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12,2013 08:16

No.342-文學的救贖 ──二二八書寫與舞鶴〈調查:敘述〉 [藍士博]


舞鶴(本名陳國城),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曾隱居於淡水十年。九○年代「出關」後作品得到葉石濤的極力讚揚,陸續獲頒吳濁流文學獎、賴和文學獎等。舞鶴的作品實驗性濃厚,對於書寫的主題皆有相當深入的思考、辯證,調合了藝術與知性的美感。
        二二八事件作為台灣戰後重大歷史事件之一,不僅直接影響了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更直接影響了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與認同。從戒嚴時期的壓抑、噤聲,到解嚴、民主化以後的大鳴大放。二二八事件得到正視的時間何其遲緩,偏偏在短時間的聚焦之下竟逐漸退燒,事實上,正因為歷史不可能重來,物理時間不可逆反,相當程度創造了歷史詮釋的灰色地帶,進一步突顯了記憶與敘述的重要。

        解嚴以降,政府機關(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與民間機構(吳三連基金會等)皆針對二二八事件進行幾次頗具規模的口述訪談計劃,留下相當數量的出版品;相較於口述訪談試圖求真的渴望,台灣作家們也透過二二八事件,在文學強調擬仿、試圖在事實之外探求更多可能性的特徵下,創造了台灣文學中的「傷痕書寫」。

二二八事件與文學書寫



        清鄉、綏靖以後,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權長期受到國民黨的掌握與壟斷,原本必須由黨政要員承擔責任的政治事件被推諉為族群衝突,亦或扭曲由美國、中共勢力所引導。解嚴以降,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討論愈多,文學方面亦也順勢開展,倘若暫且擱置自傳、回憶錄的書寫類型不論,包括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李敏勇《傷口的話》、楊照〈黯魂〉等皆是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文學作品。

        上述舉隅的文學作品取徑不一,必須留意的是文學承載的終究只是感受,不可能判定對錯、亦無力找尋事實。換言之,二二八書寫本身對於過往情境、緣由脈絡的極力擬真,亦暗藏著一種「非事實」、「反歷史」的危險。因此,舞鶴創作於淡水隱居期間,發表於1992年《文學台灣》第二期的〈調查敘述〉,便以平反、調查為背景,進而更進一步拓展了對於歷史事實、歷史敘事的思考,給予了我們更多面對傷痛與記憶的啟示。

〈調查:敘述〉:一篇敘述調查的故事

        小說以事件遺族的視角出發,從兩位自稱「事件調查小組」的調查員登門拜訪寫起。舞鶴不「再現」事實,相反地,他重現的是當所謂調查與敘述交疊之際,不同記憶與聲音的重疊、多元交響。於是,當調查員試圖透過手中資料比對,「我」與我所經歷、詢問與記憶的一切便屢屢超出框架,難以緊扣事件「本身」,更難以探尋真相。

        作家如此設計的目的,其實也在突顯當時移事遷,記憶與事實之間的縫隙往往難以彌補。如果文字與符號亦只是媒介,過去的記憶又如何能夠仰賴其來紀錄完全?於是,小說當中有關父親為何被捕、是否參加了組織、開過什麼會、說過什麼話,甚至於連遭到逮捕當天的事發經過等等──皆未在最後給予答案,我們得到的反倒是更多的迷團。

        縱然〈調查:敘述〉是一篇反敘事的小說,終究不能否認小說此一文類具備強烈敘事特徵的事實;換言之,舞鶴如此極具顛覆性的書寫,目的自也不在推翻二二八事件平反與追求真相的正當性;傷痛既已發生,直至今日自不可能拼湊過去一切蛛絲馬跡,但是,一切彼此矛盾、衝突的證詞唯有在自由、民主的時代才可能交響。舞鶴在小說中讓不同的聲音、記憶彼此交混,其實亦忠實地反映解嚴以降、九○年代的社會氣氛。

文學的救贖


        透過〈調查:敘述〉可以發現台灣文學竟在九○年代初期便開始反省歷史與敘事的複雜性,一向被視為是本土派文學泰斗的葉石濤對舞鶴其他作品如〈逃兵二哥〉、〈拾骨〉、〈悲傷〉等亦多有讚賞,小說集《拾骨》也旋即在1995年出版 (《文學台灣》策劃,春暉出版)。

        舞鶴的文學風格縱然詭豔,卻處處可見其在文字當中蘊藏的人性關懷,舞鶴讓文學與歷史對話,從而在解嚴初期便預先揭示轉型正義的癥結之處。真相固然是原諒與否的前提,但卻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卸責的藉口。小說最後提及兩位面對苦難的「典型人物」:不管是持續講述苦難,從而讓記憶與敘事交混、繁衍終至不可收拾的瘡嘴仔仙,或者是至死忘記苦難、坐化成「佛」肉攤王仔,作家不明喻褒貶,價值卻隱然地蘊藏其中。

(作者為國立政大台史所博士生、社區大學講師)

參考資料

舞鶴,《悲傷》(台北:麥田,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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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 >> 台灣文學ing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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