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6,2011 19:28

《尋找自由(第二部)》 (十六)初訪台灣[阮銘]

        我對台灣的認識,是到美國後逐步建立起來的。我的第一個台灣朋友是杜念中。他是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又是台灣《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和《美洲中國時報雜誌》主編。他還主編過一本學術性的期刊《知識分子》,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很有影響力,我在中國時就閱讀過。
        一到哥大,小青就說杜念中想見我。我說歡迎啊,於是就見面。印象中他是一個認真的讀書人和專業的媒體工作者。人非常認真謙和,讓我感到有點過分謙虛。他讀書很多,對西方左派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都很熟悉。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因而關注中國學術界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說論。

        他說他在《新華文摘》看到過我的文章,如〈人的異化到人的解放〉,是他感興趣的,所以想同我討論。以後他就約我為他主編的雜誌寫稿。我在哈佛的講稿「胡耀邦與我」,曾在那裡連載過。我那本《鄧小平帝國》中文版,也是杜念中推薦給「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的。

        張俊宏是我在美國遇到的第一位民進黨人。一九八九年初,他應黎安友教授邀請,在哥大東亞所短期訪問。因為是同一位主人請來,同在一個所,所以常常見面聊天。

        年輕時的張俊宏。屬於國民黨內少數青年改革者,在《大學》雜誌發表改革言論,提出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等訴求。

        張俊宏說:那時正值小蔣(蔣經國)積極奪權時刻,小蔣為打擊保守腐敗的老人勢力,刻意利用年輕黨工批判國民黨高層。等到小蔣權力鞏固,張俊宏就被他的直屬長官「請」出了國民黨。

        後來張俊宏與黃信介合作,創辦黨外雜誌《台灣政論》,擔任總編輯。一九七七年在黃信介支持下當選省議員。一九七九年任《美麗島》雜誌總編輯。在高雄美麗島事件中,張俊宏是軍事審判八名主要被告之一,坐了八年國民黨的牢。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前,才與黃信介一起走出監獄。

        張俊宏在新店明德監獄與黃信介比鄰而囚,服刑後期監管較鬆,兩人有機會共商國家大計。他們認為台灣民主運動需要超越「議會路線」和「街頭抗爭」,進一步提出「執政目標」;反對黨不只要發揮在野監督力量,應爭取成為執政黨。

        出獄後,他與黃信介加入了民進黨。在一九八八年民進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黃信介當選第三屆黨主席;張俊宏當選中常委,被任命為秘書長。

        為了邁向執政目標,張俊宏出任秘書長後,針對一九八九年三項地方公職選舉,提出「地方包圍中央」的選舉戰略。張俊宏說,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中央強,地方弱,反對黨在地方選舉中比較容易擊敗對方。

        所以他主張廣泛提名強有力的縣市長候選人,從爭取地方執政開始,贏得部份地方執政權後,縣市長連線作戰,形成民進黨縣市長執政聯盟,積累執政能力,由地方包圍中央,剷除黨國特權,迫使國民黨改變舊國家體制,接受全民直選總統,最終經贏得總統選舉實現全國執政目標。

        我問張俊宏:你的「地方包圍中央」戰略,目標宏大。但我聽說地方選舉在台灣很花錢,國民黨有龐大黨產,民進黨競選經費從哪裡來?

        張俊宏說:台灣的企業家,既捐錢給國民黨,也捐錢給民進黨。

        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有個企業家對他講,「譬如我有兩個兒子,假如老大不孝順,我還可以靠老二,比較有保障。如果只有一個兒子,不孝順就沒有辦法了」。

        他們也向支持民進黨的普通百姓募款;民進黨公職人員都要負責募款和捐出部份公職報酬。黃信介早在黨外時期(民進黨成立前),就捐出自家財產支援黨外競選團隊。

        張俊宏告別哥大返台前,我與黎安友同他聚會。他說,這次回去,是要在十二月選舉實現他的「地方包圍中央」戰略。如果失敗,他就回哥大做黎安友的博士研究生;如果成功,恐怕就無法回來了。

        我說,那我該祝賀你「地方包圍中央」成功,還是歡迎你重返哥大呢?

        張俊宏沒有回來。「地方包圍中央」戰略成功了。民進黨在一九八九年那場選舉中,贏得宜蘭、台北、新竹、彰化、高雄、屏東六縣地方政權。民進黨支持的張文英(許世賢之女)當選嘉義市長。這七位縣市長成立了「民主縣市長聯盟」,向中央政府爭取人事、財政、警察、教育等地方權力;同時幫助民進黨中央推進國會全面改選、總統全民直選等全國性改革目標。

        民進黨內過去反對議會路線的派系,曾強烈質疑和抵制張俊宏的「地方包圍中央」戰略。結果證明這一戰略是正確的。我到台灣的一九九七年,民進黨已在全國二十一個縣市中贏得過半數,在十二個縣市執政;得票率百分之四十二點三二,超過國民黨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一二。加上陳水扁一九九四年贏得的台北市,民進黨在地方執政範圍已佔國土和人口的一半以上,為邁向全國執政奠定了基礎。

        二十二年過去,二○一一年五月十六日,我意外接到張俊宏打來的電話,說「有重要問題請教」。我按他告訴我的地址找到他的辦公室。

        歲月無情。在我面前,當年才華橫溢的英俊男子,如今已是飽經滄桑的垂垂老人。張俊宏說:「我們(指在座另一友人)正在研究一個關係台灣命運的重要問題,要向你求證。」

        原來他們聽說,毛澤東後悔一九四九年把中華民國國號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不改,台灣是中華民國一個省,自然就和平統一了。

        還說,中共現在又想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回中華民國,以便統一台灣。所以他們正在研究,用什麼方法解救這個危機?找我去就是「請教」這件事。

        我聽了深感悲哀。為什麼當年能夠提出「地方包圍中央」的宏偉戰略,引導台灣人民打敗國民黨,贏得台灣半壁江山的「智多星」,今天會鑽進這樣一個「牛角尖」?

        我告訴他們,這個故事,我在中國從未聽說。一九八八年到了美國,倒是聽那裡的國民黨人士說起過。那時談起中共對台政策,我很驚訝於他們的兩個看法:

        一個是說,一九四九年時,毛澤東本來不想改國號,延續中華民國,就不存在外國承認與否的問題。那時共軍打到南京,司徒雷登和西方國家大使都留著不走,只有蘇聯的羅申大使跟孫科去了廣州。據說毛澤東後悔聽了別人意見改掉中華民國國號,要不然,中美建交後,台灣自然屬於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華民國」。

        另一個是說,毛澤東的對台政策是「血洗台灣」,鄧小平的對台政策是「和平統一」。

        我告訴他們,這兩點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韓戰開始,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海,毛澤東已知「解放台灣」不是對蔣介石、而是對美國,從此放棄攻台部署,把福建前線軍隊轉移東北。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也是試探美國對台防禦範圗。一九六○年代開始,毛澤東的假想敵已是蘇聯。

        一九七一年季辛吉秘訪中國,毛澤東制定「聯美制蘇」戰略,把台灣問題推到「一百年後再說」,哪裡有什麼「血洗台灣」的「政策」?季辛吉記錄下來他同毛澤東的對話,表達得再清楚不過:

季辛吉對毛澤東說:「我們不需要台灣。」
毛澤東回答:「現在你把它送給我,我也不要,我要告訴上帝,現在台灣由美國代管比較好。」


        倒是鄧小平急於要「台灣歸回祖國」,利用卡特政府軟弱,逼美國對台「 斷交、撤軍、廢約」,提出「八十年代」統一時間表,請李光耀當說客,遊說學弟蔣經國同他談判「國共第三次合作」,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由於美國國會制定「台灣關係法」繼續協防台灣,和蔣經國提出「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才使鄧小平「統一」夢碎。

        我說,國號叫什麼?同統獨、同國家主權沒有絲毫關係。今天〈聯合國憲章〉的創始國不還是「中華民國」嗎?為什麼堅持「中華民國」國號的馬英九進不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倒在裡面坐得穩穩的?

        重要的是真實的國家,而不是虛假的國號。你看看馬英九自己護照上的美國簽證,「國籍」(Nationality)欄上是什麼?明明是「Taiwan」! 這就是真實的國家!台灣是二十世紀末全球民主化浪潮中新生的自由國家,曾被譽為新興自由民主國家的東方典範。這就是真實!

        馬英九不承認真實的國家,不承認台灣的獨立主權;硬說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包括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這不是自欺欺人嗎?我看你們不要學馬英九去鑽國號牛角尖。他把台灣鑽成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自我否定台灣主權。你們又怕中國改成中華民國,改個國號就能把台灣吃掉?天下哪有這等事?

        我這些話,顯然是烏鴉之音,張俊宏和他的朋友失望之情形於表,似乎不同意我,但又說不出所以然。轉而聊了些別的,我就告辭。送出門時,張俊宏忽然露出昔日笑容,對我說:「我有一瓶好酒,改日請你來暢飲!」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應政大國關中心之邀,出席在台北舉行的「中美歐年會(這裡的「中」,指台灣,非指中國)」,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給我留下的印象,正是那本害張光直失去自由的小書的書名:「方生未死之間」。一個走在自由之路上的新台灣已經誕生,而那黨國專制統治的舊王朝尚未死去。到處都能看到新舊力量之間的衝突。

        那時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已有五年,國民黨僵化的思想言論統制卻未放鬆。在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嚴的同時,黨國政府重申「堅決反對台獨分離意識」,並另訂「國家安全法」。軍警照舊鎮壓五二○農民運動,抓捕「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使他為抗拒抓捕壯烈犧牲。

        然而,台灣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環保運動風起雲湧,已不是黨國舊體制所能控制,反而引發了國民黨政權內部的裂變,形成支持改革的「主流派」和維護舊體制的「非主流」,這一點在會議上也有所表露。

        主辦這次會議的林必炤、蘇起告訴我,政大國關中心實際上是一個獨立機構,做民間外交。由於中國打壓,官方外交無法進行之處,就由國關中心通過民間交流打開局面,他們的工作不屬政治大學管轄,而由總統府直接領導。

        我也注意到會議期間,每晚都有政府部會首長舉辦晚宴,也有總統接見;獨缺行政院長郝柏村的角色,因為他屬於「非主流」。

        在這次會議上,我遇到久別了的密西根大學教授李侃如,但彼此已無多少共同語言。過去他曾從國民黨方面得過不少資助,「六四」屠殺後同中國走太近,台灣要縮減對他的資助,一時鬧得不大愉快。但李侃如很精明,後來受汪道涵之托提出「中程協議」主張,到台灣推銷,成了兩頭獲利的說客。

        台北當時給我的的印象,首推交通阻塞。每晚赴宴,從會場到餐館並不遠,十幾分鐘可達的路程,竟要耗一個多小時,六點鐘的晚宴七點半才到得了。原因是修建捷運,挖開道路,上下班時間的車流擁擠得水洩不通。

        那次會議,還組織我們去了一趟金門。那時金門處於尚未解嚴但即將解嚴之際,是由空軍的專機送我們去的。到了那裡,確是一派軍事前線狀態。一名軍官走過來,我對他說:「共產黨不會打金門,你們準備開放旅遊吧!」他似乎特別警覺,立即搖手道:「可不能這麼說,我們時刻準備戰鬥呢!」看來士兵們真在「嚴陣以待」。

        接著參觀八二三金門砲戰紀念館,似乎是靠郝伯村們的英勇果敢,國民黨軍隊打了大勝仗,擊退了共匪對金門的進攻。但稍稍了解這段歷史的,看了都會失笑。一九四九年古寧頭之役,可以說是擊退共匪,陳毅吃了敗仗。至於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毛澤東只是試探美國對台戰略,連渡船都沒有準備,何來擊退對金門的進攻?

        會議結束前得到通知,總統準備接見國外來台參加會議的學者。接見前還有人關照,要我們國外來的華人學者不要講話,把時間留給真正的「老外」講。多數都遵命了,只有一位楊力宇教授未遵命。因他見鄧小平時,鄧對他講過「對台政策鄧六條」,所以他一定要問李登輝怎麼回應「鄧六條」。李登輝對此只是實問虛答,楊力宇也未再追問。

        怎麼看李登輝這個人?是我在美國時就曾思考的問題。在密西根大學時,奧克森柏格(Michael Oksenberg)給我講過一個故事。

        李登輝第一次當選總統時,奧克森伯格訪問他,問他為什麼說國民黨是「革命民主政黨」?在美國人看來,革命與民主似難相容。李登輝的回答讓他覺得很有趣。李說:

革命與民主有何不相容?我的血型是AB型,A型、B型的性格都包涵。國民黨包涵革命與民主雙重性格,是歷史發展中自然形成。


        這話恐怕不能認真看待,且不論國民黨在中國壓迫人民的法西斯統治,就是在台灣,也是既不「革命」、又不「民主」的。倒是後來李登輝對司馬遼太郎的說法更接近事實:

以往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部是外來政權。即使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那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黨。必須將它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我們七十歲的這一代,夜裡都難以安安穩穩地睡覺。


        李登輝並沒有實現把外來政權的國民黨,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然而在一九九○年代之初,他的確曾經藉助社會民主運動和反對黨的力量,為把台灣從國民黨外來政權向自由民主國家轉型做過歷史貢獻,因而獲得「民主先生」(Mr. Democracy)的美名。

        我曾經把李登輝對待學生民主運動的態度與鄧小平做對比。一九八九年六月,鄧小平運用國家專政機器的暴力,血腥鎮壓天安門學生,一九九○年三月,李登輝藉助中正紀念堂靜坐學生的力量,推進台灣的民主轉型。

        一九九○年三月,台灣爆發「野百合」三月學運。三月十六日,台灣大學學生進駐台北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國大代表擴權謀私,向李登輝提出四項要求:

(1)解散國民大會;
(2)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3)召開國是會議;
(4)訂定民主改革時間表。


三月十七日,全國各大專院校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學生已逾萬,為台灣四十年來僅見。黃信介領導民進黨聲援學生,在學生靜坐區前示威,向李登輝提出十項要求:

(1)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2)總統直接民選;
(3)國會全面改選;
(4)省市長直接選舉;
(5)軍隊、情治系統國家化;
(6)司法獨立;
(7)開放電視電台頻道;
(8)還財於民,刪除一切黨國不分的預算;
(9)釋放全部政治犯,政治犯復權;
(10)解除入出境黑名單。


        三月二十一日,李登輝當選總統當天,接見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的五十餘位學生代表,承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明確的政治改革時間表,兩年內完成憲法修訂工程。

         召開國是會議,是李登輝藉助國民黨之外的政治力與社會力,在台灣實現從外來政權統治到自由國家轉型的重要一步。

        「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開會之前,李登輝於四月二日邀請民主進步黨主席黃信介到總統府會見,按照黃信介事先擬好的「國事備忘錄」,雙方就民主改革時間表達成共識。

        台灣終結外來政權統治、實現自由民主制度轉型的進程,基本上是遵循那時黃信介擬定、李登輝認同的「國事備忘錄」程序推行的。

政治改革程序
黃信介備忘錄時程
實際完成時間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一九九○年七月一日前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
資深中央民代全面退職一九九○年九月一日前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廢除臨時條款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
國會全面改選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國代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立委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省市長民選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前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日
總統直接民選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我初訪台灣之時,正是台灣民主轉型按照黃信介的設計一步步前進之際。但我未能會見這位台灣民主獨立運動的英勇旗手。

        多年後(一九九七)我見到他時,黃信介剛動過胃部手術,在家休養。他回顧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台灣民主化的崢嶸歲月,對我提到他對李登輝的看法。黃信介說:

李登輝那時的改革是真心的,他只有藉助社會運動和反對黨的力量,才能擊敗國民黨內盤根錯節的舊勢力,他的總統權力才能鞏固;民進黨也要藉助李登輝代表的體制內改革力量的互動,共同對付舊勢力,才能實現自己的自由、民主、獨立目標。


        而一九九○年代初期,正是這兩種力量互動較佳、台灣自由民主進展迅速之時。談到這裡,黃信介頗有感慨地說,體制內與體制外,選舉與群眾運動,本來應當互動配合;但有人硬要對立起來,掀起「路線鬥爭」,結果是幫助國民黨分裂民進黨!

        我這次來台之前,陸鏗兄打電話來說:「你在那裡人地生疏,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陳宏正,讓你會後多留幾天,到處看看。」

        會議結束前夕,陳宏正來了。高高瘦瘦的個子,戴副眼鏡,看上去是個學者型企業家。他話不多,相認之後說:「明天換個地方,去圓山飯店住,我來接你。」

        第二天就住進了圓山飯店。那裡居高臨下,視野寬僻,交通也方便。宏正說要帶我去玩玩。我說會議已安排去過故宮、新竹科學園區,還有金門。他就帶我去遊陽明山。

        從此我們成了好友,照宏正兄的說法,是「一見如故」。那時我每年只能到台灣一次參加學術文化活動,因為我雖有美國綠卡,但無國籍,算「大陸人士」,規定入境台灣每年不得超過一次。接著一九九三、一九九五、一九九六那幾年,我和陸鏗兄約好一起到台灣,與宏正兄相聚。

        一九九七年我到淡江大學教書,接著陸鏗、崔蓉芝夫婦在台北忠孝東路有了住房,相聚的機會就多了起來。每次都由宏正發動,邀集他和陸鏗的共同朋友,或長住台灣的,或臨時從國外來訪的,在一起餐敘。

        有一回,柏楊在餐桌上說:陳宏正是台灣知識份子的「大護法」。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遭難的知識份子,陳宏正總是不遺餘力給予支持。據我所知,受共產黨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陳宏正也一樣是「大護法」。從戈揚、嚴家其,到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柴玲,包括我自己,都受過他的幫助。

        一九九五年柴玲、黎安友教授和我,一起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中國農村問題研討會,邀請台灣、美國、中國的專家、學者參加。台灣參加的有陳希湟、焦仁和、曾永賢、張榮豐等人,中國參加的有吳象、吳明瑜、孫長江、鄭仲兵等人。當時這樣一些人物同美國人一起開會,在哥倫比亞大學也是一件大事。

        臨到開會前,黎安友對我說,由於中國來的人較多,有人年紀大需要夫人同行照顧,費用超過原來預算,問我能否請台灣方面朋友幫忙。時間緊迫,我打電話告知宏正兄,他立即匯來一張五千美元支票,並堅持不要用他的名義捐助。但哥倫比亞大學規定必須開具捐助者免稅證明,只好開了我的名字。

        相識既久,我察覺宏正雖與陸鏗一樣喜交朋友,但對象有所不同。陸鰹是大記者,他的朋友涵蓋政、軍、學、商各界,範圍極廣,他邀我同他去見過的,就有蔣緯國、梁肅戎、余紀忠、丁懋時、丁中江、馬樹禮、張佛千、楚戈、劉紹唐等。

        宏正的朋友,大都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李遠哲、彭明敏、余英時、張光直、卜大中、江春男、柏楊等。陳宏正還在紐約參加戈揚、司馬璐兩位老人的婚禮,擔任證婚人。那是戈揚告訴我的。

        我初見他時的第一印象沒有錯,陳宏正確是喜愛讀書的學者型企業家。他在台大學的是經濟,成了企業家;但在台大時深受殷海光薰陶,自由主義理想終生不渝。我看在殷海光的學生中,真正夠得上傳承他的自由主義精神的,陳宏正是第一人。

        在台灣,胡適、雷震、傅正、殷海光、張忠棟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代表去世之後,幾乎看不到他們的傳人。有些自稱殷海光學生的人,早已轉型為民族主義者,各為其虛構的「中華民族」或「台灣民族」揮棍舞棒。這就使陳宏正的默默貢獻更顯得難能可貴。

        這些年來,陳宏正成立了殷海光基金會,出版了《雷震全集》四十七冊,編印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九大卷。在台灣和中國,陳宏正都舉辦過胡適、殷海光自由主義思想研討會,惜未能激起他所期待的迴響。

        當自由的新台灣剛誕生之際,思想文化界呈現的卻是自由主義理想的凋零和兩種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喧嘩與對抗,恐怕對於台灣人民在未來的自由之路上,將增添更多的艱難與挑戰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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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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