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9,2011 17:56

《尋找自由(第二部)》 (十二)中國學社 [阮銘]

        一九九○年八月,應余英時教授的邀請,我到了普林斯頓大學。余先生與我初次相識,是在胡耀邦去世那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紐約的一次「中國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研討會上。余先生上過燕京大學歷史系(一九四九級),我們也可以算是同學,雖然當時互不相識。
        「六四」之後,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請我去演講,那天余英時教授也來了。演講結束後,余先生對我說,學校的一位校友捐贈了一筆錢給東亞系,準備幫助中國流亡知識份子和學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和學習,問我願不願來?

        我聽了十分高興。普林斯頓大學早就是我嚮往之地,一九七九年時來過一次,知道這個學校崇尚學術自由,愛因斯坦下半生的流亡生涯也是在這裡渡過的。我告訴余先生,下一學年我準備去密西根,因他們已做好安排。明年暑假那裡一結束我就來。

        那天來聽講的,還有孫長江的女兒孫競和她的男友商志剛,她和他在附近的羅格斯大學學習,是聞訊開車來的。演講結束後,孫競堅持要開車送我回紐約。我們三人在紐約共進晚餐,聊了很久才分別。孫競說她回去就打電話告訴她爸我們見面了。

        一年後的夏末,我抵達了普林斯頓美麗的校園,暫時住在余英時的學生王汎生家(因王汎生夫婦回台灣渡假,房子空著),然後自己再慢慢找房子。我在學校廣告欄裡看到有一處「半套公寓」出租,即一臥室帶一衛浴,客廳與主人共用,離學校近,月租四百。

        林霨(Arthur Waldron,普大歷史系教授)夫婦陪我去看房。那裡周圍環境很幽靜,主人Margrate十分友善。她是位單身職業婦女,在普林斯頓大學洛克菲勒學院任職。Arthur向她詳細介紹了我的情況,她立即表示歡迎,當下就簽了合約。

        出乎意料的是,我搬進新居的第二天,Margrate下班回來對我說,她向洛克菲勒學院院長介紹了我的情況,院長決定邀請我擔任學院的College Fellow。我問她:College Fellow是怎麼回事?

        Margrate說:普林斯頓採用英國式的學生管理方式,對一、二年級學生,教學方面由各個學系管理;生活方面由各個學院管理。每個學院都有獨立的宿舍樓、食堂,供院內學生住宿、用餐,週末組織學生參加各種文化活動,如到紐約觀賞戲劇、聽音樂會等。學院聘請College Fellow,同學生一起用餐,共同參加一些活動,可以通過交往,幫助學生接觸更廣闊的世界,獲得更多的知識。

        她還說,在洛克菲勒學院的College Fellow,我是唯一的中國學者,學生們一定會感興趣的。果然,我第一天到學院餐廳用餐,剛找了張空桌坐下,一位女學生就過來坐在我對面,大聲說了聲「你好」!我很驚訝,問她:「你學過中文?」

        「在夏威夷學過一點,那裡是美國離中國最近的地方!」她回答。後來我們就中文夾雜著英文互相交談。她叫瑪麗亞,家在夏威夷,她是申請軍方獎學金來普林斯頓的,畢業後還要為軍方服務兩年。

        談了一會她自己,就問我天安門的事。她說過去美國人不大關心中國的事,那幾天大家都看CNN,談論天安門。我說那時我已離開中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同她一樣看CNN。我告訴她,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總指揮柴玲已逃離中國,余英時教授已邀請她來普林斯頓,她來了我可以帶她來同你談。

        我把這次經歷告訴了房東Margrete,她說,學生對天安門感興趣,柴玲來了也請她當College Fellow。我問:「她是研究生,可以嗎?」

        「特殊情況可以。」Margrete說,「她是總指揮呀!」後來柴玲也當了洛克菲勒學院的College Fellow。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普林斯頓大學舉行記者發佈會,正式宣佈「普林斯頓中國學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成立。出席記者發佈會的,有「中國學社」董事長(即學社經費捐贈者)艾理略(John B. Elliott),董事會董事余英時教授,還有聘請到「中國學社」的學者和學生代表陳一諮、蘇曉康、阮銘和柴玲。余英時教授介紹了學社成立的緣起和狀況。余教授說: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普林斯頓大學創立「中國學社」。這是緣起於一位美國朋友艾理略(John B. Elliott)先生捐贈了一百萬美元。他是美國企業世家,普林斯頓大學一九五一級的校友。畢業以來,他一直是普林斯頓大學中國研究和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護法」(Patron),前後大大小小的捐贈已不計其數。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宗旨,是提供「六四」後流亡美國的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一個研究和學習的環境。初步的計劃是邀請二十位左右的學者,在這裡做兩年的研究。還有天安門學生領袖柴玲,準備在普林斯頓大學繼續學習進修。

        余英時教授還給我們講了艾理略先生支持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故事。當北京宣佈軍事管制的緊張日子裡,普大的幾位中國學人決定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警告中國政府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不得用武力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人民。全版廣告費是四萬五千美元,大家已籌措到四萬元,還少五千。那天艾理略正好來東亞系,看到大家忙進忙出,打電話商量,覺得好奇,問余英時有什麼事?余英時告知實情後,他立刻慨然承擔這不足的五千美元。之後余英時應邀到台灣大學演講,在台北接到普林斯大學電話,告訴他艾理略不聲不響到校長室,捐了一百萬美元給東亞系,支持受中國政府迫害的流亡知識份子和學生。

        為了處理學社的行政工作,艾理略還請來一位加拿大籍的孫露瑜(Lorraine Spice)小姐擔任學社秘書。學社成員除了做各自的研究之外,學社還請了英語老師,幫助進修英語。我在「中國學社」正式成立的歡迎會上以英語做了三分鐘的簡短致辭,博得英語老師的稱讚,第二天她給我寫了封長信,稱我是她最好的學生。

        我只是簡單談到普林斯頓大學擁有保護因抗拒暴政而流亡的知識份子的傳統,今天我們在這裡研究的Jones Hall,在這裡聚會的壯思堂,正是當年愛因斯坦抗拒法西斯暴政流亡到這裡渡過他學術生命的地方。我們要感謝普大和艾理略先生、余英時先生,讓我們這群流亡知識份子,能夠在留著昔日愛因斯坦足跡的地方,自由地研究和學習。我只是希望,在這裡不需要像愛因斯坦待那麼久,就能回去為自己國家的自由貢獻力量。

        開頭兩年,這個流亡團體適應得還不錯。那時大家認為,兩年內中國形勢總會有變化,也許可以回國了吧?

        然而,兩年很快過去了,中國的形勢依然嚴峻。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一方面,經濟領域對外開放不但恢復,而且開放得更快、更大;過去是陳雲的「肥水不能往外流」,現在不但肥水可以往外流,而且主動引進外資來吃中國這塊大肥肉。另一方面,政治思想領域反自由化也更厲害,國門依然對流亡者緊閉。

        在普林斯頓,艾理略捐贈的一百萬美元已用罄。余英時教授又設法通過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馬樹禮先生,從台灣政府的正式預算中得到資助,使「中國學社」得以繼續存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政策是不接受外國政府的資助,因此自一九九二年七月開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已脫離普林斯頓大學,成為獨立的學術機構,仍由艾理略任董事長。學社只增加了一項研究工作,即為陸委會有關中國的選題提供研究報告。

        中國學社從普大獨立出來那一學年(一九九二~一九九三),我應邀在哈佛大學做研究。哈佛的Andrew Walder教授為我申請到一份魯斯基金會的Scholarship,參加費正清中心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課題。若瑛和我為參加哈佛的暑期英語班進修課程,六月初暑假開始就到了波士頓,住在Cambridge的Ezra Vogel(傅高義)家裡。

        在哈佛時,「中國學社」開執行委員會討論研究計劃時,我開車去Princeton參加,當晚開車回Cambridge。學社的其他事情我毫不知情。有一天,學社秘書孫露瑜(Lorraine Spiess)來Cambridge找我。

        她告訴我,學社內部遇到危機,對學社的性質、成員、工作方式和報酬都有歧見。一派主張採取美國企業的管理方式,僱員服從主管意志,完成交派任務,考核工作績效,達不到主管要求的標準,隨時可以被解僱。薪資也分等拉大差距。Lorraine說,她在加拿大做過公司,所以開始也贊成這種方式,誰不努力先警告,警告無效就走人;還擬定了新的分等薪給,但遭到另一派、尤其年輕社員的反對。

        我問她余英時的意見。Lorraine說余先生不贊成這種意見,她自己後來也覺得行不通。但有人很堅持,表示余先生不贊成「改革」就去找董事長艾理略。

        我告訴Lorraine,精神生產不同於物質生產。精神生產需要靠智慧和創造力,需要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需要自由的空氣和環境,你在中國學社要為這個群體創造這樣一種環境。所以余先生的意見是對的,靠權勢和壓迫的工廠只能生產硬件,生產不出軟件。

        Lorraine很天真,也很聰明,聽了我這幾句話,就笑了起來。我對她說,你可別高興,你想解僱別人,你有沒有想到別人也會解僱你哦?

        她睜大眼睛做驚異狀,顯然從未想過。這位加拿大小姐非常熱愛中國文化,非常熱愛「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當然也非常熱愛自由;所以才放棄加拿大公司的高薪到Princeton與我們這群流亡者同甘苦,共命運。她始終夢想著有一天,同我們一起回到自由的中國。

        那場「危機」,在余英時教授介入下很快歸於平靜。我從哈佛回到普林斯頓時,學社的運作一切正常。Lorraine還是那麼積極熱情,我們合作辦了一場很成功的「香港問題研討會」。

        這是一場大型的國際研討會,由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未來中國學社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聯合舉辦。實際上出力最多的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Lorraine和未來中國學社的藍征兩位「無名英雄」,一切繁重的具體工作都是她和他做的。

        會議於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開了兩天。那時香港「回歸」中國之日迫近,天安門屠殺陰雲不散,國際上對香港的命運高度關注。受邀出席此次研討會發言的人士有:

        香港:立法局議員、民意領袖司徒華、劉慧卿、陸恭蕙。(許家屯也從美國西岸趕來,但似乎還「心有餘悸」,表示不便在大會亮相,只在會場外與人交談。)

        台灣:焦仁和,陳政三。焦仁和告訴我,他現時的職位是陸委會副主委,但已委任他擔任海基會副董事長(董事長是辜振甫)兼秘書長,回去就上任,以後要多同中國人士接觸了。陳政三是他帶來的一位能幹的科長,在會外與各方人士聯絡,熱情友好。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鄒至莊(Gregory Chow)、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密西根大學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中國:王若水、戈揚、李洪林、孫長江。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成員也都參加了會議。

        對這次會議的評價,我只想引用會後傅高義來信中的一句話:「That was a wonderful conference in Princeton!」

        會議之後,Lorraine很高興,很有成就感。因為這次會議的確她出力最多。像劉慧卿就很難邀到,Lorraine費了好大力氣,終於答應來了,條件是提供商務艙。Lorraine來同我商量。我問她司徒華、陸恭蕙會不會有意見?因為我想,中國來的是我的朋友,不會有意見。主要是怕香港來的兩位,會不會因差別待遇不高興?

        Lorraine說,司徒華和陸恭蕙都很好說話,向他和她解釋一下會諒解的,我們的經費太少;劉慧卿最近太忙太累,好不容易排出時間,需要在飛機上睡個好覺才有精神開會。後來劉慧卿發言時果然文情並茂,博得全場起立鼓掌的熱烈歡迎。

        Lorraine曾向美國民主基金會申請到對這次會議的補助,所以按照規定專門寫了一個總結報告,總結會議成果和今後打算:包括把會議中建立起來的香港、台灣和中國民主派的聯系,繼續鞏固和發展;已經整理出中、英文稿的會議發言,準備經發言人補充審定後出版。後來因為Lorraine離開,這些工作也就沒有了下文。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臨近聖誕節的一天,Lorraine來找我,說她要去華盛頓找工作。我感到驚訝:「你不是喜歡這裡嗎?為什麼要走?」

        「不是我要走,是董事長要我走。」她回答。

        原來艾理略剛找她談過話,說學社經費緊張,她的秘書工作,現在已有人可以代替。她在美國容易找工作,讓她找到適當工作後離開學社。講到這裡,她很生氣地說:

        「我知道是誰到董事長那裡送話趕走我,我還把她當好朋友,要她來學社幫我,現在倒要把我一腳踢走!」

        Lorraine很快在華盛頓一家智庫找到了新工作。但她對中國學社還是戀戀難捨。臨走前的最後一天,她的辦公室深夜還亮著燈。我進去一看,她正在複印資料。她說:

        「中國學社這些年的資料,我一直小心積累和保存,總想著有一天你們都自由地回去了,我要把這一段歷史寫下來,沒想到自己就這樣離開了你們。」說完跪倒在地,號啕大哭。

        我遇到這種情形最是無言以對,不知所措。等她哭了一會,才慢慢扶她起來坐下。我說,你去華盛頓工作,又不遠,可以常來看我們,我們不還是好朋友嗎?

        她平息下來後說,今夜她要把這些年積累的資料全部複印一份作為紀念,她相信這是她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段經歷,她將來會把它寫下來。

        Lorraine走後,學社安定了大約半年時間。一九九四年六月,我應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之邀去台北參加「孫中山思想與中國未來」研討會,在會上遇到從香港來的陸鏗。他約我一同去拜會馬樹禮。

        拜會中,馬樹禮問起中國流亡知識份子的近況。陸鏗提到蘇紹智在美國和歐洲幾個大學訪問結束後,打算在紐澤西普林斯頓附近安家,問馬樹禮能否讓他到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做研究?

        馬樹禮沉思了一下表示,他個人同意蘇紹智到中國學社,但此事應由余英時決定。馬樹禮要我回普林斯頓後同余先生商量此事。我回到普林斯頓立即向余先生報告。余先生似乎未經思考,當即同意。他說:「馬樹禮先生推薦的,我們應尊重。」

        我未料到這件事會重新引爆我在哈佛時這裡發生的那場危機。學社的性質和用人原則之爭再度浮出水面:

        分歧(A):中國學社是學人的獨立研究團體,還是生產統一產品的製造公司?

        分歧(B):每個成員應秉持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進行研究,還是以是否遵從老闆統一指揮作為績效和人員去留的標準?

        這次危機的嚴重,一是有人已經擬定解聘三位學人另聘他人的方案,對於蘇紹智進來也不以為然。二是有心人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把事情演化成董事長艾理略與余先生之間的分歧,導致艾理略先生辭去董事長。

        學社同仁為學社的前途擔憂,寫了一封信給余先生。余先生回了一封長信給學社執行委員會。今摘錄其中部份內容如下: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委員會諸位委員同鑒:

        阮銘先生送來全體社員簽名信及學社工作計劃都已收到,並轉致馬樹禮先生。最近關於董事會主席易人的事,我因為完全不明內情,極感詫異。今年暑假,由於馬樹禮先生來信(各位已見到),希望蘇紹智先生可以參加本社。七月我在台北和馬先生晤面他又重提此議,我答應他回美後與社中同仁相商。我返美後,曾約艾理略先生到我家午餐,即徵求他的意見。當時談得很好,他也同意了。

        我也向艾先生解釋過,台北捐款支持學社,一是研究中國大陸的需要,二是儲備人才,因此學社成員的個人學術研究也包括在內。有此兩重目的,最初報上去的個人名單便成為支持的根據。在這種限制之下,中國學社便不可能像美國企業那樣純以「工作效率」為標準,隨時將社員除名。學社董事會在法律上雖有聘請和解僱的權力,但執行起來,後果一定是學社公開破裂,然後向大同盟告狀,向報刊公佈。這樣一來,整個學社便立即瓦解了。我不知道艾理略先生究竟了解了我的意思沒有?但當時他並沒有表示異議。

        我現在把這番話向諸位重說一遍,是要說明我的一貫立場:我僅負責向台北方面爭取經費,但不過問學社日常事務。我通常不到學社走動,祇有過去兩次大危機時我才出面調停。因為我有義務對經費負責,這是政府的正式預算,是台灣人民的納稅錢。我的義務,具體地說,便是看到這筆經費運用適當,使學社可以發揮出所期望的功效,研究與儲才。先決條件便是社內同仁都能和諧相處,專心工作。

        對於艾理略先生,本社同仁應永不忘記他在最困難時期所賜予的援手,以及最近兩年多以來所費的心力。今年二月,我曾在《中央日報》寫了一篇〈記艾理略與中國學社的緣起〉短文。現在也附上,請與此信一併存檔,作為本社史料的一部份。

敬問
各位安好

余英時 一九九四.十一.二十二


        事後,余先生請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擔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董事長。Perry平日常同學社成員來往,也常參加學社執行委員會會議與我們一起討論工作。執行委員會任期屆滿時,在Perry主持下,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分別選出新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執行委員會委員。蘇紹智先生當選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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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1)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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