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2,2012 15:24

No.305-「自由魂」:六個獨立知識分子的命運 陳寅恪 魯迅 胡適 蔣渭水 殷海光 鄭南榕(二) [阮銘]

《編按》本文為作者在殷海光學術基金會「自由主義與在地生活」講座(2012月6月9日)的講稿

二、毛澤東時代「無聲的中國」

        自由主義再度復起,是二戰之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推動自由民主浪潮在全球洶湧澎湃。軍國主義戰敗國日本,也在美軍佔領下制定和平憲法,轉型為自由民主國家。

        那時毛澤東也視自由民主為無法抵擋的時代潮流。他在1945年8月從延安赴重慶之前寫的「黨內通知」,判斷中國將「走上自由民主建設新階段」,共產黨「必須適應」。他寫道:
        ——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有條件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承認國民黨地位,造成兩黨合作,走上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中國的主要鬥爭形式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面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

        毛澤東在重慶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訪問時,提出「自由民主的中國」概念。

        ——甘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它將實現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信仰、免於匱乏,免於恐懼)。

        當時政治、軍事、經濟實力均居於優勢的國民黨,有充分條件主導中國的自由民主進程。

        國民黨有四百三十萬軍隊,其中三十九個旅是美國軍械裝備齊全的精銳部隊,在兵力和機動性上佔絕對優勢。

        抗戰結束時國民政府的財經狀況頗佳,國庫黃金、外匯儲備達到歷史最高點。1945年底美元存底超過九億,包括1942年的五億美元貸款大部未曾動支;以及戰時美國政府支付給中國政府四億美元作為償還中國政府為美軍所墊費用。

        1946年初,蔣介石一度接受馬歇爾調解,下停戰令,並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詞」宣示「四項諾言」:

        ——一、人民的自由。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

        ——二、政黨的合法地位。各政黨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並得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

        ——三、普選。各地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

        ——四、釋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漢奸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為者外,分別予以釋放。

        在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的集會上,演說者把蔣介石的「四項諾言」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相提並論,認為這「四項諾言」將揭開中國歷史新頁。

        國際上,美、英、俄均承諾支持中國在蔣介石政府主導下實現和平民主。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為此而來,並允諾和平民主實現,將援助中國經濟復興。若馬歇爾調停成功,「馬歇爾計劃」將在中國先於西歐實行。

        中國錯過了這一歷史機會。急於武力消滅共產黨的主戰派在國民黨內佔優勢,陳誠誇口「三個月解決關外共軍,半年全國解決」。1946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軍事會議上宣佈「全面進攻」,「五個月打垮共軍」。

        到1947年2月底,正好五個月。國民黨從共產黨手裡奪得17餘萬平方公里土地,160餘城。1947年3月初,蔣介石趕走中共駐重慶、上海、南京的談判代表,命令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3月19日佔領延安。

        蔣介石致電胡宗南,「一舉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親率中外記者到延安慶祝勝利。然而這勝利只是象徵性的,他得到了一座空城,從此國民黨在軍事上開始下坡。

        蔣介石的悲劇,是拒絕順應二戰後自由民主的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放棄與美國合作停止內戰。假如他不是選擇戰爭,而是如他在政協許諾的選擇自由民主,毛澤東帝國不會出現,中共不過是民主中國政黨政治中一支競爭力量,如二戰後的法共、義共。

        一場國共內戰,葬送了走向自由的歷史機遇。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毛澤東在「自由民主」口號下贏得了戰爭。毛只是把「自由民主」當作奪取政權的手段,一旦政權到手,共產黨對國家權力的全面壟斷,遠遠超過它所取代的國民黨。

        那時一部分不願受共產黨統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到了台灣,寄望於台灣成為自由主義的「復興基地」,其標誌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誕生。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看「五四」時期那三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

        魯迅已於1936年去世,他未能看到國民黨崩潰與共產黨執政。但可以想像,假如魯迅活著,他的看法恐怕與寫「失掉的好地獄」時一樣。

        魯迅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都被通緝過,也都沒有被抓去。有人曾向蔣介石告密,說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

        ——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可見國民黨敢殺楊杏佛、敢殺李公樸、敢殺聞一多,對魯迅還有顧忌。

        假如共產黨執政魯迅在世,會怎樣?

        此問題雖無可求證,但確有人問過毛澤東。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引1957年毛答羅稷南問時如此回答:

        ——魯迅活著,要麼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周海嬰的理解,就是假如魯迅活到「毛澤東帝國」時代,毛要抓他去坐牢。這理解也不算錯,但毛的原意不是嚇唬羅稷南,而是鼓勵知識分子學魯迅敢想敢說的反潮流精神。

        我在中宣部研究知識分子問題時,調閱過1957年3~4月間毛的南方談話記錄。那是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完「雙百方針」後南下,經濟南、南京到上海,一路找知識分子談話。

        那時共產黨高級幹部90%反對毛的「雙百方針」,中宣部陸定一、周揚贊成。毛就讓他們找黨外知識分子來開會,會議期間毛和這些黨外知識分子座談,都是鼓勵「鳴」「放」的。

        毛在南方的談話,主題還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敢」,多次提出要敢於說話,其中講到魯迅。毛澤東說:

        ——有人問假如魯迅在世,還會不會寫雜文?我看還會寫。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五不怕,不怕挨整、不怕丟官、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殺頭。魯迅關在牢裡也會寫。

        有人說,這是毛「引蛇出洞」,也不是。毛「引蛇出洞」,是在回到北京,聽李維漢彙報章伯鈞、羅隆基等的「鳴」「放」之後。毛說「性質變了」,從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變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了。

        1957年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在黨內傳閱,是「引蛇出洞」的開始。

        「蛇」,就是右派,就是自由派知識分子。毛澤東說:「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贊成民主,反對集中。他們反對為了實現計劃經濟所必需的對於文化教育事業(包括新聞事業在內的)必要的但不是過分集中的領導、計劃和控制。」

        毛澤束獨獨把魯迅劃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之外,稱之為「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推崇魯迅,和他推祟林肯、羅斯福一樣,不是尊重他們的目的和價值,而是把他們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魯迅與陳寅恪一樣,堅持自由主義思想終生未變。所謂魯迅前後期「從進化論到階級論」,那是瞿秋白的觀點,魯迅並不認同。我認識一位魯迅後期的朋友楊霽雲,他因編魯迅的「集外集」,與魯迅交談較多。

        他告訴我,魯迅直到晚年,「野草」中那篇「失掉的好地獄」的看法,始終未變;魯迅對國民黨崩潰後形勢的判斷,和北洋軍閥崩潰之際同樣準確。那是在楊霽雲和魯迅討論馬克思時談到的,魯迅認為馬克思「太書生氣」。魯迅說:

        ——他那個未來的黃金世界,我不相信,將來還有吧兒狗。到那時給我輩大概會發一件紅背心掃街。

魯迅:「崩潰之際,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

        那天聽楊霽雲談到此,我想起魯迅書信中也有類似的話。回家一查,就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上,魯迅提到,「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這不正是三十多年後,「幸存」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寫照嗎?

        毛自稱他的心和魯迅相通,其實不然。尊魯迅為「民族英雄」或「民族魂」,是不懂魯迅的心。魯迅從來不想當「英雄」,他說他沒有「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本領。他更不想當「民族」英雄,他說: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魯迅的心,是奉獻給「不做一切人的奴隸」的自由戰士們的,「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魯迅是「自由魂」,不是「民族魂」。

        我和楊霽雲也討論過「若魯迅在世寫不寫」的問題,結論是「不寫」。魯迅早說過,中國國情與英國不同,甘地絕食,驚動英國議會,牛蘭在中國監獄絕食,只能得到獄卒一句話:「你餓死活該!」

        魯迅知道,他在監獄寫也是白寫,毛絕不會給他發表,倒不如在監獄外「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為好。

        楊霽雲講他自己。1950年代初,馮雪峰邀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有人勸他寫文章,他一概婉拒。「雙百」期間動員他「鳴」「放」,他一言不發。起初他寫過一點個人回憶錄「從楊少爺到楊先生」,自己燒掉了。

        後來魯迅的朋友馮雪峰、胡風都進了監獄,楊霽雲免了牢獄之災。

        「他們太天真,」楊霽雲說,「沒有第二個人像魯迅對中國的黑暗看得那麼精準透徹」。

        1927年,魯迅有一篇演講,題為「無聲的中國」。當時他還能發出這樣的聲音:

        ——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30年後,1957,「整風」、「鳴放」、「反右」,消滅了一切真的聲音。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無聲的中國」。

        留在「無聲中國」的陳寅恪怎樣了呢?

陳寅恪:「最高當局應從我之說,否則談不到學術研究」


        1953年,中國科學院聘請陳寅恪擔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陳寅恪在12月1日「對科學院的答覆」,提出他出任所長的兩個條件:

        ——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陳寅恪說:「這意思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陳寅恪因未獲應允拒絕就任,這是他對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堅持。

        反右後文革前的陳寅恪,已無思想學術自由。他的「論再生緣」一書(1954年出版),因「語涉征東」,由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討論和出版。陳寅恪當面質問胡喬木,憤言「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

        陶鑄主政華南時,敬重陳寅恪的學問和人格,給予相當的照護。文革中陶鑄被打倒,陳寅恪即遭迫害。陳有詩為證: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不屈戰士陳寅恪告別了人間。

        迄今對陳寅恪評價分歧,並不足怪。我想在此一提的,是影響甚巨的錢鍾書。他在1978年出席在義大利召開的歐洲漢學會上,作題為「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報告。錢鍾書在報告中不指名地「譏諷」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沒有「思想性」!錢鍾書說:

        ——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更無謂的問題。         ——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現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裡的考據並不減退嚴謹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看來錢鍾書這位「大學者」的心,的確與自由主義學者陳寅恪相距不可以道里計。陳寅恪的嚴謹考據、細心求證,與他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可分。他研究唐代文學,當然不可忽視唐代社會在女權問題上的時代特色與社會歷史根源。

        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創世紀的女媧傳說,婦女地位從未達到唐代的高度。武則天和楊貴妃,是兩個不同範例。陳寅恪研究楊貴妃,在以此證明男權社會壓迫婦女的「處女情結」並非「從來如此」!這是自由思想與科學考據的結合,是歷史事實內在的思想性。

        錢鍾書譏之為「無謂」,他要「增添」的「思想性」是什麼?「思想性」是可以人為「增添」的麼?

        陳寅恪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徹底,使他在文、史、哲各領域開創新說,不僅以詩證史,還以詩證哲,發現了中古時代詩人「大思想家」陶淵明。陳寅恪說:

        ——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惟其為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並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

        ——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就其舊義革新、「孤明先發」而論,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豈僅文學品節居古今之第一流,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後人往往學陶詩而不可得,是不懂陶詩是自然從心靈湧現,而非刻意「增添」的人為之作。「人為」即「偽」。而陶淵明的「新自然觀」,是「求真去偽」。「自然」不僅指外在世界的真與自由,也指內在心靈的真與自由。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自然」,就是自由,就是真,就是美,就是保持自己的本性。正如陶淵明說他自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是不可人為去「增添」的。

        「新自然說」與「名教說」是對立的。陶淵明視「名教說」為「大偽」,「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 「名教說」把「善」放在首位。「新自然說」把「真」與「自由」放在首位。背離了「自然」,背離了「真」與「自由」,只是「偽善」。

        恐怕這就是錢鍾書和陳寅恪對「思想性」的不同定義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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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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