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26,2012 12:24

No.307-歷史不是「大人物」的傳記 ~~評傅高義著「鄧小平改變中國」 [阮銘]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有兩句名言。

        一句是早年講的,「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精華」,「無數傳記」包括少數大人物和多數小人物。在那個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卡萊爾被譽為「平民的先知」。
        另一句是晚年講的,「世界史是大人物的傳記」。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把一個時代的中國歷史,與鄧小平這個大人物等量齊觀,屬於卡萊爾晚年史觀的作品。

        假如傅高義寫的是他個人眼中的「鄧小平傳」,我無需置評。然而他把「改變中國」這個無數人創造的歷史,歸之於一個「20世紀世界史上無人能比」的「大人物」鄧小平,而且以貶低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等未必比鄧小平「渺小」的人物,來襯托鄧小平的「高大」,較之於中國官方史學,有過之無不及。

        1992-1993我在哈佛,傅高義和他的夫人艾秀慈,是若瑛和我的房東。他們住在一層,我們住在他家的三層,常一起聊天。每天早晨,傅高義還和我們同練太極拳,由住在一條街上的王若水做教練。後來若瑛和我回普林斯頓,王若水和馮媛就搬過來成為他們的新房客了。

        傅高義曾送給我他的名著「日本第一」和「廣東先走一步」,我回贈他我的「鄧小平帝國」。他當時對我說,將來他也要寫鄧小平。

        我聽了很高興,覺得他總是「先走一步」。因為哈佛的麥克法夸爾、史萊姆等都還在研究毛澤東。而我認為毛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當代史的重點,應研究鄧小平。傅高義有此見識,表明他的現實感強,那已是20年前的事了。

        這回他的新作出版,買來一閱,難掩失望,洋洋50餘萬言,材料相當豐富;但整體而言,對鄧個人及其「改變中國」的歷史評斷,沒有跳出中國官方「鄧小平年譜」的窠臼。

        傅高義是社會學家,非史家。他重視調查訪談,讀他的書,細節生動,引人入勝;但掩卷沉思,缺乏對人物和歷史的準確評價與剖析深度。更由於他生性樂觀,偏愛日本與中國文化,筆下難掩讚譽過度與批判精神的貧乏。

        譬如「日本第一」,他沒有看到日本超速發展付出的沉重代價。對此湯因比早就指出:

        ~~~~日本在物質上獲得成功,是以損失其生命力和創造力為代價的。一個國家即使像日本那樣成功地效法西方,它是除了在無從釋放新的創造能量的基礎上,僅僅擴大被模仿國機器生產的貨物數量,其他便一無所獲。

        一個國家若不能提升自己永續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其發展終將停滯以至衰退,就像日本後來那樣。

        如果說,傅高義在日本發展戰略上,未能洞察其經濟哲學的失誤;那麼他在鄧小平的中國發展戰略上,未能洞察其背離時代精神、經濟哲學與政治哲學的雙重失誤。

        在經濟哲學上,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和盲目追求GDP增長,代價豈止於生命力和創造力的無從釋放,其造成的生態破壞、資源浪費、貧富懸殊、治安敗壞、生存環境惡化、官員貪瀆腐敗等等,對人民和國家帶來的損害,恐難以挽回。

        在政治哲學上,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是開放式民族主義專政(Nationalist Dictatorship),違背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時代精神與普世價值。

        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富起來」和「反自由化」大戰略,只是少數權貴階層、跨國公司和大商人掠奪國家,壓榨勞工,扼殺大多人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惡政。中國多數老百姓仍然既貧窮又不自由。

槍指揮黨、槍指揮國的「第二代核心」

        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從傅著中選擇「鄧小平改變中國」歷程中若干重要環節作一簡評,願與傅教授商榷。

        第一,鄧小平在11屆3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的問題。傅著的說法既非事實,也不合法。如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沒有成為「頭號領導人」,鄧小平也沒有在11屆3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包括鄧小平,在11屆3中全會上有改變「頭號領導人」的想法。這種說法是後來的篡改。

        鄧小平在自己的講話中,也明確提到:「讓我們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為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規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只是在編「鄧文選」時,被篡改歷史專家胡喬木、鄧力群篡滅了而已。

        「為首」,即「頭號」之意。華國鋒「頭號領導人」地位的變化,前後經歷「分權」和「取代」兩步。

        第一步是1980年2月11屆5中全會,設立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政治局常委,分散了集中於華國鋒一身的黨、政、軍權力。

        第二步是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共8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華國鋒請辭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會上有人提議由鄧小平一人取代華辭去的職務,鄧小平拒絕。鄧推薦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說他自己「可以擔任一段時間軍委主席,以便培養新的比較年輕的同志將來接替」。

        後來鄧小平以軍委主席身份凌駕全黨,前後廢黜兩屆「頭號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揚,最後公開自封「第二代核心」,都是非法的,是「槍指揮黨」、「槍指揮國」。

        鄧小平依靠的除了軍隊,是一群「大內佞臣」如薄一波、王震、胡喬木、鄧力群之流,以他們製作的「小報告」排賢忌能!

        胡耀邦被鄧小平廢黜前,鄧樸方對胡德平說:「快讓你爸去找我爸吧,王震、鄧力群他們整你爸材料送到我爸那裡一大堆了!」

        第二,11屆3中全會後兩條路線之爭。所謂鄧小平在3中全會作「主題報告」、「制定改革開放路線」、「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等等,都是胡喬木、鄧力群們事後設計,不符合歷史真實 。

        3中全會的主要貢獻,是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解放了思想,掃除了改革開放與平反毛澤東時代大量冤假錯案的意識形態障礙。

        再就是肯定民主,如葉劍英所言,「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3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後來也被胡喬木、鄧力群砍掉。

        至於所謂「鄧小平主題報告」,是他出國訪問回來,中途參加會議感到形勢變化,他和胡喬木寫好的那個講話稿拿不出去了,才找胡耀邦臨時組班起草的急就章。「主題」就是會上早已展開討論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那段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話,是照錄周揚的原話。

        僅僅3個月後,鄧小平就背棄自己在3中全會講的「解放思想」和「民主」,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用鄧小平的「凡是」取代毛澤東的「凡是」。這才是「鄧小平帝國」延續至今的治國綱領。

        3中全會後的事實是:華國鋒檢討兩個「凡是」是真誠的,會後支持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深入討論解放思想和民主。華國鋒第一個對胡耀邦草擬的會議開法和引言表達支持,請胡耀邦幫他準備講話稿。胡喬木向華國鋒兜售他的反右主張,遭華嚴詞拒絕。

        傅高義在這裡有一個細節錯誤,鄧小平在訪美前,確曾表示支持討論民主,建議組織班子寫民主問題大文章,但不是要胡耀邦、而是要胡喬木組織。結果是胡喬木為鄧小平組織了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大文章。

        傅著斷言「只有鄧小平才能改變中國」是錯誤的。「假如」鄧小平不廢掉華國鋒、不氣走葉劍英,政治局常委正常行使職權制衡兩個婆婆(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的工作要好做得多,絕無可能被兩個婆婆非法廢掉,「六四」屠殺更不可能發生。

普世價值與「反自由化」之爭

        第三,傅著忽略鄧小平導致中國歷史倒退的一個關鍵環節:12屆6中全會圍繞「精神文明決議」的普世價值與反自由化之爭。

        傅著長於描述細節,較有趣的大小事件幾無遣漏。但不知有意或無意,獨獨遺漏了1986年從北戴河打到北京、在12屆6中全會大辯論、直接影響中國命運的「精神文明決議」之戰。

        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決議,肯定了自由平等普世價值,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文件強調「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一開始鄧小平支持胡耀邦,在北戴河說,「文件不錯,可以印發大家討論了。」文件草案發出之後,立即遭到胡喬木、鄧力群們的攻擊,他們另搞出一個修正稿,得到陳雲、李先念支持。但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向拉」,仍表示支持胡耀邦起草的決議。

        然而到了北京12屆6中全會上,鄧小平180度大轉向,講了一大篇「反自由化宣言」,取代「決議」成了全會「主題」,後來又用作廢黜胡耀邦的武器!

        胡耀邦起草「精神文明決議」,把改革開放與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相聯結,為中國未來發展指出了一絛匯入時代精神的光明之路。

        而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堵塞了這條光明之路,把中國的發展,走向專制恐怖、不公不義、動盪不寧的境地,終於導至「六四屠殺」悲劇。

        第四,「六四」屠殺的是非。我想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容易判斷、最容易回答的問題。你去問毛澤東,他也會說,「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

        傅著在「天安門悲劇」一章的最後,專門寫了一節「假如」,前後共用了18個「假如」以尋找答案。終於以「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作結。

        細讀全文,可以看出傅高義寫這一節極費心思,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然而他的答案說出來太沉重,所以只好說,「我們不知道答案」。

        請讀他的這些話:

        ~~~~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20年裡,中國人民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成長,甚至是奇蹟般的成長。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過上個世紀。

        ~~~~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裡獲得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之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雖然行文曲折,像中國文人;意思還是明白的,像美國學者。「答案」就是肯定「1989年春天的事件」,已給中國人民帶來「舒適生活」和「民族自豪感」,而且將是「未來歲月通向自由之路」的「重要因素」。然而畢竟今天中國人民沒有自由,所以「答案」尚待實踐檢驗。

        問題的癥結在於,「六四」屠殺以後中國人民努力獲得的成就,有何理由歸之於鄧小平及其屠殺,這裡有何因果、邏輯關係?難道沒有鄧小平的屠殺,中國人民的生活和自由會比今天更糟嗎?

        第五,「九二南巡」,確立開放式民族主義專政。

        傅著極為重視鄧小平「九二南巡」,設有專章「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1992」詳加論述,作出如下評價:

        ~~~~他以87歲高齡毅然踏上南巡之路,以確保中國在加快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他引導中國完成了艱難過渡,從落後、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現代化經濟強國。

        ~~~~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生活做出貢獻方面,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對世界史產生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傅著陷入民族主義價值觀的迷津

        傅著把鄧小平冊封為20世紀世界史上無人能夠相比的偉大領袖,令人難以置信。

        且不說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偉人的無比貢獻,如霍金所言,「世界這100年的變化,超越過去任何一個世紀,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帶動了科技的突飛猛進。要為這些進展找個代言人,非愛因斯坦莫屬。」

        即以20世紀政治家而言,當納粹法西斯橫行歐洲、日本軍國主義血染亞太之際,邱吉爾與羅斯福力挽狂瀾,高舉「大西洋憲章」和「四大自由」旗幟,聯合全球尋找自由的人民打敗希特勒,使人類免遭種族滅絕之災!其貢獻難道不能與鄧小平相比?

        再以鄧小平的同時代人,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擔任大國領導人的雷根相比。雷根站在柏林牆前說:「推倒這座牆吧!」且不說雷根和美國在歐洲自由化中的歷史作用,雷根說出了一切「尋找自由」的人們的心聲!而柏林牆終於在1989‧11‧9倒下!

        而鄧小平呢?把坦克開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尋找自由」的中國少女少男們,為了消滅她(他)們稚嫩的心中那點微弱的希望之火,以鞏固他的黨和他個人的「民族主義專政」!

        是誰偉大?是誰渺小?

        再以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中國戰友們相比,在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群體中,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項南、任仲夷、周揚、王若水、朱厚澤等的主張和貢獻,都比鄧小平更合乎時代精神與人民需要,均被鄧、陳兩個婆婆打擊排斥、飲恨而終。

        即以傅著強調的人民生活而言,胡耀邦的見識與貢獻,均遠遠超過鄧小平。

        鄧、陳兩個婆婆都「重生產,抑需求」,走民族主義「富國強兵」之路。胡耀邦卻說,「生產是手段,人民消費才是目的」;「是消費促進生產,不是抓革命促生產」;「我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是為人的需要生產!」胡耀邦的正確主張,被兩個婆婆指責為「鼓吹高消費」!

        胡耀邦在民間看見一塊匾:「強國富民」。胡耀邦說,「要倒過來唸,民富國強,有民才有國,要藏富於民;人民生活幸福,有文化,有智慧,有自由,有創造力,國家才能強。」

        比較一下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國權比人權重要,我們從來不聽人權、自由那一套!」

        是誰偉大?是誰渺小?

        現在我也來一個「假如」:

        ~~~~假和鄧小平能夠平等地與上面列舉的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等十個政治家、改革家、哲學家朋友合作治國,而不是聽信身邊那幫佞臣,把自己的戰友一個個整肅掉,中國會更壞,還是更好?

        為什麼一個中國的好朋友,熱愛中國的美國學者,會發生如此的判斷錯誤?

        傅著本身作出了解答,傅高義寫書時,自覺或不自覺地滑進了鄧小平的立場,以鄧小平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取代了自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感情超越了理性,失去了批判精神,因而陷入自以為客觀公正、卻主觀片面的迷津。

        傅著寫到鄧小平的個人性格時說,「鄧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的人,在家人之外,待人就像對待有用的工具。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國家的事。」

        又說:「鄧小平及其使命:他將完成近200年來其他人試圖實現的使命: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自由魂」,還是「民族魂」?這就是鄧小平與胡耀邦,與一切「尋找自由」的人們在價值觀上的根本分歧。

        在胡耀邦和一切認同自由價值的人看來,人是目的,人是第一位的,人是國家的主人,有人才有國,國家只是用來維護人的自由、幸福、安全的工具。

        鄧小平則相反。國家是目的,人只是「有用的工具」。不好用時,可以丟棄,可以計劃生育計劃掉,可以派軍隊坦克消滅掉;都是「他認為對國家最有利的事」,「是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沒有「自由的人」,只有「有用的工具」的國家,是什麼?

        不就是只剩下一個人的意志、「朕即國家」的「鄧小平帝國」嗎?

        「鄧小平帝國」,即「開放的民族主義專政」國家。

        自由的主要敵人,1945年之前,是法西斯主義;1945至1989年,是共產主義。1989年之後,是民族主義。

        中國人民要真正立足於人類的自由時代,必須跨越鄧小平的「民族魂」,找回「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條件」的「自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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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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