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5,2012 16:13

No.304-「自由魂」:六個獨立知識分子的命運 陳寅恪 魯迅 胡適 蔣渭水 殷海光 鄭南榕(一) [阮銘]

《編按》本文為作者在殷海光學術基金會「自由主義與在地生活」講座(2012月6月9日)的講稿

        自由主義的主要敵人,1945年之前,是法西斯主義;1945至1989年,是共產主義。1989年之後,是民族主義。

        1989年是歷史的分水嶺,是自由浪潮席捲全球抵達歷史高峰,給舊的自由之敵共產主義敲響了喪鐘;又是新的自由之敵民族主義崛起反噬,自由派迷失方向沉寂失語的開始。

        1989年全球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轉型」:
        在歐洲,1989年11月9日,阻隔自由世界與共產奴役世界的柏林牆被摧毀,和平的人民起義解放了東歐,蘇聯共產帝國走向滅亡,結束了全球兩極對抗、核子武器對峙的恐怖平衡年代。這是自由戰勝奴役制度的第一種「轉型」。

        在中國,1989年6月4日,鄧小平調集二十萬大軍,荷槍實彈,坦克開路,殺進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因悼念改革派領袖胡耀邦引發的學生自由民主運動。這是國家暴力吞噬自由生命於血泊之中,終結自由民主進程,向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沉淪的第二種「轉型」。

        在台灣,1989年4月7日,「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運動」發起人、「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在對抗國民黨政府暴力搜捕中自焚身亡。從此兩種對立的民族主義興起,而鄭南榕的自由之聲卻成絕響。台灣在兩極分化對抗中終結舊制度,形成不穩定的第三種「轉型」。

        今日講座的主題是探討「當代兩岸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消長」。為了尋根溯源,需要稍加回顅兩岸自由主義的源頭——「五四」運動。

一、「五四」時期自由主義的三位代表

        中國把「五四」定義為「愛國運動」,是以民族主義肢解歷史,以「民族」、「國家」的虛偽符號,偷換「五四」的自由靈魂。

        「五四」的核心價值,是「人的覺醒」、「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是確立「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或工具」的東方啟蒙運動。

        「五四」倡導「人的文學」,批判「非人文學」,是東方文藝復興運動。

        「五四」時代,是思想、文化、學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時代」。

        「五四」時期有三位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魯迅、陳寅恪。他們屬於自由主義光譜上的不同位置,如同法國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難分軒輊。

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人說,陳寅恪是保守主義的「學衡」派,一生以文言寫作,反對胡適的白話文運動。

        不錯,那只是語言文字選擇的分歧。在思想文化意義上,陳寅恪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他有一篇「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文」,堪稱典範。陳寅恪寫道: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當時流行的說法,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是為殉清王朝之亡或與羅振玉的個人恩怨。陳寅恪為之辯誣。他繼續寫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是反潮流的卓見。時人多肯定王國維的著述、學說,而指其思想保守,屬前朝遺老。唯陳寅恪高度肯定其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且斷言王國維深恐自由思想文化將遭新的暴力蹂躪而痛不欲生。他說:

        ——凡一種文化價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陳寅恪與王國維,同屬「清華國學四大導師」(其餘二人是梁啟超和趙元任)。陳寅恪是王國維的知音。他稱道王國維的學識,「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他斷言王國維為思想文化自由將遭浩劫而「毋寧死」,是可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洋軍閥政權行將崩潰、國民黨準備上台之際,陳寅恪、王國維深痛自由思想文化將遭劫難的預感,與魯迅相通。

        魯迅屬於自由主義激進的一翼。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直指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吃人」歷史。這不能籠統歸結為「反傳統」。

        魯迅批判的是「大一統,全封閉,超穩定」的官方「正統文化」,他高度肯定從「史記」到「紅樓夢」的「叛逆文化」。他說:

        ——「史記」背「春秋」之義,不拘於史法,不囿於文句,發於情,肆于心而為文,不失為史家之絕唱,千古之謗書!

        ——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

        魯迅認為,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叛逆文化」,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五四」如同義大利文藝復興,是古典文化的再發現和新文化的誕生,二者不可分。如蕭公權,發現了中國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莊子。他說:

        ——莊子的政治思想,是古今中外最徹底的個人主義,亦古今中外最極端之自由思想。

魯迅:「這地獄也必須失掉!」

        魯迅有一篇散文詩「失掉的好地獄」,把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存活的自由思想文化,比做「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而「幾個有雄辯和辣手、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指國民黨)的「臉色和語氣」告訴他的,是「這地獄也必須失掉!」

        魯迅預言那「未來的新地獄」,將「整頓廢馳,添薪加火,磨礪刀山,一洗先前頹廢的氣象」。到那時,象徵自由思想文化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將絕無生機。

        這看法與王國維、陳寅恪不約而同。魯迅寫得早,是從「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作出判斷。王國維看到了事實,北伐軍在湖南殺了葉德輝,從而判斷他的自由思想文化必不容於未來變局,因而選擇「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

        魯迅呢?選擇「躲進」上海租界:「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

        陳寅恪與魯迅所見略同並非偶然,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先知。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就有過一段同窗之誼。1902年,十二歲的陳寅恪,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與同年入學的官費留學生,二十一歲的魯迅同船東渡。他們原是南京礦路學堂的同學,遂同室而居。

        1927年6月2日,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後五十一天,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標誌思想文化相對自由的「五四」時代結束,中國進入「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黨國訓政」時代。

        胡適屬於「五四」自由主義光譜的中間派 。或者準確地說,胡適從「五四」到「九一八」的前期,偏於激進,是「中間偏左」。

胡適:「上海的報紙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壓死了。」

        國民黨初執政時,胡適對「革命政府」踐踏自由人權的「訓政」,是痛恨的。他在1928年5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

        ——上海的報紙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壓死了。

        胡適寫了一系列嚴厲批判國民黨「訓政」的文章,如「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等,遭國民黨御用文人圍剿。

        那時許多國民黨省市黨部要求「嚴懲反革命的胡適」,政府飭令教育部「警告胡適」。蔣介石還親自面對要求任命胡適為校長的清華學生代表說:「胡適係反黨,不能派當校長。」

        胡適首創以「黨八股」這一概念,批判國民黨「訓政」的愚民文宣。後來毛澤東在延安講「反對黨八股」,就是從胡適借用來批判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

        「九一八」之後,胡適的民族主義意識上升。他判斷「民族危機」高於「自由危機」,因支持抗日而支持蔣介石。在知識分子中,這種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緊張」,常常影響他們對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的堅持。

蔣渭水:「人是人,不是人之奴隸」

        台灣自由主義的初起,與中國是同步的。蔣渭水是台灣早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他接受日本大正改革與中國「五四」的起蒙思想,首先提出台灣進入「人的時代」。蔣渭水說:

        ——以前三十年的台灣,可說是偶像全盛的時代。歐洲於三、四百年前的「文藝復興」,才發現「人是人,不是神的奴隸」。台灣人於四、五年前的文化運動,才發現「人是人,不是人之奴隸,不是偶像的愚弄物」,台灣已進入「人的時代」。

        然而蔣渭水的文化啟蒙,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高壓下難以深入民眾,「文化協會」內部又發生分裂。台灣未能如蔣渭水的期待,掙脫奴隸鎖鏈與偶像愚弄,進入「人的時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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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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