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9,2012 11:18

No.306-「自由魂」:六個獨立知識分子的命運 陳寅恪 魯迅 胡適 蔣渭水 殷海光 鄭南榕(三) [阮銘]

《編按》本文為作者在殷海光學術基金會「自由主義與在地生活」講座(2012月6月9日)的講稿

三、從「自由中國」到「自由時代」

        胡適1949年離開中國,再未回去。他領銜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時,自己去了美國。在台灣主事的是雷震和周圍一群自由派知識分子,有殷海光、夏道平、張佛泉、張忠棟、傅正等。

        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穩,美國政府對蔣不信任。蔣派胡適赴美遊說,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卻要胡適領導自由派人士取代蔣,胡適當然不屑理會。
        蔣介石為對美示好,也需要利用自由派人士。「自由中國」實際負責人雷震,曾被蔣聘為國策顧問。韓戰爆發後台灣局勢轉穩,美援到手,蔣介石就變臉了。

        1951年6月,「自由中國」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受到「軍事機關」壓力。「自由中國」被迫妥協,表示道歉。胡適對此寫了抗議信。他說:

        ——我因細想,「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我正式辭了「發行人」的名銜,一來是表示一百分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1954年7月,「自由中國」刊登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批評蔣經國的「救國團」假教育之名行黨化之實,對學生實行奴化教育,與民主制度的目標背道而馳。蔣介石勃然大怒,下令開除雷震黨籍。國民黨秘書長唐縱說,雷震到台灣沒有登記歸隊。蔣說,「沒有黨籍也要開除!」

        之後矛盾繼續激化。1957年7月至1958年3月,「自由中國」就「今日問題」連續發出15篇社論,全面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司法、新聞自由等各個層面。其中殷海光寫的一篇「反攻大陸問題」,被指控為「反攻無望論」,國民黨為此發動圍剿「自由中國」。

        1960年,「自由中國」連續發表「七論反對黨」,並從言論付諸行動。雷震宣布李萬居、高玉樹、雷震為新黨發言人,吳三連、郭雨新、齊世英等17人為召集委員,雷震任秘書長。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發行第23卷第5期後被迫停刊。

        9月4日,雷震以「包庇匪諜」被捕。蔣介石指示「刑期不得少於十年」。

        胡適從參與「自由中國」到晚年自美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始終對蔣介石在台灣實現自由民主抱有幻想。在胡適的立場上,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可以相容。他視蔣介石為「民族英雄」,相信民族主義也能容忍自由主義。

胡適:「總統能不能把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對待今日組黨的人?」

        胡適在美國時一再寫長信給蔣介石,勸他實行民主憲政,讓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中國」。他寫給蔣介石的建識都很具體,例如:

        ——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黨並立基礎之上,國民黨必須拋棄「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心理習慣。

        ——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

        ——國民黨可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

        ——言論自由必須由政府明白表示容忍一切具體的政策批評,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無論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可批評。

        蔣介石在抗戰後期著作「中國之命運」中,明確宣佈他的「兩個大敵」,就是「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胡適對蔣介石的進諫,無一言被接納,是必然的。

        1958年4月,胡適回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兩年後就爆發雷震案。胡適在蔣介石面前痛切陳辭,最後連一個雷震都救不出。這可以說是胡適的自由主義悲劇。

        胡適的自由思想光芒,主要照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與對國民黨訓政的批判。晚年已逐漸暗淡,如反對黨問題,本來是胡適的一貫主張,卻始終寄托於蔣介石的「雅量」。雷震案之後,胡適依然對蔣介石表達自己的「盼望」如下:

        ——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織一個政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

        1962年2月24日,胡適於中央研究院舉行酒會時心臟病猝發去世。

        在白色恐怖的漫漫長夜,台灣知識分子中發出閃電雷鳴般自由思想最強音的,是殷海光。

        從創刊到最後一期,前後十一年,殷海光是「自由中國」的「自由靈魂」。他是一個在說假話的時代,堅持說真話的自由思想家。「有什麼說什麼,該怎麼說就怎麼說」,是他寫作的準則。

        「大江東流擋不住!」是殷海光為「自由中國」最後一期撰寫的社論。他寫道:

        ——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大多數人的共同願望,總有實現的一天。自由、民主、人權,決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人能永遠阻遏的。少數人阻撓、打擊多數人願望的動作,必將在公意之前停止。自由、民主、人權,一定會在大家的醒覺和努力之中真正實現。

殷海光:「真正的知識分子為真理與整個時代背離不足為奇」

        在1960年代,殷海光備受國民黨政府迫害,包括文字圍剿和生活壓迫。國民黨御用文人學者攻擊他是「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誣陷他「從事煽動顛覆」!

        1964年政府停止他的「國家發展科學補助金」,查禁他的著作,中斷他的版稅收入。1966年7月他被台大解聘,失去生活基本保障。1967年他罹患胃癌。

        1969年9月16日,這顆孤獨的自由之星隕落了。

        在40年國民黨恐怖統治的長夜中,那正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集體失語的子夜時分。殷海光留下了關於「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文字,是他的自我寫照,也是他對台灣未來知識分子的期待。他說:

        ——作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得付出生命的代價。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只問是非,不管一切」,只對他的思想和見解負責,根本不考慮流行的意見,不考慮別人對他思想言論的好惡情緒反應,不考慮他的思想言行引起的結果是否對他有利。

        ——一個知識分子為了真理而與整個時代背離不算希奇。旁人對他的恭維,他不當作「精神食糧」。旁人對他的誹謗,也不足以動搖他的見解。世間的榮華富貴,不足以奪去他對真理的追求。世間對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這是人間難免的事。

        殷海光在台大教書時,有一些追隨他的門生。他們曾與黑暗勢力戰鬥過,如陳鼓應、王曉波等。然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在隨後洶湧而至的民族主義大潮中,不是飄浮到「大中華民族主義」那一邊,就是飄浮到「台灣民族主義」這一邊。

        殷海光期待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典範的出現,要等到1980年代中期,破曉前的黑暗時分。他就是「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運動」 的發起人,台灣「自由時代」周刊創辦人鄭南榕。

        鄭南榕是誰?就是殷海光所指的「為了真理而與整個時代背離」的「真正的知識分子」。

        鄭南榕追求的「真理」,是「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自由時代」。而台灣當時所處的,是國民黨戒嚴統治下「以言治罪」的「不自由時代」。這就是「整個時代的背離」。這就注定了鄭南榕必須為自由「付出代價」,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鄭南榕對自己的定位,是「做一個鷹派的黨外」,「鷹派之道無他,永不屈服而已」。

        鄭南榕就是始終如一、永不屈服的「自由魂」。

        什麼叫「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不分藍綠統獨 ,都享有充分的表達自由。自由是最高價值,任何人都不准為任何言論設限。

        這也表現在「自由時代」雜誌社的結構上:創辦人兼總經理鄭南榕,總監李敖,社長陳水扁。鄭南榕當然了解李敖是堅定統派,「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當然也包括統派的言論自由。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打倒那個「以言治罪」的「不自由時代」。

鄭南榕:「什麼叫民主鬥士?這樣就是!」

        鄭南榕不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言行一致、筆與劍並用的自由戰士。他在「有熱血、有膽氣、就組黨,呼應施明德的絕食呼籲」一文中說:

        ——立即組黨!毫無猶豫地組黨!先找到二百名不怕死的人當發起人,我也願為那二百志士之一。國民黨抓去一個,就補齊一個;抓去十個,就補足十個;二百個統統抓走,重新再找二百個。什麼叫做民主鬥士?這樣就是!

        他是1985年7月寫的,而且付諸行動找人。第二年民進黨成立,當時他在獄中。

        「自由時代」在1988年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出版的那一期,刊載了許世楷起草的台灣憲法草案。

        這部憲法草案提出一個新思想,就是超越血緣、族群、省籍、語言、文化差異,主張「台灣的四大文化集團,都是台灣人」。他們是:
(1)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
(2)福佬語系;
(3)客家語系;
(4)北京語系。
        新憲法草案強調,「四大族群生來平等,任何族群不得壓制其他族群」。

        過去的獨立運動,往往偏於族群與階級的訴求,難以代表社會大眾的共同心聲。這部新憲法草案,表達了台灣多元移民社會尋求自由平等獨立的共同理念,自然引起尋找精神武器的自由戰士鄭南榕的高度共鳴。

        鄭南榕是所謂「外省」人,他的夫人葉菊蘭是客家人,他們都是尋找自由的台灣人。鄭南榕敏銳地感到,這部立足於自由平等普世價值,為一切台灣人爭自由平等獨立的憲法草案,是團結台灣四大族群,掙脫奴役鎖鏈,共同跨進自由時代的新的精神武器。

        法國學者艾奈斯特若南(Ernest Renan)說:「憲法是國家的靈魂」。憲法又是「公民與國家的契約」。

        國民黨從南京帶來的那部「憲法」,是死去了的國家的死靈魂,與台灣的現實、台灣的公民毫無關係。這死靈魂必須廢棄,從新憲法中找回台灣的自由靈魂。

        那時的台灣,正當蔣經國去世後國民黨政權的不穩定時期。蔣經國晚年雖已解除戒嚴,但鎮壓民眾的「黨國機器」——黨、政、軍、警、憲、特專政體系,依然在日夜運作。

        鄭南榕遭到國民黨政府起訴,起初的「罪名」是「妨礙公務」與「妨害自由」。1989年1月21日,高等法院檢察署又改為「涉嫌叛亂」罪簽發傳票。

        鄭南榕於1989年1月27日第一次法庭受審後,宣佈不再奉陪如此荒唐的庭審。他說:「人民有知的權利,言論自由不容侵犯!」

        為了捍衛「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鄭南榕堅守「自由時代」雜誌社陣地七十一天,日夜不離。他宣告:「他們休想活捉我!」

        4月7日那天,侯友宜率領一群刑警入侵「自由時代」雜誌社抓他。鄭南榕把身邊的女兒鄭竹梅交給前來聲援的朋友,挺身拒捕,引火自焚,結束了他尊嚴的一生。

        如果說,殷海光早逝在濃重黑暗的子夜;那麼鄭南榕的獻身,是在破曉前的黑暗時分。當時的政治形勢,假如自由力量團結一致聲援鄭南榕, 有可能迫使國民黨知難而退。民進黨若動員社會力量與鄭南榕一起「堅守自由陣地」,侯友宜衝得進去嗎?

        然而民進黨卻因內部紛爭放棄支援鄭南榕,準備好的黨中央支援聲明壓下不發。據許世楷夫人盧千惠的回憶錄記實:

        ——1989年1月22日,民進黨新潮流派系洪奇昌訪日。許世楷、盧千惠夫婦提出對鄭南榕案發動聲援時,洪奇昌表示:「鄭南榕不是民進黨員,又不是基督徒,不能期望有聲援蔡有全、許曹德案的行動。」

        ——新潮流派系另一要角吳乃仁在出訪美國時說:「鄭南榕沒什麼啦!麥睬伊(別理他),伊是抓耙仔(間諜)!」

        就是這樣,鄭南榕孤軍奮戰七十一個日日夜夜,在自由之敵搜捕下,為理想和尊嚴獻出年輕的生命。

        更可恥的是,第二天各大報的報道,誣蔑鄭南榕「瘋狂拒捕」、向追捕者「投擲汽油彈」,企圖把鄭南榕醜化為「恐怖分子」或「精神病患者」!請看:

        「自由時報」:「鄭南榕拒捕,19員警遭汽油彈灼傷。」「民進黨內部有爭議,強硬聲明與黨中央聲援臨時取消。」

        「台灣時報」:「內政部長許水德在立法院表示:警方到了鄭宅按門鈴時,三樓即丟出11枚汽油彈。」

        「聯合晚報」:「市警局高級官員表示,鄭南榕在引燃汽油彈後,呈瘋狂狀態,除向警方攻擊,也對在場同仁攻擊,要他們同歸於盡。」

        過了兩天,率隊前往「自由時代」雜誌社搜捕鄭南榕的刑事組長侯友宜才改口表示:「所有錄影帶中都沒有鄭南榕投擲汽油彈的鏡頭。」

        是誰「瘋狂」?是堅守「言論自由陣地」絕不放棄,不屈而死的自由戰士鄭南榕?還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衝擊下垂死掙扎、無恥造謠的國民黨罪惡統治?

        我想起了辛亥革命前,被罵「章瘋子」的章太炎,1906年6月上海出獄東渡日本,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的那次演講。他說 :

        ——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

        ——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傳說某某有神經病,某某也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顯現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要不得呢!

四、自由主義失語,民族主義崛起


        鄭南榕為自由獻身之時,正是自由主義思潮達到高峰後陡然下降之前。

        從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到1980年代,在與自由之敵共產主義的思想搏鬥中,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學說上均有所發展。我想提出其中的兩位,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和印度經濟哲學家森(Amartya Sen)。

        森寫了一本「Development as Freedom」,與羅爾斯的「Justice as Fairness」,正好配對。中文本譯作「經濟發展與自由」和「作為公平的正義」。我看不如譯為「發展即自由」和「正義即公平」。

        這兩位作者回答了自由主義歷史上自由與平等、公平與效率孰重的長期爭論。他們都視自由與平等、自由與發展為不可分割的基本價值。或者說,自由價值本身即包含平等與發展。

        森認為: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人,是人的自由與平等;經濟發發的手段也不能背離人,不能背離人的自由與平等。因為發展不能離開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實現,而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普遍實現,不能離開自由平等的社會環境。

        這是真正的經濟自由主義,與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把人當做發展的手段或工具的偽自由主義針鋒相對。

        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第一條是平等原則:平等是絕對的,即每個人都具有與其他人同樣的自由相容的基本自由權利;第二條是差異原則,或不平等原則:不平等是相對的,即社會合作中利益與負擔分配的差異,應有利於境遇較差的人。這樣的社會才是公平正義的。

        羅爾斯的「正義論」,1971年初版是綠色封面,哈佛學子稱之為 「綠魔」,以示其魔力般巨大的震撼力。

        在羅爾斯「正義論」問世後的20世紀70-80年代,自由主義群星璀璨:羅爾斯、哈耶克、波普、伯林、德沃金、阿倫特,競相閃耀在自由的遼闊天空,催生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全球笫三波自由民主浪潮,從中南歐開始,席捲全球,直抵柏林牆,衝向共產奴役制度的最後壁壘。

        然而當人們聚集柏林歡慶自由的勝利,期待將自由民主浪潮繼續推進時,自由派卻迷失了航向。

        有人以為,法西斯主義與列寧史達林主義均被擊敗,自由主義已失去對手,可以從思想戰場撤退了。風行一時的自由派代表作,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正是如此宣告:

        ——人類的意識形態鬥爭已經終結,自由經濟與憲政民主已定於一尊。

        但歷史沒有終結。舊的自由之敵——共產主義尚在垂死掙扎,新的自由之敵~~民族主義已經迅速「崛起」。而自由派不是失語,就是化身為民族主義的影子——偽自由主義。

        19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也曾在毛澤東去世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度興起。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曾高度肯定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決議」指出:

        ——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鬥爭中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拒絕接受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任何國家要發展進步都是不可能的。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把當代世界的先進科學技術、經濟行政管理和有益文化學到手。不這樣做,就是愚昧。對外開放不僅適用於物質文明建設,而且適用於精神文明建設。

        這在實際否定了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

        鄧小平怎樣回答呢?一面在十二屆六中全會舉手贊同通過胡耀邦起草的「決議」,一面在會上發表那篇導致胡耀邦下台的「反自由化」講話。鄧小平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現在群眾中有一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第一件做了什麼事?就是取消「憲法」的一條「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反自由化」要講10年、20年!

        會後,鄧小平又追加50年。他說:

        ——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20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50年,一共70年,反到2056年!

        接著是1987和1989,鄧小平以「反自由化不力」之「罪」,先後把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趕下台,以血腥鎮壓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維護其「鄧小平帝國」的統治。

        然而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的崩潰,已經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法繼續「堅持」;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更是對「鄧小平帝國」一黨專政體制的致命威脅。

        於是鄧小平祭出民族主義與偽自由主義結盟的新意識形態,叫做「兩手硬」。

        一手以民族主義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黨國極權制度不變。

        另一手與偽自由主義結盟,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旗號下,「堅持改革開放」。其實質是黨國權貴資本支配下不平等競爭的偽市場經濟和偽全球化。

        在現實社會中,沒有自由的平等是奴隸的平等,是假平等。像「毛澤東帝國」的人民公社,一群被平等地綑綁在國家土地上的不自由的奴隸,無法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

        而沒有平等的自由是特權的自由,是偽自由。中國已走出「毛澤東帝國」不自由的假平等,走進鄧小平帝國(包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不平等的偽自由。

        鄧小平的新戰略 ,符合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以不平等競爭向全球擴張的利益。雙方一拍即合。

        出身華爾街高盛公司、當上副國務卿的佐立克,成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主編和「鄧小平理論」闡釋者鄭必堅的合作夥伴。兩人從北京對話到華盛頓,發明出用「Stakeholder」這個新詞來定義美中關係。

        「Responsible Stakeholder」,意思是「負責任的合夥人」。其奧秘是:

        美國把「實體經濟」的製造業,從飛機製造、汽車製造,到高科技資訊產業,如iPhoneiPad生產線,大量轉移中國;利用國家控制的土地資源和廉價「農民工」,降低成本,擴大生產,佔領全球市場,幫助中國「和平崛起」。

        中國利用國際貿易順差,購買美國債券和華爾街「金融衍生性商品」,幫助華爾街在全球擴張「虛擬經濟」。這種「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國際分工」,使中國政府積累巨大貿易順差購買美國債券,成為美國的大債主和大股東。

        這巨大財富從哪裡來?從中國億萬「農民工」的生命與血淚,從耕地住房被強佔強拆,從國家資源被破壞,從生態環境被污染而來;其付出的代價和造成的隱患,永遠無法彌補。

        這一切美國的決策者不懂嗎?

        懂!葛林斯潘那本「我們的新世界」寫得很清楚:美國的實體經濟萎縮,虛擬經濟增長超過實體經濟幾十倍。葛林斯潘認為,這種增長是「非理性繁榮」;但只要保持「中國製造,美國消費」的「國際分工」,這種「繁榮」就可以在「全球化」中持續下去。

        這就是葛林斯潘心目中的「新世界」,即華爾街與中南海的黑暗聯盟,讓受貪欲與權勢欲支配的少數特權貴族,操控全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權力。

        歐洲和其他國家也迅速跟進,競相把製造業轉移中國。這就是全球經濟失衡,工作機會流失,貧富兩極分化,爆發金融風暴的根源,也是「茉莉花革命」和「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根源。

        這種偽市場經濟和偽全球化,事實上只是資本和商品及少數控制資本和商品的特權貴族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必然導致金融資本和廉價商品在全球自由泛濫,工薪階層被禁錮於低工資與失業鎖鏈,「異化」為資本和商品的奴隸。這就是1%的自由意志,剝奪99%的自由生機。

        這種畸形發展的意識形態工具,就是民族主義。

        鄧小平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是假借抽象的「民族」、「國家」、「集體」之名,否定普世價值,否定民主憲政,否定公平正義,壓制一切人的自由人權。鄧小平說:

        ——人們支持人權,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他們那一套人權、自由,是維護恃強凌弱的強國、富國的利益,我們從來不聽那一套!

        民族主義是暴政與戰爭的意識形態根源。

        希特勒靠民族主義對內實行暴政、對外發動戰爭。

        毛澤東靠「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馬克思加秦始皇」,奪取與鞏固專制恐怖政權。

        鄧小平帝國宣揚「國權至上」、「中華民族復興」、「儒家社會主義」,在全球廣建「孔子學院」,利用民族主義對抗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

        世界上根本沒有所謂「中華民族」,中國政府自己公佈「境內有56個民族」。講「中華民族」,就是「一個民族」統治其他55個民族,毛澤東叫作「大漢族主義」。其實「一個民族」也沒有統治,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統治。

        鄧小平這套民族主義與偽自由主義結合的「兩手硬」,獲得美國政學商界某些權勢人物的支持;或主張美中共治(G2),或主張美中合作(C2),也就是企圖建立操控全球經濟政治的兩國聯盟。         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曾經把1930年代那種集中操控財富的產業王朝稱作「經濟保皇派」。他說 :

        「經濟保皇派形成了新的王朝,它建築在財富集中控制之上,企圖對普通人實行新的暴政。普通人代表國家的情感和靈魂,經濟權利是自由的先決條件,貧者無自由。這是為民主生存而進行的戰爭。」

        今日華爾街和中南海集中控制財富的金融王朝,比羅斯福時代的產業王朝龐大豈止百倍!這個新王朝剝奪全球普通人的經濟自由,侵蝕普通人的情感和靈魂,對普通人實行新的暴政。

        這就是鄭南榕自由絕響之後的世界圖景,它深刻地滲透到台灣社會和台灣人的心靈世界。

        如同殷海光的門生從自由主義轉向民族主義,鄭南榕的戰友也放下「自由時代」旗幟,舉起民族主義大旗。

        台灣知識界的民族主義,一派是「中華民族主義」,一派是「台灣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都是虛構的。無論歷史或地理上,既無單一的「中華民族」存在,亦無單一的「台灣民族」存在。所以這「民族主義內戰」不是唐吉訶德與風車作戰,而是風車與風車作戰。

        在鄭南榕的紀念文字中,我讀到了這樣的「論述」:

        ——追求自由民主,鄭南榕只是跟隨先賢腳步而已;主張台灣獨立,他是第一人。獨立建國是鄭南榕的目標和核心價值,自由民主只是他的手段而己。鄭南榕若地下有知,應希望稱他「台獨的鬥士」,而不是「言論自由的鬥士」、「民主的鬥士」。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把「自由」、「民主」與「獨立」分割、對立?這不是對鄭南榕自由理念的粗暴閹割嗎?

        鄭南榕從來認為「自由」、「平等」、「民主」、「獨立」是不可分割、不容對立的。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國家,一定是獨立的,絕不會受別國支配、奴役!而一個獨立國家,卻可能是不自由國家,如中國。

        鄭南榕發表許世楷的「憲法草案」。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週刊,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鄭南榕找不怕死的人發起組黨,說「什麼叫民主鬥士?這樣就是!」這一切都說明,鄭南榕很清楚台獨與自由、平等、民主不可分,離開自由、平等、民主,台灣人民不可能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

        鄭南榕若有知,看到他的「戰友」閹割他的「自由時代」理念,廢棄「自由」、「民主」,罷黜「百家」,獨尊他為「台獨鬥士」,恐怕會痛心疾首吧?

五、結語:魂兮歸來


        這次講座,我選擇的是一個挑戰性的題目,是準備來接受批判的。這樣的大題目,也很難一下講清楚。         我只是挑出兩岸六位有代表性的自由派人物胡適、魯迅、陳寅恪、蔣渭水、殷海光、鄭南榕,從人們未必注意的故事和角度,勾畫出這一段自由主義的興衰史。

        這六位,都是「自由魂」,不是「民族魂」。大家知道,魯迅蓋棺時,身上蓋的便是「民族魂」大旗,我相信魯迅是不接受的。

        民族主義囂張,壓倒自由主義,一向以「救亡」為藉口。魯迅曾明確回答,不要以為「做自己人的奴隸」就好!

        號稱「自由主義者」的李澤厚,有一個偽自由主義的「理論」,叫做「救亡壓倒啟蒙」!

        救亡怎麼會壓倒啟蒙?救亡需要啟蒙,只有在自由的旗幟下才能救亡,猶如自由希臘戰勝侵略者波斯帝國。         壓倒啟蒙的從來是自由之敵:封建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救不了亡,不是亡於外敵,做外人的奴隸;就是亡於內敵,做自己人的奴隸。

        所以「自由魂」是不能讓「民族魂」取代的。

        台灣在自由民主獨立進程的途中,在鄭南榕為自由民主獨立獻身之後,揀起民族主義捨棄自由主義,丟失了「自由魂」,這是台灣的歷史悲劇。

        到今天,一半人不敢觸犯中華民族主義神主牌,一半人不敢觸犯台灣民族主義神主牌,造成台灣內部分裂,兩種民族主義在「百年慶」鬧劇中瓦釜雷鳴,自由人權、公平正義、民生經濟、國家主權全面失語!

        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的結果,有些人連「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是國家的主人」都不認了,想出什麼「一國兩區」、「台灣之友」!

        我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韙,講這一篇,是希望大家把阻擋台灣人民自由、平等、獨立、幸福的那兩塊民族主義神主牌丟掉,呼喚台灣的「自由魂」歸來。

        願我們大家牽起手來,整齊步伐,重新踏上殷海光、鄭南榕的足跡,共同邁進台灣的「自由時代」!(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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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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