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3,2011 21:24

《尋找自由(第二部)》 (十七)天安門辯[阮銘]

        天安門屠殺後中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大倒退,在1991年蘇聯共產黨八月政變前後達到高峰。一股洶湧的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浪潮導致連續兩年的經濟大滑坡。1989年GDP增長率從上年度百分之十一點三降至百分之四點八,1990年再降至百分之三點八。
        鄧小平坐不住了。1992年1月17日下午,他乘專車南下,開始那次著名的「南巡」。有人把鄧小平「1992南巡」與毛澤東「1971南巡」遊說地方和軍隊注意林彪相提並論,以為他又要廢黜接班人了。

        與鄧小平相交、共事六十年(1932~1992)的戰友楊尚昆,也未弄清鄧小平的真意,趕忙緊跟著南下,為老戰友「保駕護航」,助長聲勢。1月22日上午,鄧小平和楊尚昆兩家三代人,在深圳仙湖植物園相逢,有一段交談。

鄧小平:「我們在一起幾十年了哦。」
楊尚昆:「我們是1932年認識的,42、52、62、72、82、92,六十年了!」
(這時,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身揹三部照相機走過來。)
鄧榕(鄧小平小女兒):「他是全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呀!」
鄧小平:「你們楊家有兩個主席了!」
(兩家人還在植物園各種下一棵常青樹-------高山榕。)

        當天下午,鄧小平和楊尚昆在深圳市迎賓館接見深圳市領導人。那時楊尚昆掌握軍權,所以緊跟鄧小平南下稱作「保駕護航」。楊尚昆不會想到,下半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他同鄧小平兩家友情即告終結,不再「常青」。

        江澤民也猜不透鄧小平南廵真意何在,頗為不安,找鄧小平牌友丁關根和鄧小平小兒子鄧質方「通氣」,表白自己對鄧小平忠誠,同時訴說在中央工作的難處。

        鄧小平表示理解,帶給江澤民的話是:「注意同鄧力群保持距離。」那意思很明白,南巡中鄧小平說「警惕右,主要防止左」,「左」指鄧力群們,鄧要江同鄧力群保持距離,表明他炮打的是左派,不是江核心。

        2月21日,鄧小平回到北京。28日,江澤民將鄧小平「南巡」講話要點作為中央文件下發,「要求盡快傳達到全體黨員幹部」。接著,江澤民提出:「中共十四大報告要以鄧小平南巡講話作為貫穿全篇的主線,著重闡明為什麼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中共十四大,是鄧小平「兩個基本點」即反自由化和改革開放「兩手硬」打敗陳雲「鳥籠經濟」的一次大會。鄧小平為十四大挑選的政治局常委,有幾個特點:

        第一,原來三個陳雲鳥籠派常委,姚依林、宋平出局;剩下李鵬,名義上仍是國務院總理,但已無法主導經濟政策。

        第二,朱鎔基進常委,職務上只是副總理,實際掌握經濟大權,號稱「經濟沙皇」。鄧小平推薦朱鎔基時說:「我自己不懂經濟,但聽得懂;我現在推薦朱鎔基,他懂經濟。」

        第三,七十六歲老將軍劉華清進常委,並非如海外評論家所言增加軍隊在中央的決策影響力,而是為江澤民鞏固軍權。

        鄧小平「南巡」時察覺江澤民在軍中無威望,若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掌軍,對江澤民統帥權構成威脅。因此不惜同相交六十年的老戰友「割袍斷義」,在十四大削掉「楊家將」的兵權。

        第四,四十九歲的胡錦濤進常委,比鄧小平自己進常委時(1956年,五十二歲)還年輕,那是對江澤民之後繼續鄧小平路線一百年不變的長期佈局。

        鄧小平為最終確立其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用了五年時(1987~1992),分兩步走以顯示其兩手硬。

        第一步,從逼胡耀邦辭職下台到天安門屠殺,鄧小平的反自由化一手,把自由民主力量從黨外(民主牆,學生民主運動)到黨內(胡耀邦、趙紫陽周圍的民主改革力量)追殺殆盡。鄧小平「除右務盡」決心之大,同他至死堅持「反右派鬥爭」之「必要」一脈相承,足以反證毛澤東視鄧小平為「走資派」之判斷錯誤。

        歷史已經證明,鄧小平是列寧、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實踐的堅持者。他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罪名,打倒胡耀邦、趙紫陽,把這兩位改革元勳從中國歷史上除名,其手段與毛澤東在文革中把開國元勳打成「走資派」,從中國歷史上除名如出一轍。

        第二步,從「九二南巡」到十四大,鄧小平以改革開放一手,迫使陳雲鳥籠經濟派不戰而降。

        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央經濟大權已控制在陳雲鳥籠經濟派手中。因此鄧小平舉家南巡,依靠地方力量炮打中央鳥籠。而地方,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多年來受中央鳥籠派打壓,正伺機而動,鄧小平南來一觸即發。最後在十四大把鳥籠派清除出權力核心。

        鄧小平在十四大的另一改革是取消「顧問委員會」,即取消退休老人干政權。當時有人主張保留一個七、八個人的「顧問小組」,讓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萬里、王震、宋任窮等保留干政權,也被鄧小平否決。

        在十四大結束後五個月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代會上,鄧小平把楊尚昆的最後一個位置國家主席也拿了下來,給了江澤民。這就為他的「第三代核心」全面掌權掃清了道路。所以江澤民說,十四大是他「個人歷史的轉折點」。

        十四大後,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式一黨專政路線,已戰勝陳雲的鳥籠式一黨專政路線。江澤民不再需要看兩個婆婆(鄧小平和陳雲)臉色行事,只要看一人即可。鄧小平也看出江澤民已定下心追隨鄧小平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不再說三道四了。

        鄧小平帝國的日趨穩定,輻射到海外,是「民運」的內鬥與分裂。期待中國共產黨將自行崩潰的精英們從夢中醒來,借「反思」之名,把鬥爭的鋒芒,從屠殺者身上轉向學生民主運動的年輕領袖。

        天安門屠殺六週年的前夕,1995年4月下旬,美國長弓集團(Long Bow Group)製作人韓倞(Carma Hinton)、「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Patrick E. Tyler、台灣「聯合報」系記者薛曉光,還有若干流亡的精英學者,在香港看了一部Carma製作的紀錄片「天安門」。

        據影片製作人宣佈,「這部影片預訂於今年(1995)下半年推出」,那就是天安門屠殺六週年之後。然而「紐約時報」迫不及待,在4月30日就登出Patrick E. Tyler 發自北京的「新聞」,通欄大標題是:

        「天安門屠殺六年之後,倖存者們在策略手段上重新發生衝突」。

        Patrick 寫道,「一部今年將在公共電視台公映的三小時記錄片制作者提供了證實學生中激進主義傾向的新焦點:一卷軍隊鎮壓前五天訪問柴玲的錄影帶。」接著,Patrick引了一段「柴玲的話」,譯成中文是:

        在那(錄影帶)裡,柴玲說,她控制的領導集團的秘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徒手的學生。「我們真的期望流血,只有血洗廣場時中國人民將睜開他們的眼晴」。

        為了「揭露」柴玲有一個誘殺學生的「秘密策略」(hidden strategy),Patrick 在他的「新聞」中兩次重複「引用」這段話,接著寫道:

        柴玲並說,她自己並不準備留在廣場。「我不要被這個政府毀掉」,柴玲在訪問中說。「我要活下去。不管怎麼樣,我就這樣想,如果別人說我自私,我不在乎。」

        於是,所謂「激進派」有一個誘殺學生的「秘密策略」,而柴玲「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新聞」,從「紐約時報」拋了出來。為了突出「新聞」效應,Patrick特別強調,「這些從未完整報道過(have never been fully presented)的話,提供了對1989年群眾示威引發的緊張情境的新的洞察(new insight)。」

        「紐約時報」的「新聞」果然引起轟動。港、台和美國的中文報刊紛紛發表譴責柴玲的文字,赫然的大標題是:

「天安門」紀錄片八九年血淚篇
柴玲的告白 期待天安門血流成河
別人流血 喚起團結 自己求生!
六四悲劇 利己英雄誤導群眾
文革遣毒 道德價值蕩然無存

        我想,這種「新聞」如果登在北京「人民日報」上,人們會打一個問號,先弄清事實再爭論。但它登在美國的「紐約時報」上,人們似乎不假思索即信以為真,立即引起巨大反響。有人主張把柴玲同李鵬一起交付審判。也有為她辯護,說她年輕,說她最後還是與學生留在廣場沒有逃走。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的一篇文章「不要怪柴玲」寫道:「這兩天上課,學生都討論柴玲的事,感到震撼。即令現實慣了的台灣學生,聽了都有些支持不住。」石教授舉了八國聯軍進北京時,慈禧太后一面表現激進,向世界宣戰,一面置拳民生死於不顧,帶光緒逃生等歷史實例,說明「領袖夾在激進風格與逃生需要中,的確很為難」。

        我不知道台灣學生聽了這樣的「辯護」怎麼想?然而我對「紐約時報」報道的真實性有幾點懷疑:         第一,「新聞」導語說,學生領袖們在天安門屠殺六年之後重新爆發了一場策略問題上的「爭吵」(at odds)或「衝突」(clash),還配了一張五位學生在「爭論中」(at the center of a debate)的照片。但據我所知,這幾位昔日學生領袖,今天都在各自的公司或學校忙於工作與學習,並未爆發策略爭論或衝突。我倒懷疑「紐約時報」製造這篇「新聞」,旨在挑起衝突。

        第二,幾年來我與流亡學生領袖有過接觸,與柴玲在普林斯頓大學相處較久,也曾就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各個方面進行過檢討,但從未聽說「激進派學生領袖有這樣的「秘密策略」。

        第三,我自己由於寫「鄧小平帝國」一書,涉及1989年天安門悲劇,查考過當時能夠找到的中英文有關資料。印象中有一個柴玲五月下旬錄影講話,曾在電視和文章中被一再引用。而「紐約時報」引用的柴玲的話,有的似曾相識,有的聞所未聞,是否出自同一來源,啟人疑竇。

        我查了查資料,終於真相大白。原來Patrick所稱,那卷為天安門學生運動提供了「新的焦點」、「新的洞察」的錄影訪問從未「完整報道」是撒謊。

        我的案頭有一本「聯合報」編輯部編的「天安門一九八九」,此書收入了「柴玲五月底錄影講話」全文,約九千字。這篇講話不但六年前已「完整報道」、廣泛流傳,而且早在1990年初,柴玲尚在中國國內逃亡時,胡平已在自己的文章「關於八九民運失敗的結局」中予以引用。

        對照之下,只能證明「完整準確」的是六年前「聯合報」編輯部編的舊版書;「紐約時報」的「新聞」,「新」在一無中生有,二故意曲譯,三斷章取義,四欺騙讀者。

        5月2日,我寫了一封讀者來信,電傳到「紐約時報」編輯部,指出該報那篇報道的錯誤,要求登我的信以正視聽。編輯部不予理會。兩天後卻收到Patrick的電傳,為他的曲譯辯解,卻避而不提他無中生有地偽造「秘密策略」等欺騙讀者的關鍵問題。

        我當天(5月4日)寫了第二封信給「紐約時報」的Executive Editor Joseph Lelyveld,對Patrick的信作出答覆,要求同時發表供讀者判斷。

        「紐約時報」沒有答覆。

        這樣我就只好訴諸其他媒體,我連續寫了「紐約時報在撒謊」、「用謊言剪裁歷史」、「如何重估天安門學生運動」、「文字暴力的殺傷力」、「今年六四的三種聲音」、「末日審判前的賭博」、「民主女神會回來的」等多篇文章,在美國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台灣的「聯合報」和「自由時報」,香港的「蘋果日報」、「星島晚報」和期刊「開放」、「爭鳴」等,均及時登出,總算消了一點毒。

        未想到我的這些文章,卻觸痛了幾位「民運權威」和「知識精英」的神經。原來在他們眼中,「紐約時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有位權威問他周圍的精英們:「這個阮銘想幹什麼?十幾天就寫了十幾篇文章為柴玲辯護,攻擊紐約時報!」

        我想,你們不去弄清事實,就跟著「權威報紙」去圍剿一個女學生難道有理?我根據事實,揭穿「權威報紙」的謊言反倒錯了?

        在這回「天安門辯」過程中,我要感謝一位朋友、華盛頓的廖大文女士。她屬於廖仲凱家屬的後裔,原來是香港的建築師,家境富裕。天安門屠殺後激於義憤,離開香港到華盛頓從事人權運動。她在人權機構工作時成績卓著,卻遭企圖搶奪資源的民運人士攻擊,誣陷她有經濟問題。後來雖經查清還她清白,但精神上已遭很大打擊。

        廖大文女士是我在美國遇到的少數理想主義者之一。在這次爭論中,她同我一樣感到不平,主動幫我翻譯、傳送給「紐約時報」的信件,把我的部分文章譯文傳結給美國有關方面,澄請歷史真相。如果沒有她,我真成了「孤軍奮戰」了。結果當然也一樣,她和我都遭到「民運權威」和「知識精英」的攻擊。但我們「不在乎」。

        現將當時所寫文章中的一篇「末日審判前的賭博」,收入本章附錄,可以略觀這場「天安門辯」的大概。(待續)

延伸閱讀:《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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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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