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5,2013 02:23

No.341-臺灣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年)遺留給當下的課題 [蔡文斌]

        一般而言,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普遍被設定的起迄點,分別是以1977年4月《仙人掌》雜誌第1卷第2號企劃的「鄉土與現實」專輯為始,該輯刊出3篇「鄉土文學」的正反評論,正式引爆論戰;並且以隔年1月18、19日於臺北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為終,會中楚崧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秘書長)、王昇(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代表官方做團結發言。然而,「鄉土」的意涵,恐怕必須置於1930年代「鄉土文學與臺灣話文論爭」以及1970年代「回歸現實、回歸鄉土」風潮兩股脈絡下來理解,較能把握其複雜意義。
1930年代的「鄉土」概念

        「鄉土」一詞在清領臺灣的文獻並不多見。日治以降,黃石輝透過〈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1930.8)等文章,首先在文學場域為「鄉土」賦予特定的空間意識(臺灣天、臺灣地)、時間意識(臺灣消息、臺灣經驗……)與人的主體(以勞苦的廣大群眾為對象),並且呼籲「非用臺灣話不能充分地寫鄉土文學」。用黃石輝自己的話來說,即是「把臺灣規定做一個鄉土的」。在相近的時間點上,受到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影響,農村問題激化,日本內地正興起一股鄉土教育運動。這股運動也連帶影響了殖民地臺灣的教育現場,尤其以1932-1934年密集出版的「鄉土調查誌」、「鄉土讀本」最為代表。雖然臺灣各州廳推動的鄉土教育運動有明確「從培養愛鄉心到連結愛國心」的立場,但部分臺灣人教師卻主張美術和工藝的生活化、鄉土化,藉此振興現實的鄉土,而非以民族國家作為終極目標。

        如果以簡化的方式來陳述,1930年代的「鄉土」本質上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概念:一種是限定意義的「鄉土=臺灣」,將「鄉土」與「文學」連用後,除了強調當時流行的左翼文藝觀,也重視以臺灣話文書寫所代表的文化主體意義;另一種則企圖把「臺灣鄉土」改造為「日本鄉土」。前者根本上是反殖民的;後者則有殖民主義的疑慮。

1970年代的「鄉土」概念


        前述1930年代的鄉土觀,在1945-1949年外省族群隨國民政府來臺後,產生更多歧異(義)。以葉石濤為例,他在1960年代即經常使用「本省鄉土文學」來指涉本省籍作家的創作,這自然是相對性的概念。不過,若以省籍對立的觀點來理解論戰所爭辯的「鄉土」,恐流於偏頗。若要掌握論戰的全貌,勢必得回到「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的風潮來理解。

        1970年代何以吹起「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的風潮?我們可以約略歸結為三個原因:一、首先是1970年代初的外交挫折、保釣運動,知識份子不再以經濟「現代化」和文化「西化」為唯一依歸,出現以關懷「土地與人民」的社會服務運動,這種具有素樸社會主義的意識後來也結合到「鄉土」的概念裡。二、國際地位的挫折也連帶刺激了要求經濟獨立自主、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這種民族主義的傾向後來也吸納到「鄉土」的概念裡。三、1970年初期,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品大量被重刊,顏元叔、張良澤、林載爵、梁德民(梁景峰)等人也開始為文引介或評論這些作品、以及《大學雜誌》舉辦「日據時代臺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19740.10)……等。這段重新認識「本省鄉土文學」的過程,多半否定作品的藝術性,重視其抗日意識和社會性,而這樣的歷史認識也寫入「鄉土」的概念。

        這股風潮中,同時也誕生了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洪通、朱銘的小說、繪畫和雕塑創作。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在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之前,即出現了許多具備「鄉土」特色的藝術作品,只是此時的「鄉土」概念極為紛雜。《仙人掌》雜誌專輯所刊登的王拓、銀正雄、朱西甯三篇論文,都嘗試為「鄉土」尋求定義,進而予以否定或支持。礙於篇幅,本文無法更細緻分析論戰中的爭論,也無法處理集團屬性或媒體的問題。以下將粗略整理重要的贊成或否定觀點,以瞭解這場論戰何以由文學升溫到政治的層次,而最後又如何終結。

        一、一開始的概念分歧: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認為「現代」文學之所以晦澀是因為欠缺對社會、人民的關懷,基本上王拓仍在「回歸現實」的前提下;銀正雄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則批判了鄉土文學流於「自大而又褊狹的地域觀念」;朱西甯在〈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一文則把「回歸鄉土」置換為「回歸民間」,並且「密接上民族文化的主根」。

        二、支持「鄉土文學」的觀點:包括葉石濤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1977.5)認為鄉土文學應該繼承日治時期臺人的反壓迫意識;陳映真則敏銳嗅出葉石濤「以臺灣意識為前提」的說法,以中華民族意識的框架來看待臺灣意識,在〈鄉土文學的盲點〉(1977.6)、〈文學來自社會反應社會〉(1977.7)兩文重申鄉土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義;尉天驄發表〈文學為人生服務〉一文(1977.8),除了重視鄉土文學的社會性,也同樣在民族立場下予以肯定。

        三、對「鄉土文學」的攻擊:最具代表性的是彭歌、余光中從8月17-20日在《聯合報》副刊接續刊出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狼來了〉。彭歌憂心王拓、陳映真、尉天驄所主張的「鄉土文學」,恐流於「階級對立」的論調;余光中則幾乎暗示「工農兵文藝者」等於是共產黨的爪牙。必須重申的是,此時依然處於嚴苛的戒嚴體制,主張「分離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言論無疑是觸犯統治者禁忌,而〈狼來了〉正是為論爭製造恐懼的最佳範文。

        四、以(中華)民族文學作為最大公約數:對於這種恐懼,前兩年才因特赦而出獄的陳映真應該是非常敏感的,不久他發表〈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一文(1977.10),撇清自己所主張的鄉土文學決不是工農兵文學。此外,包括胡秋原、徐復觀、陳鼓應等人,也基於民族文化的立場撰文支持鄉土文學,為緊張的情勢稍做緩頰。最後,隔年1月舉行的「國軍文藝大會」,以肯定鄉土文學的民族之愛作為結論,為論戰劃下充滿團結意味的句點。

遺留的課題


        1983-1984年發生的臺灣意識論戰,原本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不是主要論爭點的「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問題正式被注意。論戰之後,「鄉土文學」一詞也逐漸由「本土文學」乃至於由「臺灣文學」所替換。既使如此,許多對於「鄉土文學」的誤解或質疑,「臺灣文學」依然要概括承受。這些質疑,譬如:臺灣文學是褊狹的地方文學或地區文學、狹隘的方言文學、藝術性不足……不一而足。換個角度來看,「鄉土文學」也不是永遠不成問題的。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留意到,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幾乎是放棄了1930年代「鄉土文學」的臺灣話文主張,現行的臺灣文學研究也有同樣的難題要克服。再者,我們也留意到「鄉土文學」、「鄉土教育」對於權力是雙面刃,這樣的狀況在1930年代、1970年代都發生過,時時警覺學科(或知識)與權力共謀的危險性,相信也是論戰留予我們的課題。

(作者為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

參考資料

許佩賢,〈「愛郷心」と「愛国心」の交錯:1930年代前半台湾における郷土教育運動をめぐって〉,《日本台湾学会報》10號(2008.5),頁1-16。

晏山農(蔡其達),〈鄉土論述的中國情節:鄉土文學論戰與《夏潮》〉,《島嶼浮光:我的庶民記憶》(臺北:允晨文化,2009.10),頁182-215。

陳正醍,〈台湾における郷土文学論争(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台湾近現代史研究》3號(1981.1),頁23-66。

蔡明諺,《燃燒的年代:七O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史論》(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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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 >> 台灣文學ing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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