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9,2013 00:44

No.346-深掘與開展──紀大偉《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的觀察紀錄 [徐誌遠]


        國立台灣文學館提出的台灣文學史長編的計畫中,同志文學史的編撰也納入這個計劃之下,由紀大偉負責撰寫台灣同志文學史,而後在2012年10月出版《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以下簡稱《正面與背影》)。《正面與背影》是第一本台灣同志文學史,雖在2005年朱偉誠在〈另類經典:台灣同志文學(小說)史論〉(收錄於《台灣同志小說選》)中簡略介紹台灣同志文學的概況,但《正面與背影》一書以開放的閱讀態度重新看待(1)早已被公認為同志文學的文本(2)細查不曾被發現、討論的文本中的「隱藏版」同志(或同性戀)身影。
        談到同志文學,就難以避免討論同志文學的定義,紀大偉認為同志文學的定義是相對彈性的,與其狹義解讀同志文學,不如擴大寬鬆同志文學的定義,才能讓讀者發揮想像力,他認為「這樣的文本展現了同志的情思、欲望、行動或人際關係,但展現的方式可以隱晦也可以坦白……」註1 。但紀大偉雖然擴大了閱讀文本的方式,卻並非試圖硬將每個文本讀出「同志味」,將每個文本都讀成同志文本。紀大偉擴大閱讀文本的方法可從書名觀之:一是反映在書名中的「正面」與「背影」,除了關心以同志正面示人的文本外,也要同時關心在文本中,不得不以背影、模糊曖昧不清背面示人的同志的文本;二是紀大偉認為自己寫作的同志文學史並不是「『同志文學』的『史』」,而是誠如他所言「『同志』和『文學』和『史』這三者互相磨合之後的一種紀錄報告」,因有些非同志文學的作品卻呈現了對於同志的樣貌及看法,影響讀者對於同志的想像。

        紀大偉觀察台灣文學中呈現同志的文本,認為最早可以推至1960年代,而在1960年前的同志文學則是尚未在台灣出現。在書寫策略上,以十年為一章,分為1960前、1960、1970、1980、1990年,至最後沉澱期的二十一世紀。這樣的文學史寫作策略並不陌生,從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到陳芳明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都以十年為分期,以十年分期是否適合的課題暫且不論,重點是這三者都強調了社會環境如何影響了文學的呈現,而以十年為分期的方法,恰好與台灣社會政經環境的變動大致相符,文學與社會政經變動的關係已是文學研究者不得不注意的關鍵,這也是紀大偉在書中強調的研究同志文學所需要的「脈絡化」。例如1950至1960年代的社會歷史環境,促使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而現代主義的發展也讓同志文學得以萌芽;以及解嚴後的九○年代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社會風氣逐漸開放外,文學獎首獎也由同志題材作品囊括,使得這時期的同志文學的作品數量暴增等。

        《正面與背影》中所討論的文本同樣也遇到文學研究者經常碰到的爭論: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界線在哪裡?哪些同志文學可以被寫入文學史中,哪些不能。紀大偉認為,同志通俗文學具有「歷史參考價值」,通俗文學可能補足了純文學所缺少的同志「公眾歷史」。因此在《正面與背影》中除了學院中經常被討論的文本外,也收錄了具有歷史參考價值的通俗文本。

        紀大偉認為最早的同志文學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除了大家所熟知白先勇外,一般認為是反共文學的《重陽》(姜貴,1961)也被收錄,紀大偉認為《重陽》中將男同性戀與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邪惡象徵結合,並非描寫同性戀的心理轉折與壓抑,但卻可以從姜貴的書寫了解「同性戀」概念,在1950年代時已在台灣被提及;同樣的例子還有楊牧的散文〈一九七二〉,楊牧在文中寫他的同性戀友人,以及他從友人那聽到有關同性戀的描述,但〈一九七二〉並非同志文學。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發現紀大偉在挑選文本時,並非只專注在「已被認可」的同志文學上(如《孽子》、《鱷魚手紀》),他同樣持續尋找可能散落在各個文本中的同志身影。紀大偉在對同志文學及研究的未來展望中提及,持續研究已被廣泛認可的作家,並不能擴大我們對這個學門的認知,而是必須去挖掘值得討論而未被討論的作家和文本們。

        《正面與背影》誠然為我們示範了一種研究同志文學的新方法,關注忽略的文本、思考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可能的互補等,然而關於《正面與背影》還有幾點值得商榷:一是紀大偉在序言中指出《正面與背影》對於同志的定義是採中間的立場,除了女男同志外,還將雙性戀與跨性別納入。除了女男同志外,雙性戀還可隱約在書中看到,然而「跨性別」卻未曾出現(僅在文學年表中提及成英姝與林佑軒的作品)。解嚴後台灣文學中也呈現多元的跨性別書寫,尤其《正面與背影》中提及吳繼文的《天河撩亂》中,亦有關於跨性別者的心路歷程的描述。跨性別者向來是同志社群中的弱勢,或許能在書寫文學史時多給一些關注。二是同志與酷兒在1990年的交鋒,在《正面與背影》中提及了「同志」與「酷兒」的差異,並認為在現今二十一世紀這兩者並非對立,而應是一體兩面。但酷兒作家代表洪凌與紀大偉並未另闢一節來談,同時「同志」與「酷兒」這兩個詞語在1990年代的爭辯,以及所呈現出來的文本差異,應也是同志文學史關注的議題之一。三是可能礙於篇幅關係,有些作家僅提出作者介紹即嘎然而止,並未舉出其與同志有關之文本,不免讓人不熟悉同志文本的讀者有錯愕之感。

        《正面與背影》一書的出版,除了重新爬梳了台灣同志文學的脈絡,一方面也在台灣同志文學史中立論,是關心台灣同志文學的讀者的重要參考書目。讀者得以藉由紀大偉深掘出的豐富文本,開展新的台灣同志文學研究的方向。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註解:
 
1
紀大偉,《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年,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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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 >> 台灣文學ing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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