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19,2011 19:22

《尋找自由(第二部)》 (十)柏林論壇 [阮銘]

        鄧小平的天安門屠殺,把洶湧澎湃的全球自由民主浪潮,阻擋在中國「反自由化」長城之外。然而,繞過中國,自由民主浪潮繼續前進,在東歐迅速譜寫出輝煌的勝利樂章。
        一九八九年六月,波蘭華勒沙(Lech Walesa)領導的團結工會,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取得參院一百席中的九十九席,另一席也是團結工會的同情者。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無一人當選。

        一九八九年十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決議,將黨綱中「社會主義」等詞刪除,改名匈牙利社會黨;決議認為,「迄今的社會主義概念和史達林主義制度已不適於世界發展步伐」。

        一九八九年十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雅克什,在十五中全會強硬表示,「絕不向反社會主義勢力讓出陣地」。十月十七日,捷克首都布拉格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演變為全國總罷工,雅克什辭職。十一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聯邦政府決定修改憲法,取消捷共領導作用條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晚,東柏林宣佈,東德與西德間邊界將於第二天開放。十一月十日早晨,歡呼的柏林民眾推倒了柏林圍牆。這面監獄之牆,被碎裂為大大小小的數十萬碎塊,陳列在紀念品商店,供旅遊者購買。

        當東歐人民邁開步伐走向自由時,東歐最後一個獨裁者、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好朋友、羅馬尼亞暴君齊奧塞斯庫還在掙扎。他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黨代表大會上,嚴厲斥責東歐國家的變革,獲得大會代表一百二十五次官方統計的「起立歡呼」。

        然而,當他於十二月十日從伊朗訪問回來,舉行盛大集會,打算享受更多民眾歡呼時,卻引發了反對他的示威遊行。保安部隊打死四十名示威者,激起更多人加入遊行隊伍。齊奧塞斯庫命令國防部長米列亞鎮壓,米列亞拒絕執行後神秘死亡。軍隊憤而與民眾站在一起,推翻了獨裁者。

        從此,一九四五年〈雅爾達協定〉強加給東歐的共產制度徹底瓦解,東歐人民邁進自由民主的新時代。

        一九九○年三月,我接到「走向民主的東歐與中國國際論壇」來信,邀請我參加該論壇將於四月下旬在柏林舉行的國際會議,並在會上發表演說。

        那時,我正在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學寧靜的校園裡寫《鄧小平帝國》,思考著走向恐怖的中國和「走向民主的東歐」,讀了些比較中國與東歐之差異的文章,無非是「國情」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等等,我都無法苟同。

        我想,自由是人的本質,是一切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源頭。把人套進各種枷鎖,無論是「國情」枷鎖、「文化」枷鎖、「民族」枷鎖、「宗教」枷鎖,都是禁錮、摧殘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把人變成非人,是人的異化。掙脫這一切枷鎖,從人的異化到人的解放,這是人類走向自由之路。

        在自由之路上,東方人和西方人同樣是人,都要從人的異化走向人的解放。那麼,為什麼東歐人民做到了的,中國人民做不到呢?

        關鍵問題不在文化、民族、宗教等等,而在製造枷鎖的「人」。枷鎖製造者是一種異化的人,被貪慾和權勢慾支配的人。自己被貪慾和權勢慾異化,又異化他人以滿足自己的貪慾和權勢慾。

        中國獨裁者和天安門屠殺元兇鄧小平,就是這樣一個製造枷鎖的人。他被一黨專政的貪慾和權勢慾所支配,最怕的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對他的挑戰。所以他反對周揚、王若水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所以他提出「反自由化」大戰略,阻擋中國人民走向自由。

        鄧小平也「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他從來不提毛澤東的專政機器在文革中對無數民眾、包括造反學生的迫害。他只反對文革中的所謂「大民主」。鄧小平說,粉碎「四人幫」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憲法中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與毛澤東、史達林、赫魯雪夫們的區別,在於他堅持一黨專政,但不講「埋葬資本主義」。戈揚一句話就點破了鄧小平這個人,「他是拿資本主義當救命草,救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開國門引進外資,是鄧小平的第二個大戰略。         有沒有這兩種大戰略?會不會同時並用?這是東歐與中國命運不同的根源。

        東歐在蘇聯帝國統治時期,有第一種大戰略,無產階級專政,那時修築柏林圍牆,把自己封閉起來。等到實行向西方資本開放的第二種大戰略時,又放棄了第一種大戰略,在國內允許自由化。共產黨競爭不過新生的自由民主力量,自然會失去執政權。也就是說,東歐國家每個時期都只有一手。

        而鄧小平始終堅持「兩手硬」,而且愈是開放全球市場,拿資本主義救命草救他的一黨專政,反自由化愈厲害,開始說反二十年,後來增至七十年,反到二十一世紀中葉!

        另外一點不同,是自由國家對共產奴役制度國家的差別政策。自由國家向蘇聯—東歐國家開放,附帶自由人權條款,嚴格監督。對中國不要說監督,連一點真正的關切都沒有。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鎮壓民主牆運動,判處魏京生十五年重刑時,民主牆運動人士向美國總統卡特呼籲,卡特置若罔聞。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屠殺,布希表面上雖有「制裁」,但六月底就派特使到北京安撫鄧小平,使鄧有恃無恐,更肆無忌憚踐踏中國人權。

        所以我認為,自由、民主、人權問題在中國,是一個全球戰略問題,是一個需要全球自由國家和自由民主力量共同面對的問題。我打算在柏林論壇提出兩個論點:

        第一個論點:東歐走向民主,標誌暴力的失效導致帝國奴役制度的滅亡,人類將跨進以智慧和創造力為歷史前進槓桿的自由時代。

        第二個論點:適應新的時代需要,當前民主運動的歷史使命,就是學會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鬥爭形式,掃除一切專制暴力,依靠人的智慧和創造力改變舊制度,建設新制度。

        這就需要改變那些大國政治家們的「全球戰略」。他們跳不出從梅特湼、俾斯麥,到〈雅爾達協定〉那套保持軍事力量均勢平衡的陳舊思維方式。二次大戰後,東歐人民被剝奪自由達四十四年之久,就為保持美、蘇兩大國家集團的「軍事力量均勢平衡」。現在暴力既已失效,這種「均勢平衡」該結束了。

        我的講題是「帝國制度滅亡以後」,最後部份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國際關係五個方面,提出「後帝國時代」世界面臨的共同課題。(詳細講稿見本章附錄)

        一九九○年四月十八日在柏林會議上講過之後,會議向全球轉播,反應頗為強烈。因為當時國際輿論對東歐巨變均表意外,各種分析紛紛紜紜。我的分析被認為是「探本溯源」,找到了東歐巨變的時代歷史根源。

        中國的一些親友也聽到轉播。若瑛在電話裡說,我的弟弟阮鐮在上海出差,又到蘇州、無錫走了一趟,遇見他的同事聽到我的講話,對我弟弟說:「你的哥哥講話聲音同你一模一樣,內容很有新意。」

        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在柏林提出的論點,沒有通過歷史檢驗。歷史的發展表明,暴力沒有失效,帝國沒有滅亡。天安門屠殺後的中國,無論是對內鎮壓還是對外開放,這兩手都更硬,結合得更緊密。

        有人說,中國的改革,一足向前(指經濟),一足向後(指政治),這樣走下去會跌倒,所以應補政治改革的課。

        我也曾有過那種看法,認為自由經濟與專制政治共渡「蜜月」的新權威主義之路走不通,也走不長。

        現在這個「蜜月」已經渡了二十二年,夠長了吧?至於走不通,我仍保留原來的看法,而且認為拖得愈久,付出的代價將愈大。

        暴力與開放兩手策略,在中國發展中是密切配合的。暴力對內,用於鎮壓被奴役人民的反抗。開放對外,對國外資本開放。大企業、大地產商來了,看中了哪裡,中國政府就把那塊地圈給你。農民若為保衛土地起來反抗,政府就運用暴力來「平亂」。

        掠奪農民土地,拆遷居民房屋,殘酷壓榨工人,破壞礦產資源,污染自然環境,以及由此爆發的人民反抗和政府鎮壓,這是中國每天在發生的事情。而這一切,正是中國迅速「崛起」並獲得全球喝采的根源。這幅「全球化」的醜陋圖景,是我在二十二年前難以想像的。

        我想像的是,東歐以及後來的蘇聯共產極權制度崩潰之後,東西方壁壘的打開,人們將迎來一個全面開放的世界。人的智慧和創造力將通行無阻地在全球獲得前所未有的機遇,其創造的價值將普遍提升人類的幸福,消滅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戰爭、饑餓、貧窮、不平和災難。

        然而,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崩潰之後出現的「全球化」,出乎我的想像。人的智慧和創造力,不僅沒有取代貪慾和權勢慾成為歷史前進的槓桿,反而同貪慾和權勢慾結成各種新的聯盟,從國家聯盟、跨國公司聯盟,到各種企業聯盟,在全球範圍內扼殺多數人智慧和創造力的實現。

        今天的「全球化」,是貪婪的權力聯盟統治下的偽「全球化」!什麼「世界是平的」?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平!豪門巨富、金融大亨、知識權貴、房地產大亨、跨國公司老闆,他們自由飛來飛去攫取財富,他們的世界是「平」的。

        普通公民必須賣身蛇頭,飄洋過海去求生,一天十幾小時出賣自己的勞力,賺取微薄的工資,還是「非法打工」!夜裡睡幾小時,提心吊膽、躲躲藏藏,怕警察來抓。在這樣的「全球化」環境中,人的智慧和創造力能夠實現嗎?

        全球化可以有兩種方向:一種是自由的全球化。蘇聯—東歐共產奴役制度瓦解之後,本來存在這樣的歷史可能性,把自由擴展到全球和一切人,讓每個人的智慧和創造力都有實現的機會。另一種是奴役的全球化。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原來只是對內。天安門屠殺之後建立起來的中、美特殊關係,使中國奴役制度的影響力跨越國界,輻射全球。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美國總統布希不斷派遣特使充當說客,或秘密或公開會見鄧小平。有的只挨了鄧小平一頓臭罵。見效的還是鄧的老朋友尼克森和季辛吉。他們搬出老一套的「大國實力均衡」戰略,說蘇聯—東歐帝國消失之後,美國需要另一個大國來「均衡」日本和歐洲。這說辭正中鄧小平下懷。

        以奴役制度大國「均衡」自己的盟國,不是很荒唐嗎?然而,尼克森、季辛吉們的「國際關係理論」就是那樣,從慕尼黑到雅爾達的歷史事實就是那樣。老布希的兒子小布希當總統時,想改變也改變不了。

        如何定義這種奴役制度大國與自由大國的特殊關係?似乎不確定。有時是「戰略夥伴關係」(柯林頓),有時是「全面合作關係」(小布希),我覺得還是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小布希的副國務卿)發明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最傳神,畢竟他出身華爾街高盛公司,對中國「大股東」瞭若指掌。

        比〈雅爾達〉更恐怖的是:第一,〈雅爾達〉畢竟劃了一條界線,一條蘇聯共產奴役制度難以逾越的界線,使它無法「埋葬資本主義」。今天沒有。

        第二,蘇聯—東歐帝國是封閉的、孤立的,一旦開放,自由空氣進入,它就瓦解了。今天中國「對外開放」,內部有「反自由化」壁壘,阻止自由空氣進入;卻大量從外部引進資本、技術、管理、人才,強化國家軍事暴力機器,鞏固內部專制奴役制度的統治。

        這種「Balance of Power」,事實上並不「均衡」,是「Balance of Power Favors Serfdom」,有利於中國奴役制度的內部鞏固和對外擴張。我愛舉「蘋果」公司為例,它是一個實現人的智慧和創造力非常成功的美國企業。然而,它的智慧產品的組裝,卻在中國的奴隸工廠裡,扼殺了幾十萬青春少女少男們的智慧和創造力。

        這些天真、淳樸、真誠、茁壯的少女、少男,正值智慧和創造力萌發的青春年華,離開了擁抱綠色大自然的家鄉,走進組裝智慧產品的軍營,從此告別陽光、青春和自由,成為侍候迅速轉動的機器的奴隸。難道人們聆聼不到這數十萬茫茫人海中的少女、少男們心中的悲歌嗎?

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
青春和生命力,
要被僵死的機器支配?

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
智慧和創造力,
要被貪慾和權勢慾支配?

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
真誠,要被虛偽支配?
美麗,要被邪惡支配?
愛情,要被仇恨支配?

難道,
青春和生命力,離開了僵死的機器;
智慧和創造力,離開了貪慾和權勢慾;
真誠、美麗、愛情,離開了虛偽、邪惡、仇恨;
真的無法在這個世界生存?

        深圳「十三跳」時,郭台銘說,我可以捨棄工人,用「無人工廠」代替他們!「無人工廠」不用開燈費電,更省錢!看他得意洋洋,使我想起昔日奴隸市場上的故事:「這麼貴,不如買頭驢!」那時,把奴隸當作「會說話的動物」,其實是只准「聽話」的動物 。現在是把人當作機器的奴隸,機器不說話,人也不准說話!

        郭台銘算下來,比起省燈、省電的機器,還是奴隸的價格便宜。所以,他又去成都開設新軍營,招募更多的少女、少男。為了趕工,粉塵瀰漫,幾天就發生大爆炸。

        人的價值由人的本質決定。人的價格由市場決定。中國市場上人的價格,由貪慾和權勢慾決定,早已徹底背離人的價值。

        自由與奴役,智慧和創造力與貪慾和權勢慾,在偽「全球化」中已相互滲透 ,成為Responsible Stakeholder。為什麼這種狀況無法改變?因為投資中國的利潤太高。在金錢的巨大誘惑下,全球大老闆都到了中國,共同壓榨「價廉物美」的機器奴隸——中國農民工。

        中國政府正是利用反自由、反人權的經濟開放戰略,誘惑全球資本幫它榨取中國少女、少男們的血和淚。而中國政府又把自己榨取來的一份,在貪瀆腐敗之餘,用於購買外國債券,投資外國產業,於是貧窮大國成了富裕大國的大股東和大債主。

        智慧和創造力是人的本質,需要自由的空氣和環境。貪慾和權勢慾是一部份人的社會習性,需要犧牲多數人的自由以滿足自己的貪慾和權勢慾。這是無分西方、東方的普世現象。所以,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只要能夠同滿足西方資本貪慾和權勢慾的開放戰略相配合,全世界大老闆都有興趣來嚐嚐中國這塊大肥肉。

        人類的希望,只能寄託於默默生長著的,今天還毫不顯眼的,滿懷理想的自由人創立的自由產業。我們不妨看看近在眼前的,台灣的樂樂台北(Lala Taipei Guest House 背包客棧)和三重奏(Trio Café 音樂咖啡酒吧)這兩家新生的「自由之家」:

在那裡,有創意,有美,有愛;吸引尋找自由的人們來享用,來審美。
在那裡,賓至如歸,親如一家;顧客來了,彷彿回到自己的家。
在那裡,員工和老闆,猶如志同道合的親友。
在那裡,支配、被支配是相互的、平等的,也是自由的。
在那裡,誰都是主人,賓客的主人,企業的主人,自己的主人。

        樂樂和三重奏,用行動譜寫的自由樂章,回答了富士康少女、少男們心中的悲歌:自由的空氣和環境,要靠掙脫奴隸枷鎖的一代新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去創造。

        在樂樂與三重奏,我見證了在「柏林論壇」上講的兩位希臘女神,Athena 和 Aphrodite,智慧和藝術、愛和美。


【附錄】 帝國制度滅亡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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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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