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9,2011 17:22

《尋找自由(第二部)》 (十五)哈佛一年 [阮銘]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去哈佛演講時,第一次遇到年輕的Andrew Walder教授,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們談話的主題,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他同我有一樣的感受,現有的文革研究,注意力幾乎都局限於毛澤東的個人作用和中國共產黨上層的權力鬥爭,社會底層的矛盾與衝突被隱藏了。而描寫普通人文革經歷的作品,視野過於狹窄。我們認為,需要有一種全方位的、對中國文革的整體性研究,著重研究它的社會因素。
        Andrew Walder是社會學家,他研究中國,著眼點總是在社會基層。他有一本專著《中國的新傳統(New Tradition)》,在美國很出名。因為美國的漢學家,多半重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研究,往往把共產中國視若傳統中國的繼承。而另外一派,又把共產中國視若蘇聯式共產極權制度的東方版。

        Andrew Walder 與他們不同,他摒棄舊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工廠進行田野調查,從一個個車間的社會關係中,發掘出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人民的秘密:「單位(Unit))統治術」。黨支部建立在工廠的每一個「單位」(車間),黨支部書記就是大家長,掌管每一個工人及其家庭的命運,包括衣食住行,思想言論,生老病死。

        以此類推,軍隊的「單位」是「連隊」,農村的「單位」是「村」,城市居民的「單位」是「街道」(以每個居民委員會管轄的街道為一「單位」)。Andy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新傳統」,不同於傳統中國,也不同於傳統共產主義;其統治更為嚴密,共產黨通過控制每一個「單位」,控制了全國每一個人的命運。普天之下,沒有一個人不在「單位」黨組織的掌握之中。這也是饑荒年代餓死幾千萬人的秘密,因為離開「單位」逃荒是禁止的。

        Andy這一看似簡單的發現,使他的《新傳統》一書成為跨領域的名著,不但在社會學領域,而且在政治學領域也是必讀的典範之作。正是他的這種思維方式,使我們對「中國文革之謎」產生了共同的想法。

        我們認為,中國文革的動因不能歸之於毛澤東一個人。毛澤東是動因之一,他不滿意他和他的「戰友」們建立起來的那個帝國,認為它已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當權的、「吸工人血」的奴隸帝國,他的「戰友」已變成「睡在他身旁的赫魯雪夫」,所以要打碎它重建一個。

        動因之二是中國人民。學生、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也不滿意那個統治他們的專制帝國,要打碎它,嚐嚐「奴隸翻身當主人」的滋味。這就是鄧小平十分害怕的「大民主」。

        這兩個目標的吻合,才有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那種翻天覆地的瘋狂。它是一齣巨大而複雜,充滿了理想與陰謀,純潔與骯髒,熱情與仇恨,鮮血與眼淚獻身精神與無恥叛賣,牽動大多數中國人心靈和生活的歷史大悲劇。

        我們認為,在中國文革的「全面內戰」中,共產黨、政府、軍隊、知識份子、學生、工人、市民、農民,都「一分為二」,各自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信念和利益。每一個人、每一群人,都在某一歷史時刻,在某種政治旗幟、政治口號的掩護下互相批判、互相撕咬、互相吞噬。以至於毛澤東這個唯一的「神」和他的「最高指示」,都控制不住局勢的發展。如果我們不去探究造成這種局勢的社會動因,我們就不可能揭開文革這個歷史之謎。

        Andy要我寫一個關於研究中國文革的Proposal,由他吸收進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研究計劃中去,準備申請基金會的資助。一九九○年暑期我到哈佛演講「胡耀邦與我」時,Andy告訴我,申請過兩個基金會沒有成功。那時我已把毛澤東和文革丟到腦後,在密西根寫《鄧小平帝國》了。

        那年冬天,我從密西根轉到Princeton不久,意外地接到Andy來信,第一句話就是:「I have good news!」項目終於得到魯斯基金資助,請我到費正清中心參加一年合作研究,下一年度(一九九一)或再下一年(一九九二)隨我選擇。我因參與「中國學社」的研究項目和若瑛剛來到普林斯頓,選擇了隔年(一九九二)再去哈佛。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日晨六點三十分,若瑛和我帶上簡單行李,開車從普林斯頓出發,中午抵達Cambridge 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的家。事先Andy同他談妥,我們就住在他家三樓。

        一到哈佛,感覺與普林斯頓迥異。普林斯頓永遠是寧靜的花園,暑期更是人跡稀少。偶而幾名遊客,在校園的某座雕塑前流連照相,再就是工人在為學生宿舍做假期修繕。哈佛校園卻是熱浪滾滾、人潮鼎沸,來自世界各國的青年男女,擠滿了校園,選修暑期學校的各種課程。

        走出校園,Charles 河畔的Cambridge小鎮,日夜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路邊總有人在為路人表演藝術,或彈奏吉他,或高歌一曲。街上商店林立,最熱鬧的是酒吧和咖啡館,一到週末別想擠得進去。較為寬鬆的所在,是具劍橋特色的服裝店,完全是天然布料、天然染料的服裝,絕無塑化成份,看起來顏色暗淡,彷彿褪了色的舊衣,那也是哈佛的一種時尚。

        若瑛和我選修暑期學校的英語,要經過一堂筆試,按成績分班次。筆試考的是文法、造句之類,可能我比那些年輕學生強,被分在高班次。而我的弱項是聽和說,上課竟聽不明白。而文字能力差些的西班牙語系、法語系學生,聽、說都比我強得多。學了六週,收效甚微。若瑛分在低班次,學得比我好。

        英語班每到週末都會舉辦自由參加的文化娛樂活動,或聽音學會,或去博物館。有一個週末是到波士頓附近一個小島Masha Vinya 旅遊。我們先搭乘遊覽車到波士頓碼頭,再登遊輪抵達小島。大家都帶著泳衣,準備在夏日的海灘游泳。未想到島上氣溫驟降,炎夏一下變成嚴冬,非但不能游泳,還得添衣禦寒。若瑛和我在島上商店各買一件厚厚的絨衣穿上,才得以悠閒觀賞島上風光。

        開學前,我找Andy商量文革研究的事,他的表情恍若隔世。也許是我來得晚了,哈佛對中國文革的熱情已經消失。當年幾百人選修的文革課,早已停開。麥克法夸爾不當費正清中心主任後,找了一位瑞典學者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準備合作寫書,還是延續他「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思路,以寫毛澤東和上層鬥爭為主。而費正清中心的新主任華生(James L. Watson),興趣在搜集中國文革時期的民間風俗文化,如各種樣式的毛像章、毛畫像等。看來Andy和我對中國文革做全方位、整體性研究,側重社會因素的計劃,並未獲得中心支持。

        「這麼說,我們三年前的設想無法實現了?」我問Andy。

        「是難以實現。按我們的設想,要研究文革的社會基礎。要調查,要請有關學者討論,寫出不同於中共決議框框的新書,與前後兩位主任的想法差距太大,無法獲得支持。」Andy說他自己也只好放棄,他對這種狀況感到遺憾,只是希望我能利用這一年時間,研究自己感興趣的課題。

        我想重拾初來美國時的計劃,寫《毛澤東帝國》,劃分為四個時段:

Part One 建國之初(一九四九~一九五六)
Part Two 八大之後 (一九五六~一九六六)
Part Three 文革之初(一九六六~一九六九)
Part Four 九大之後(一九六九~一九七六)

        在哈佛的一年,完成了「文革之初」的時段。波士頓一位作家木令耆,看了我的手稿很感興趣,主動把引言和部份章節譯成英文去找出版商,結果也同安美杉、越栩一樣碰了壁。我已經明白,像我這樣的作品,在美國,無論是商業還是學術出版社,都不會感興趣。

        然而意外的事情來了。我在哈佛又遇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時代的老朋友、教寫作課的作家Peter Rand。他剛從哥大轉到哈佛,家也搬到了波士頓。他說:他的朋友Nancy Liu(華裔)和 Lawrence R. Sullivan,讀了我的《鄧小平帝國》很感興趣,希望同Peter合作譯成英文,如果我同意,美國的Westview出版社答應出版。其實Peter不會中文,他只是對譯文加以潤飾。但他是作家,恐怕出版社答應出版與他有關吧?

        我同意之後,就去請黎安友教授寫一篇英文版序言。過了幾天,黎安友轉來柏克萊加州大學Frederic Wakeman教授給我的信,說加州大學出版社已通過翻譯出版我的《鄧小平帝國》英譯本。我請教黎安友怎麼辦?他說,加大出版對我今後的學術生涯可能有幫助。但我覺得不可違背對朋友Peter的承諾,請黎安友代為向Wakeman教授解釋。

        不久,我接到Wakeman教授來信,對Westview出版我的書表示祝賀,還對他晚了一步表示「sorry」。

        我們在哈佛,遇到了若瑛的小學同學張光直。她與他同年,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都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小學就讀。因為兩人個子小,六年間並排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在哈佛我們常聚會敘舊。光直喜食蔥油餅,到他家時,他常一面聊天,一面親手做蔥油餅待客。

        光直小學時候的照片、成績單、畢業證書之類,都保存得很好,拿出來給我們看。有一張全班同學合照,他和若瑛互相指認其中每個人的名字。高興起來,光直同若瑛唱起了小學的校歌:

九月十九日,
特別要注意,
我們受教育,
就從今日起。
(九月十九日是學校誕辰,也是開學日)

        有時我們三個一同唱一九四○年代學生運動的歌曲,如〈向太陽〉、〈學生之歌〉、〈坐牢算什麼〉、〈一二 . 一烈士追悼歌〉」等:

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
向著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快消滅,
萬丈光芒在前頭。

冬天有凄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你們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我問光直,為什麼遙隔海峽,你和我們唱的歌一樣?

        光直答,他是在台北監獄學會唱這些歌的。

        原來與光直同監的「四六事件」受難者,有好幾位是台灣大學「麥浪歌詠隊」隊員,這些歌都是與牢中難友們一起唱會的。

        光直坐牢,其實與台大、師院的「四六事件」並無關聯。他是建中學生,天賦文學才華。他的創作〈老兵的佛像〉、〈伐檀〉在《新生報》文藝別刊發表,他演出話劇「欽差大臣」、「反間諜」也獲佳評。他還與班上幾位同學,辦了個壁報「五十年代」。假如沒有那次坐牢,光直可能繼承他父親張我軍的文學事業。

        那時國民黨巳有檢舉告密制度,有人把辦壁報的同學名單,以「共匪嫌疑」報到學校訓導處。那位訓導主任欣賞張光直的才華,仍推薦他為獎學金得獎人;但名單得按制度交安全部門,從此張光直的名字列入了郵政檢查的黑名單。

        光直說,那個「四六事件」,是國民黨情治機關精心策劃的消滅台灣學生運動陰謀的開端。逮捕學生的名單,是國民黨情治機關通過書信檢查和收買告密者「證言」製作的。逮捕他,只因為他在北京師大附中的一位朋友溫景昆寄來一封信和一本小冊子《方生未死之間》,信中讓他看完後給台灣大學工學院一年級學生申德建看。

        這封信改變了光直的一生。他還記得第一次受審的情景:

問:在北平什麼時候加入共產黨的?
答:我沒有加入共產黨。
問:你什麼時候在共產黨受的訓?
答:我沒有在共產黨受過訓。
問:姓溫的是不是你的聯絡人?
答:我不懂你什麼意思?
問:好,你不懂,我替你說了,你在北平加入共產黨,黨裡派溫景昆做你和申德建的聯絡人,到台灣以後,你就在建國中學裡宣傳共產主義,溫景昆把共產黨給你的指示傳過來。
答:這些事情都沒有,共產黨要是有消息給我,難道他就寫在信裡給我嗎?他們還不知道信要經過檢查的嗎?
問:你還說你沒受過訓?你今年才十八歲,到現在一點也不慌張,對每一個問題都有答案。共產黨不用航空信把指示傳給你用什麼?難道自己飛過來?
答:你說我是共產黨,我不是。我要求看你有什麼證據?
問:證據!證據!我給你唸幾句(唸溫景昆信):「黑暗就要過去,光明就要到來,不久北京就會解放。」還有:「北京解放以後,我們通信恐怕會慢下來,但我們都要有信心,有一天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在解放了的台灣碰面。」好了,這還不夠?
答:這只是他的希望,有什麼是給我的指示呢?
問:你還狡辯!

        就是這封信,使光直被當作「匪嫌」關進國民黨的監獄,經歷種種磨難。一年後光直祖母病危,想見愛孫最後一面。光直的父親張我軍多次寫信請求被拒,最後張我軍托好友楊肇嘉找警總司令彭孟緝,才獲准保釋。光直出獄返家那一天,已是祖母出殯之日。

        光直說,一年牢獄之災,接觸各樣的人,使他對人之為人發生了很大興趣。他出獄後以同等學力考上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為人」。

        他說,人為什麼這樣容易受騙?為什麼肯這樣出力地鬥爭?他發現相互鬥爭的兩夥人中,「好」、「壞」也難判斷。「特務」就是壞人嗎?抓他那天,為首一個姓趙的,命令手下幾個「特務」查看屋裡有什麼東西。

        戒嚴前的台灣,圖書出版還算開放,他買了不少「左傾」書籍,艾思奇的哲學書,翦伯贊的歷史書,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有五、六十本,都放在書桌上和抽屜內。

        姓趙的臨走時問:「查到什麼書沒有?」沒人回應,一個年輕的轉身從書桌上拿起一本《三民主義》,說:「只有這本。」姓趙的看了一下封面,就扔在桌上,只拿著溫景昆的信帶走了光直。

        入獄三、四個月後,又有一批特務抄家查書,翻箱倒櫃,毫無所獲。他父親早就把那些書轉移了。

        更讓他意外的,是幾十年後,他從美國到中國考古,申德建的哥哥找到他,要他寫證明,申德建活著出獄沒有死在獄中,是因為他原來就不是共產黨,只是受那封信的牽連,而非出賣同志或其他叛徒行為。

        張光直驚訝的是,共產黨竟要他來證明申德建不是共產黨。他如實寫了證明:申之入獄只因溫景昆信中提到要他看完一本書後交給申看。申德建的哥哥高興地說,光直替他解了多年的冤枉結。原來他因弟弟被國民黨抓去沒有死在獄中,一直被共產黨視為不可信任的「叛徒家屬」。

        若瑛和我在哈佛時,光直已患輕度帕金森症。他說,腦中的意念,有時無法傳遞到手足的行動;但只要按時吃藥,並不影響開車、走路、講課、寫書和考古人類學的野外作業。

        一九九四年,李遠哲邀請光直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負責人文科學研究的副院長。由於健康原因,光直有點猶豫,後來還是答應了。

        一是為李院長的誠意打動。李遠哲認為台灣中央研究院應趕上世界先進水準。他自己熟悉的領域是自然科學,可以多方設法物色傑出人才強化中研院的自然科學部門。而他看到中研院人文科學研究更需加強,也考慮過另一適當人選余英時院士,惜未獲首肯,希望光直勉為其難。

        二是光直自己也有志一圓建設台灣人文環境之夢。他眼看台灣從國民黨白色恐怖變為自由國土,但黨國文化破壞台灣人文環境的遺毒還在,他願意為開創台灣的自由新文明做最後的貢獻。

        光直到中研院後病情加重。一九九七年我到台灣遇到他時,他的行動已很困難,走路會跌倒。不久就回美國住院治療。最後兩年,若瑛和我只能在寒暑假從紐澤西開車到波士頓的醫院探望他。二○○○年暑假見到他時,躺在病床上的光直,神智清楚,談興甚濃,期待著自己重新站起來,不但回台灣圓他的人文建設夢,還不忘再去中國挖掘他發現的商代古城遺址。想不到這竟是最後的訣別。

        我們在哈佛的第二學期,我們的好朋友王若水、馮媛夫婦也來到哈佛。尼曼基金會邀請馮媛作為尼曼學者在哈佛做一年的新聞學研究,若水陪伴他的夫人同來。他們的住所與我們在同一條街Sumner Street,等暑假我們回普林斯頓,若水和馮媛就搬到我們的住所。

        因為住得近,我們相約每天早晨七點在傅高義家會合,由王若水教大家打太極拳。除了我們兩家,參加的還有傅高義和另一位美國教授Jonnathon。兩位美國教授都打得很認真,很快就學會了。

        週末我們兩家常相約出去玩。有一晚美國朋友帶我們去波士頓一個俱樂部,大家都進去了,馮媛被攔在門口不讓進。原來這個俱樂部規定,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不能進入,門衛以為馮媛是不到二十歲的學生,而馮媛身上也沒有帶可以證明她已滿二十歲的證件,所以被卡住了。後來若水以Husband(丈夫)名義證明她超過二十歲,才得以進門。

        我們走到俱樂部樓上,聽到一處劇場裡面笑聲、掌聲很熱鬧,想進去看看。這回卻輪到男士們不准入場了,只准馮媛和若瑛兩人進去。等她們出來時一問,原來是男演員表演脫衣舞。我問美國朋友,為什麼女演員表演脫衣舞女士們可以看,而男演員表演脫衣舞不准男士們看,豈不是不平等嗎?

        那位朋友答得有趣。他說:女士們容易害羞,有男士在場,尤其是丈夫在身邊,會不好意思盡情盡興地看;不准男士們進場,解除了女士們的心理障礙,可以盡情盡興地看。

        由於若瑛有一手好廚藝,所以朋友們喜歡來我們家就餐。我們的住房,雖說是閣樓,也夠寬敞,一張長桌可以坐七、八位客人。國內來的親朋,像黃宗英,她來波士頓,原來打算住她的美國朋友家。後來知道我們也在波士頓,給我們打電話。我們到機場把她接來,她一來就愛上了我們的小閣樓。

        我們小閣樓的後窗戶外,有一個木製的小陽台,常有小松鼠在那裡玩耍。餓了,就把脖子伸進窗戶要東西吃,若瑛常餵牠們一些花生、乾果之類。牠們就蹲在那裡用前掌剝開往嘴裡送,那天真爛漫的動作十分可愛。同樣天真爛漫的宗英一看就迷上了,於是先在我們家住下。

        黃宗英應當算是我們的親戚。她的大哥黃宗江,是若瑛大姊阮若珊的丈夫。宗江叫她小妹,我和若瑛也叫她小妹,雖然她比我們大幾歲,但在黃家眾多兄弟姊妹中,她是最小的。她的兩個哥哥,黃宗江和黃宗淮,都是我的燕京大學同學,我還看過燕劇社演出黃宗江編的話劇「大團圓」。

        黃宗英少女時代就跟著大哥演戲,以演出「甜姐兒」一劇聞名於上海。抗戰開始,她又跟著抗戰劇團走南闖北,以演戲喚起民眾抗日意識。人到中年時還改行寫作,成為創作報告文學的名家。她來波士頓時,已滿頭銀髮,我看比染髮女子漂亮得多。言談舉止,還像年輕時那樣天真活潑,我說她是白髮少女,她很高興。

        她和若瑛親如姊妹,按年齡,她是姊,按稱呼,她是小妹。她喜食若瑛做的菜,也教會若瑛做泡菜。我們一起過了一九九三年的春節。除夕之夜,我們請了許多客人,若水和馮媛夫婦、房東Ezra和Charott夫婦和李春光,加上宗英、若瑛和我,正好八人,坐滿一桌。這是流亡海外這些年過得最快樂的一個除夕夜。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我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舉辦的「新英格蘭系列講座」,做了題為「The Uniqu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 Tao Zhu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講演。這是我研究中國文革的心得之一。

        Unique,就是獨一無二。陶鑄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獨一無二的,如同胡耀邦在文革之後的角色是獨一無二的一樣。這兩個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的異數。

        胡耀邦評陶鑄:「這個人有膽量、敢負責、熱情爽朗、心胸豁達,還有一股人情味;主席不喜歡這種類型的人。」

        胡耀邦並不完全了解毛澤東和陶鑄。當毛澤東要打開一種新局面的時候,就需要「利用」陶鑄「這種類型」的人,否則怎麼會在文革之初把他提到「毛、林、周、陶」第四號人物?而且,陶鑄是十一個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輕的一個。

        然而,陶鑄有他自己的堅持。他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民眾把共產黨各級領導的「泥菩薩」們都燒一燒,燒成「陶瓷菩薩」,而不是統統砸碎!陶鑄在文革中強調的是民主、和平、說理,反對專制、暴力、戴高帽子。最後同追逐權力的專政派決裂是勢所必至。其實,毛澤東時代陶鑄的悲劇,與鄧小平時代胡耀邦的悲劇如出一轍,都是自由理想被貪慾、權勢慾吞噬的悲劇。

        這次講演我做了認真準備,然而並不成功。木令耆說:「像這樣的講演,你不如用中文講,請Andy譯成英文,慢一些,給人思考的時間,因為你的想法也是Unique (獨一無二)的。」她的意思是,我的英語差,又連續講下來,聽眾要弄懂我的話,就難以思考其意義了。

        看來,我的英語表達能力,以及我的叛逆的思想,是不是已經抵達極限,無法再進一步,獲得美國聽眾的接受與理解?

        我想起了越栩。她會怎樣想?讓我休止?還是跨越極限,繼續追求「完全自由」的夢?難道我的理想,也因她的消蹤而成為逝去的夢?人的一生,逐夢的機會,本來難遇,一旦消蹤,永不重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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