年的話,憂心「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80年代初的臺灣文學正名論爭,或多或少延續了2、3年前的鄉土文學論爭遺留的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稍後宋冬陽(陳芳明)註5 回應詹宏志的悲觀,認為詹將鄉土文學論爭中陳映真所謂的「在臺灣的中國文學」推演到極致。

        事實上,「邊疆文學」的爭論在戰後初期錢歌川、陳大禹、林曙光即有所爭執。80年代的這場論爭,與其說是新病,倒不如說是的沉痾。由於長久的連續殖民的情境,它始終未獲得充分的對話與釐清。若以前述「人的比喻」來說明臺灣文學正名論爭,論爭中兩種主要的詮釋觀點為:(一)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既使它夠特殊,仍不具備所謂的獨立性格或自主性;(二)臺灣文學就是臺灣文學自身,不屬於中國文學。換句話說,第一種看法將中國文學、臺灣文學視為單一的從屬關係,而第二種看法則視為平行的兩者,而這種文化上的「中國結」和「臺灣結」也容易被推演為政治上統獨之爭。

        經過論戰的洗禮,也許雙方(至今)仍各自表述自己的文化觀點與政治立場,但至少「臺灣文學」一詞的使用逐漸獲得正當性,毋須再使用累贅的指稱。在「臺灣文學是什麼?臺灣文學不是什麼?」的認知上,也有了較為明確的共識。

註解:
1 此處以1921年11月29日刊行於《臺灣文化叢書第壹號》的小說〈可怕的沈默〉作為臺灣新文學的起點,該文作者署名鷗。相關研究請參考陳萬益,〈于無聲處聽驚雷:析論臺灣小說第一篇〈可怕的沈默〉〉,文收於氏著《于無聲處聽驚雷:臺灣文學論集》(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5月),頁119-141。回到內文

2例如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島田瑾二即在《臺灣時報》、《臺大文學》、《文藝臺灣》等雜誌發表論文,其指稱「臺灣文學」的詞彙為「台湾の文学」、「台湾における文学」、「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文学」、「南方外地文学」、「植民地文学」等。回到內文

3此處政治哲學對於實踐主體性的看法,主要來自吳叡人的演講「理想仍須繼續燃燒:臺灣主體性的世代對話」,「臺灣思想坦克論壇」2009年2月21日。回到內文

4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書評書目》93期(1981年1月),頁23-32。回到內文

5 宋冬陽〈現階段臺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臺灣文藝》86期(1984年1月)期,頁10-40。回到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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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 >> 台灣文學ing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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