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19,2013 00:04

No.339-赤陽換白日 ──台灣人的戰爭經驗與精神流轉 [藍士博]


        作為移民頻繁進駐的島嶼,台灣自16世紀以降就始終彌漫著暴力與血腥的氣味。海盜、械鬥、民變、鎮壓,一次又一次地屠殺與被屠殺,不僅增添了人們的傷痕與苦痛,也直接影響了西部平原各街庄壁壘分明的堡壘化現象。
        即使拓荒社會形成了台灣各地區的土紳豪族,然而他們彼此的襲擊與攻訐卻有別於當時世界其他帝國(不論是歐美各國或者清帝國)的武裝侵略。漢人的開墾並非以同一群體、同一時間來到台灣,甚至於他們彼此之間也存在著相互競逐與衝突的社會現象。這不僅讓漢人容易忽略自己所造成的、對於它者(原住民)的苦痛,同時也讓他們之間的武裝衝突,不論在規模或者是內在的精神層面上都有別於帝國主義的系譜。

        就算清帝國統治期間霧峰林家的林文察曾經率台勇至福建參戰,而中法戰爭、牡丹社事件等也曾經讓台灣百姓「走番仔反」。但是,對於當時候的台灣人來說,戰爭之於他們的經驗其實是很片面的;戰爭影響所及的深度、廣度,也都不如後來在民族國家動員機制下的總力戰狀態。於是,我們不禁要提出來的疑問是:

        最後讓台灣人起而獻身的,究竟是那一個國家?

為誰而戰?

        19世紀以降台灣開始涉入了國家與國家的戰爭。即便受到中法戰爭的波及與牡丹社事件的直接影響,但是作為帝國疆域邊陲的台灣,本質上其實是官紳共治的社會,一般百姓與帝國的關係其實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間,尚未產生唇亡齒寒的共同體意識。

        另一方面,台灣的讀書人雖然因為文教化而促進了他們對於清帝國的忠誠,但是遲至19世紀下半葉才開啟的文教化工程(大規模興建書院、儒學)尚來不及產生效應,飄揚在台灣的龍旗便被太陽幡取代。武裝抗日的黃虎旗只高懸數日,暗示向彼岸效忠的民主國官僚們便匆忙西渡,只留下各地的台灣民眾進行各地零星的武裝抗爭。

        透過當時台灣民眾目標同一但行動各異的武裝行動,可以發現是時台灣仍然是分裂而不單一的地方社會。但是等到日本人平定全島,台灣民眾也就此被剝奪了自移民以來就始終擁有的武裝力量,成為殖民地上被馴化了的人民。

        台灣人雖然得以免除日俄戰爭、中國內戰、世界大戰等等的災殃,卻也意味著殖民地百姓作為次一等人的「非國民」身份。20世紀初期的台灣社會主要多是透過印刷媒體刊物,諸如《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民報》等來得知世界各地的烽火喧囂。台灣人不再被允許擁有武裝力量,也不需要為誰來犧牲。

        當然,也沒有屬於自己的國家!

從懷疑到傾斜!


        這種不知道是幸福或者悲哀的狀態,直到1930年代以降日本帝國逐漸因為戰事需要,轉而要求殖民地百姓奉獻犧牲、以血換血以後,才開始改變。然而,有別於國民黨教育「八年抗戰」的歷史敘事,台灣人的戰爭經驗必須跟隨日本帝國的擴張腳步,以1931-1945年「15年戰爭」為依歸。

        滿洲事變以後,台灣人開始隨著日本帝國的勢力前往中國。他們有的寄居在東南沿海福州、廈門等地,有的則是在華北、滿洲發展。當時在中國的台灣人雖然在國籍上屬於日本,但是或多或少對於「祖國」仍然抱持著一定的情緒。然而,即使台灣人的國籍身份與精神認同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也有許多人因為利益,或者因為其他不同原因的考量,而在中國人、日本人與台灣人(蕃薯人)的認同當中遊移擺盪。

        另一方面,有別於那些前進南洋與中國的台灣人,留居在原居地的台灣人的精神狀態,卻也伴隨著戰事的持續發展,而產生了階段性的變化。以台南作家吳新榮為例,他自年輕時代便持續書寫的日記,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完整的、精神史變遷的考察個案。1937年7月7日,吳新榮在日記上留下了「正義如不滅,良心遍世界。」但是這一開始抱持的負面觀感,後來卻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

        1938年1月3日,吳新榮再一次地改回了以日文書寫日記的習慣,他如此解釋「回顧十多年來,日本國的膨脹,意味著日本語的氾濫。我一個小小個人的古城塞,當然不可能防禦它的氾濫。正同我的日常生活使用日語一樣,我的日記也用日文是極為自然的事。」(張良澤譯)除了改回以日文書寫日記,吳新榮在行動上也日愈配合戰爭動員,擔任佳里街防衛團救護班副班長等。

        吳新榮的個案,體現的其實只是當時台灣人在戰爭動員下的一個片段。面對歷史的真實境況,任何的批判與怨懟,往往都是後見之明的殘忍。然而,台灣人的悲哀並不單單只存在於行動層面,戰後詭譎的國際局勢,中國內戰隨即翻轉的波瀾,在在都讓台灣人失去了反省國家與戰爭的機會,轉而必須投身於另外一場──依舊屬於他人的戰爭。

戰勝國的子民?


        歷史的荒謬在於:就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佈投降的瞬間,原本作為次等殖民地百姓的台灣人,居然搖身一變成為戰勝國的子民。史料展示了當時台灣人歡欣鼓舞的雀躍境況,但是卻也因而掩蓋了台灣社會(不管是個人或者群體)始終欠缺了、對於國家、戰爭動員的檢討與反省。

        更何況,縱然政治身份的轉變可以一夕翻轉,50年來日本統治下所造成的文化與社會變遷,卻沒有辦法在瞬間改變。國民政府僅以一句「奴化」全盤否定,戰後又因為「國共內戰」的緊張態勢下,使得台灣社會在戒嚴、白色恐怖、報禁等等的舉措下,喪失了檢視反省「戰爭」的可怕與可能。

        我們期待在今日各式各樣的文字、影像記錄已經隨之公開、曝光之際,國家與台灣社會、戰爭經驗對台灣人民產生的精神與物質影響,可以真正地受到重視、討論與思索。我們不應該忽略,戰爭往往摧毀了一切,卻也幾乎組成了歷史,以及世界。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

參考資料


翁仕杰,《台灣民變的轉型》(台北:南天書局,1994)。

吳新榮,張良澤編譯《吳新榮日記》(台北:遠景,1981)。

許雪姬等,《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台北:中研院,2002)。

Tzeng, Shih-jung. From Ho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中文書名:曾士榮:《 從本島人到本省人:台灣國族意識的起源與發展》'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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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民主論壇 >> 台灣文學ing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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