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2,2011 18:58

《尋找自由(第二部)》 (十四)在「狐狸跑」 [阮銘]

        一九九一年暑假前,我告訴房東Margret,若瑛要來美國,我要搬家。她高興地祝賀我們團聚。我祝賀她職務升遷,那時她離開洛克菲勒學院,轉到威爾遜國際關係學院工作了。
        我選擇的新家在「狐狸跑」(Fox Run) ,那是一處有樹林、有湖水的住宅小區,環境幽靜,租金便宜,離校園雖遠些,開車十幾分鐘也就到了。還有,我喜愛「狐狸跑」這個名字。怕是受蒲松齡《聊齋誌異》的影響吧,他的筆下,「狐狸」是一種象徵:代表美麗、真誠、自由的女子,與世俗的虛偽、邪惡、奴役絕不相容。「狐狸跑」,不正是奔向自由理想的可愛的「狐狸」嗎?

        若瑛來了之後,對「狐狸跑」也很喜歡。我們的生活上了正軌,早晨起來,驅車到普林斯頓大學體育館,正好七時開館,我去游泳池,若瑛去健身房。五十分鐘後會合,一同去洛克菲勒學院用早餐。早餐後,若瑛和劉麗莉、傅麗她們一起到Mercer College(社區大學)上英語課,我到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閱讀和寫作。

        因為我是洛克菲勒學院的College Fellow,所以在那裡用餐是免費的,還可以帶客人去用餐。餐廳是自助式的,自己端著盤子,自由挑選喜愛的食物。這對我很適合,因我從小飲食簡單,不接受有強烈味道的東西,如Cheese、辣椒、芹菜、香菜等,偏愛清淡的食物。

        我在學院食堂的最愛,早餐是一碗稠稠的燕麥粥,每餐必喝。中餐是一盤生鮮蔬菜,也是每餐必吃,且不加調味料,學生笑我在「吃草」。然而對我來說,這是過去未曾嚐過,到這裡才遇上的美食。若瑛來時,我已在學院食堂用餐一年,她說我身體比過去好,恐怕就是因為吃了燕麥和「草」。過去我很少吃蔬菜,更未吃過生菜和燕麥。

        晚餐我們在家裡吃,一般是若瑛做中式菜餚。但她也會做幾樣拿手的西式菜餚,如牛尾湯、炸大蝦,配上中式的醋溜白菜、賽螃蟹、魚香肉絲,請朋友來吃,是有口皆碑的。

        一到週末,我教若瑛學開車。我把車開到「狐狸跑」附近一家公司的停車場,就換若瑛開,我坐在她旁邊默默觀察。那個停車場很大,週末公司不上班,停車場空空蕩蕩,我們可以任意馳騁,開得彎彎扭扭也沒事。若瑛學得很快,兩個週末所有基本動作都熟練了。那時她問我:

        「人家說學開車很麻煩,夫妻都會在車上吵嘴,你怎麼一聲不響?」

        「你開得很好啊,我有什麼可說?」我回答她,「學車要專心、冷靜,愈吵愈急,愈急愈學不好。你很專心、冷靜,所以學得快。我在密西根學開車,朱蒨、張能力兩位老師教過我基本動作,在我開時也不作聲。」

        最後一關是「上路」、「換line」。我想,紐澤西不比密西根,路上車多。為了安全,我打電話請來一位駕駛學校老師。他讓若瑛自己開上公路,教了兩個小時,就「OK」了。那種教學車,學生和老師兩邊座位都有剎車裝置,遇到險情,老師可踩停。

        前後不到一個月,若瑛順利通過了筆試和路考,拿到了駕駛執照。這是若瑛來美國後的第一件得意事。她的七個兄弟姊妹中,除了她,只有阮崇武會開車。之後我們分工:在local,上社區大學,去超市購物,由她開;上高速公路,到紐約,去波士頓,由我開。

        「六四」已經過去了兩年。記得那年七月我從巴黎回來,寫過一篇〈論民主運動的目標和策略〉,是有感而發,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可能的一個危險,是鎮壓者變得聰明起來,而民主運動反而變得愚蠢起來。鎮壓者改而採用現代手段,而民主運動改而採用古代手段,比如目前流行的反對非暴力、反對聯盟的思潮。

        兩年來的形勢發展,被我不幸而言中。而我卻得了個「烏鴉」的別名,那是萬潤南給我取的。那時他是民陣秘書長,請我當「顧問」。我說:「我未加入民陣,怎能當民陣顧問?」他說:「那你就當我個人的顧問吧。」

        我想:萬潤南的丈人李昌、丈母馮蘭瑞,是我尊敬的長輩和朋友,做他的個人顧問,還可以吧。於是我回答他:「你來問,我就顧;你不問,我不顧。」

        之後一段時間,他常來電話。我想,既來問,就顧吧。當時出於關心,我對民運有不少意見,講難聽的話多,好聽的少。「烏鴉」這個別名,也就開始追隨我,直到今天。我也知道,人都愛好喜鵲、厭惡烏鴉。然而當你明明看到面臨的危險,人家又來詢問你的看法時,你能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嗎?

        魯迅倒是說過,當你看到別人的車要倒了,跑過去扶,你會招人厭惡;不如等車倒了,再幫他去抬。說得很對,但魯迅自己何嘗做到?他還不總是去扶,而屢遭「圍剿」嗎?

        一九九○年九月,萬潤南邀請我去加州出席「民陣二大」,那次大會有一場「陳萬(陳一諮VS.萬潤南)之戰」,最後萬潤南似乎贏了,當選第二屆民陣主席。然而比起「民陣一大」,這條「民主中國」的「陣線」,未見擴大,反而愈來愈縮小了。

        究其原因,鎮壓者確實變聰明了;民主運動也確實變愚蠢了,而且是一種自作聰明的愚蠢。

        鄧小平很聰明,「六四」殺了人,把內部的自由民主派整光光,卻不把權力交給極端專政派李鵬、姚依林,而交給了中間派江澤民、李瑞環、朱鎔基、胡錦濤他們。

        鄧小平的統治方式,「六四」前與「六四」後有一個重大變化。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的十多年間,鄧小平一年(逢雙)支持民主派,強調改革開放;一年(逢單)支持專政派,發動反自由化。在兩派之間搞恐怖平衡。鄧力群對此做出概括,用他「左王」語言表述道: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逢雙自由化泛濫,馬克思主義受壓抑;逢單反自由化,馬克思主義揚眉吐氣。

        「六四」後情況變了。傾向自由民主的改革派,幾乎全部被排除出權力結構,已無可能利用來制衡極端專政派。鄧小平又不放心把權力交給極端專政派,所以只能交給中間派了。

        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失敗、蘇聯共產帝國崩潰之後,對於維護共產黨政權鞏固這一點,中間派與極端專政派是一致的,但維護的方式不同。極端專政派否定「經濟建設為中心」,主張「反和平演變為中心」。鄧力群說:「你政權丟了,經濟搞上去也是人家的,不是我們的!」中間派是維護政權(反和平演變)和改革開放兩手都要。鄧小平南巡,就是動員地方中間派力量制衡中央日益囂張的極端專政派,因為地方的中間派力量大。

        鄧小平依靠中間派,一面對內嚴厲鎮壓「自由化」份子,一面對外繼續擴大開放,改善了與美國、歐洲的關係。中國經濟經過短暫的挫折,在台資、港資和其他外國資本競相支持下,恢復了發展勢頭。

        而民運領袖和民運理論家們,確實是自作聰明地愚蠢。第一年是盲目樂觀,尤其是東歐演變之後,認為中國也已瀕臨「大變局」。或預言半年內中國經濟將崩潰,李鵬政府將垮台。或渲染中國已是一個火藥桶,農村正在醞釀起義,農民已經組成暗殺團,將殺四十元兇云云。

        進入第二年,樂觀論調忽然一掃而空。一位民運大老去年盛讚「八九民運是中國人民的偉大覺醒」,今年卻指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根本不懂什麼叫民主」!民運主題也從政治制度變革轉向「文化反思」。「反思」的結論,說是由於「中國獨特的文化」,民主運動的失敗是「歷史的必然」。一位民運理論家寫道:

        ——中國的特殊國情,既是與孕育現代化的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又是一個古老東方的共產主義國家。在非共產主義的東方國家,實現了的經濟現代化,和在這個基礎上正在逐步推進的政治民主化,中國走不通;在並非東方的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突破共產黨一黨專制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民主化,和在這個前提下可能實現的經濟現代化,中國也走不通。

        這麼說,中國永遠擺脫不了「東方」、「共產」、「儒家文化」的宿命,永遠「條條道路都不通」!只能讓中國共產黨「萬歲」了。這就是從樂觀的激進主義舊夢中醒來,又墮入了悲觀的文化宿命論新夢。然而,也有繼續沉醉於舊夢不醒,愈作愈美妙的,如嚴家其的「六四」引發全球巨變論。他寫道:

        ——「六四」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轉折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五個月後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一黨專政的崩潰。在中國,導致共產黨政權主動放棄計劃經濟,並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經濟的發展敞開大門。在西歐與北歐,導致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一度減弱。在這歷史巨變中,可以看到兩種模式,一種是由非共政權推動「非共化」,一種是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在「六四」衝擊波從蘇聯、東歐傳回中國後,中國形成了第二種模式的代表。

        這麼說,鄧小平的「六四」屠殺,不但引發了「全球性」的歷史巨變,還在中國形成了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的「第二種模式」:中國共產黨已經自己動手,消滅了自己!這就是當年人們在巴黎寄予巨大希望的、「民主中國陣線索」第一屆主席醒不了的迷夢。

        無論樂觀的舊夢、悲觀的新夢,都是不願或不敢直接面對現實,喪失了民運前進的目標。而愈無目標,愈內鬥;愈內鬥,愈無目標。沒有了理想的追求,爭鬥的都是權和錢。民陣二大,是我參加的最後一次民運活動。

        後來還有一次華盛頓的民陣、民聯合併大會,我沒有去。我想,「民運」各路人馬都在搶地盤,爭資源,爭權勢,戰雲密佈,怎麼可能合併?

        陸鏗去了華盛頓,大哭而回。原來兩個組織沒有合併成一個,反而分裂成三個:民陣、民聯、民聯陣。

        我在普林斯頓的第一年,主要工作是完成了《鄧小平帝國》。這本書寫了一年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安娜堡開始執筆寫引言,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在普林斯頓完成最後一章。

        一九九二年二月初,安琪和她的未婚夫Jean Pierre Lafosse從法國來到普林斯頓,給我帶來了《鄧小平帝國》法文譯本的清樣。安琪說:

        「為你這本書,你的朋友Jean Paul Tchang可說是費盡心力。出版社找的譯者不懂中國政治,譯文錯誤百出。Jean Paul幾乎從頭到尾重譯一遍。他是Phoenix銀行的總經理,你想工作有多忙。他把工作之餘所有時間都投入你這本書,週末也不例外。他說一定要趕在鄧小平八十八歲生日之前出版,讓他看到此書。」

        我請安琪轉達對Jean Paul的感謝。我說:「你和Lafosse先生給我帶來了最好的法國禮物。它不但包含著Jean Paul先生的珍貴友誼,而且也是自由的法國對尋找自由的中國人的支持。」後來我把這句話和巴黎出書的故事寫成英語課的作文,題為「A Present From Paris」,英語老師還高興地祝賀我呢。

        一九九二年七月,也就是鄧小平八十八歲生日之前一個月,我收到了從法國出版社「L'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寄來的《鄧小平帝國》法譯本:「Deng Xiaoping,Chronique d'un Empire:1978-1990」。

        也許人同此心。《鄧小平帝國》中文本和日譯本,也都在鄧小平生日之前相繼出版。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的初版一刷,是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時報出版」前後印過九刷,最後一刷是在鄧小平去世後不久的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我在中國的許多朋友都看過這本書。李洪林說,他買到的是中國國內盜版,紙張和印刷質量很差。

        孫長江告訴我,他去看趙紫陽時,趙紫陽說,吳江的《十年的路》和阮銘的《鄧小平帝國》都看了,對吳江書中提到趙對胡耀邦「落井下石」,表示「不符事實」,希望吳江修正。我的書對趙也有不少批評,但趙未說什麼。

        Jean Paul的願望實現了。此書出版後四年半,鄧小平才去世,鄧和他周圍的人不可能不看到,也不可能不關注,卻未聽到說過什麼。連鄧力群、胡喬木這群對我的每篇文章都不放過的鷹犬,也未吠一聲。這一點我要感謝若瑛和Lorraine,把我第一手的資料和筆記都帶了出來,使我言必有據,讓事實說話。也正如余英時先生在此書「序」中所說:

        從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獻而言,《鄧小平帝國》顯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觀研究並無不同,但是我們通讀全文,便會發現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參與了這個帝國的創建。作為一個參與者,他是身在廬山之中的,然而作為這部帝國興衰史的撰寫人,他卻能跳出廬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廬山的真面目。這樣主客觀統一的著作確是不多見的。這是此書最能吸引讀者的所在。當年梁啟超在變法失敗後寫〈戊戌政變記〉,由於情感的憤激,陳寅恪評其書曾有「所言不盡實錄」之譏。阮先生寫《鄧小平帝國》也未嘗沒有情感憤激的時候,但他大體上確能實事求是,不以主觀的好惡而做出違反事實的論斷。讓我試舉一例。在第十章論及鄧小平和黨內外民主力量之間的關係時,作者說:

        「鄧小平在整個改革進程中都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依靠黨內外的民主力量,依靠廣大民眾的支持來克服黨內特權階層的反抗,推進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改革。另一種是同黨內特權階層與既得利益者妥協,背叛黨內外民主力量,把改革目標收縮到經濟領域之內。鄧小平的反覆無常,就是因為他在這兩種選擇之間變化不定。但總的趨勢是他的政治視野愈來愈窄,愈來愈擔心黨內外民主力量的壯大會威脅到共產黨和他自身的權力壟斷,因而一步步地與各種民主力量分裂,最後不得不走向與保守勢力結盟。」

        這真是一種持平之論,可見作者頗能節制自己的激憤的情感;在他的視野所及之內,阮先生已盡最大可能保存了歷史的「實錄」。


        我想,對於這樣的歷史實錄,鄧小平恐怕也只能沉默,但Jean Paul卻表示失望。他說:這本書在法國評價不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認為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但他之所以要在鄧小平在世時出此書,原想聽到鄧的回應。

        我對Jean Paul說,鄧小平無論做出何種回應,都只能引起人們的好奇,去尋找這本書,這顯然非其所願;再說書中論述的真確,既難反駁,又難承受。所以沉默是他最好的策略。(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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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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