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7,2013 02:34

No.350-戰後第二代台籍作家李喬身分認同的移轉 [草子]


精神初戀,不必然永遠美好

        身分認同不僅觸及到當今台灣社會統獨的敏感神經,往往牽涉到國家想像的層次,亦牽動到個人的情感層次。雖然說台灣社會現在普遍認同自身是台灣人,然則一旦將個人身分認同放諸到統獨的國家想像命題中,不僅無助於身分的釐清,更只會被視為麻煩製造者。這也是為什麼當今台灣社會看似多元,卻始終無法凝聚社會共識公開地、暢快地、客觀地談論身分認同的問題。
        鄭鴻生在〈台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的文章上談及,當今因為政治因素的鬥爭與競逐,致使「台灣人」與「中國人」形成兩個對立的身分:
「中國」曾經是不少台灣戰後新生世代在青少年時期的精神初戀,「中華民族主義」曾經是這一代人成長時期接受現代啟蒙的起點。(鄭鴻生,〈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第74期,2009.6,頁106)
        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因為國共對峙和冷戰局勢,接受國民政府所教育和灌輸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而這也成為一九七○年代以前台灣社會普遍的身分想像。一直到一九八○年代以降,台灣人的中國人身分意識開始有了轉折。對此態勢,鄭鴻生不客氣地指陳著:「這個中國人身分竟然那麼容易動搖,是有些弔詭的。」

        誠如鄭鴻生所提出的,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必須關照到「中國」符碼涵涉的可能,但是帶有「昨是今非」的道德是非價值的框架評判身分認同的轉變,似乎未能客觀思索其背後的啟動和轉向的原因,反而陷入一種身分認同本質性的泥淖中,而忽略身分認同本身就是一種選擇性的過程。

初戀之後,本土意識的萌芽


        以一九八三年的台灣意識論戰來說,這次的論戰不僅引爆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台灣結」與「中國結」立場相左的兩派進行交鋒與對話,從中不乏可以將這場論戰視為對戰後以來官方一元的中華民族意識形態進行掙脫、反叛與質問,進而得以讓台灣意識浮出檯面並且公開化。

        如同岡崎郁子指出:「發生於一九七七年、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仍為八十年代現在的台灣文學之論爭點。一個是『台灣文學本土文化論』」,另一個是『第三世界文學論』,前者的代表為李喬,後者之代表無他,就是陳映真」。從鄉土文學論戰一直到台灣意識論戰,台灣文學的系譜與傳統在一次又一次的論戰中逐漸析釐出來,而在這過程中主要以戰後第二代作家李喬(1934)和陳映真(1937)為擁抱本土文化論與信仰第三世界論的代表性作家。

        以李喬及其所代表的本土論者來說,當以了解台灣近四百年歷史為依歸,放眼到世界的殖民史,並且重新關照台灣歷史中所雜揉的各種文化。然則,看似擁抱台灣歷史而真摯不渝的李喬,其實也曾面臨過認同問題移轉的過程,他不避諱地表明:
老實說,青中年的筆者是很「中國底」。「中年的後期」筆者開始逐漸疏離「中國」;其中轉折不適在此敘述……(李喬,《台灣人的醜陋面》,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175)
        這一番曾經是「中國底」的言論,除了是作者自我經歷的審視,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打破了許多論者認為李喬是個堅信台灣本土意識而未曾改變的作家之說法。雖然作者不願在上述的文章中表達,但是這也提供了我們一個認識李喬認同轉變的窗口。也就是說,認同台灣本土意識並非先天本質,而是在一連串的動機以及因素的積累下,啟動了身分認同的選擇。無論是本土派、或者是傾向中國認同的一方,皆然。

初戀之外,選擇認識自我身後的歷史


        作為戰後第二代作家的李喬(1934~),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一共有兩百多篇短篇小說,十多部的長篇小說,甚至集結眾多小說集子。從創作的歷程中可以發現,李喬從六○年代現代主義小說的嘗試,隨後在七○年代轉入台灣歷史文學創作的領域中,一直到現在,不斷透過各種形式與表現手法,呈現他對台灣歷史的關懷。其中,劇本《羅福星》(1972)、傳記文學《結義西來庵》(1977)、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1981)、敘事史詩《台灣,我的母親》(1986)、《埋冤一九四七埋冤》(1995)以及近年的劇本《情歸大地》(2008)。

        以¬《羅福星》為例,羅福星事件可以說是戰後台灣官方政府極力推舉的抗日歷史,李喬從而透過此抗日歷史縫合台灣和中國因日本殖民統治底下而斷裂的淵源;而在台灣史匱乏的七○年代,李喬藉由官方受邀書寫「中國先賢烈傳」《結義西來庵》的過程中,順水推舟地以台灣歷史題材的進行寫作;到了在七○年代中末期到八○年代初,李喬在歷經一番歷史啟蒙後,透過《寒夜三部曲》¬小說的土地意識闡釋自我的生命觀和歷史觀,中華民國史觀相抗衡。

        寫於解嚴前一九八六年的長詩《台灣,我的母親》,實為改寫自《寒夜三部曲》的第一部《寒夜》。不同的是《台灣,我的母親》更具體化母親的指涉:「台灣」這一個空間,土地意識的深化可見一斑。一九八七年解嚴後,李喬在¬《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敘述時間紛雜並置,藉由中/日政府做為對照組,批判國民政府對台統治的殘暴。

        而在千禧年之後的李喬,在一個已經台灣意識較為普遍化的社會裡,對於台灣史的敘述有更為進一步的審視,甚至透過文學文本的歷史敘述,展演了台灣史觀下殖民地的抵抗行動。像是二○○八年所出版的劇本《情歸大地》,不僅延續了《寒夜三部曲》未說完的台灣抗日故事,更是補足了一八九五年台灣如何被中國官員「拋棄」,剩下台灣的義勇軍孤獨奮戰。這些都在在凸顯了李喬長時間的歷史關懷,不因政治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因為追求歷史真相與公平正義,從來不嫌多。

小結

        我們可以看到,李喬歷史文學所對應的時代,恰好是台灣戰後不同時期的發展面貌,不論是六○年代末、七○年代初強調中華文化和歷史道統的時期、七○年代中末期的鄉土文學論戰、八○年代街頭運動的興起,而至兩千年後本土化時期,李喬的歷史文學皆與這些時代脈動產生了緊密的對話關係,也可從中看到李喬的歷史文學是如何的在戰後「中國結」和「台灣結」複雜且糾纏的問題之間,拉出一條自我的歷史意識的軌跡。

        在眾多作品中,李喬的長篇歷史小說所受到台灣文壇、學術界的關注,還是遠大於他其他的創作作品的,這除了是因為台灣文壇少有像李喬一樣的作家,孜孜不倦的為台灣的歷史進行長時間的創作與書寫之外,在戒嚴體制的時代裡不畏威權體制裡用歷史文學文本作為記錄的形式,為塵封已久的台灣庶民歷史進行發聲。這些因素都使得李喬及其歷史小說的位置,顯得特殊而獨樹一格,更成為台灣文學史上擲地有聲的重要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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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 >> 台灣文學ing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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