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12,2011 18:39

《尋找自由(第二部)》 (九)在安娜堡 [阮銘]

        從紐約到密西根,我搭乘的是一種名叫「灰狗」(Greyhound)的長途公車,開一個通宵,第二天上午到。

        傍晚上車,陸陸續續上了十幾個人。沿途上上下下,不超過十五人,車裡空蕩蕩。乘客多數是黑人婦女,每人帶一、兩個孩子。最多的帶了三個,一上車就給抱在懷裡的嬰孩餵奶。她們多半是單身母親吧?還有兩、三個單身老太太,也是黑人。這趟車一路上下,未見一個白人;除了我,也未見一個男人。因為是夜間行車,車中人都默默無言,偶而聽到輕微的鼾聲和嬰兒的哭聲。
        從晨邊公園到「灰狗」,我看到了美國社會的一角:曾經是美國南方蓄奴時代主要生產力的黑人,相當一部份今天還生活在社會底層。像這些多子女的單親媽媽,尋職難,只能靠政府救濟。她們的孩子,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機會,長大了也難找到工作,有些就走向沉淪甚至犯罪,所以美國監獄裡黑人青年很多。

        我在車上想,黑人在美國,法律上早就獲得自由平等地位,種族隔離法已成歷史。然而,從紐約到底特律,白人大概都會搭乘飛機,或者開自己的車,於是「灰狗」上只剩下貧窮的黑人婦女和孩子了。歷史的創傷,需要歷史來治癒。但要讓從「晨邊」公園到「灰狗」的黑人青年和兒童們獲得事實上的自由和平等,為什麼總是顯得那麼艱難且無望?阻礙她們改變命運的力量究竟在哪裡?

        後來我在密西根學會開車,離開時自己開車從Ann Arbor去Princeton,教我開車的兩位好友朱蒨和張能力,主動提出要「護送」我。清晨出發,一路天空晴朗,暢行無阻,傍晚到了普林斯頓大學。從此,我再未搭乘「灰狗」。但那一夜情景,歷歷在目。二十二年過去了,今天美國已經選出黑人總統,不知「灰狗」和「晨邊」公園的情景,會不會有些改變呢?

      我在密西根大學的「老闆」,是「中國研究中心」的兩位教授。一位新上任的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是初次會面。另一位前主任奧克森伯格(Micheal Oksenberg),早就認識。 一九七九年我來美國時,他在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負責接待我們代表團訪問白宮。

        出乎預料的,是一見面兩位都很謙虛。第一次談話,就檢討他們過去對中國的看法「全錯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前不久,胡喬木和李慎之作為他們兩位的客人在這裡訪問,使他們對中國充滿樂觀期待,根本想不到會發生天安門屠殺這種事。這次他們邀請我來,要我幫助他們「重新認識中國」。

        奧克森柏格有所準備地拿出麥克法夸爾(Rodrick MacFarquar)的兩大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譯本),對我說,希望每週有兩個上午,我能夠同他們兩位談談真實的中國。方法是按照麥克法夸爾這兩本書的年代順序(第一卷,一九五六~一九五七;第二卷,一九五八~一九六○),對書中的內容,包括歷史的客觀事實和作者的主觀判斷,提出我自己經歷的事實和看法。

        我說:麥克法夸爾的書我看過,大致是從文革中流行的毛澤東與劉少奇兩條路線鬥爭這種判斷出發,追本溯源,追到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這是一種逆向推理。原因很簡單:文革之前,中國是封閉的,外國學者難以獲得第一手資訊。美國獲得大量中國資訊,是從一九七○年代初季辛吉、尼克森打開中國之門開始,那時正處於文革中期。麥克法夸爾對文革有濃厚興趣,從文革的資料出發,先形成「兩條路線」的理論框架,再追溯到中共八大。其實,八大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沒有那麼大,對鄧小平更是十分欣賞。我同意每週兩次,同他們一起研究。

        李侃如詢問我的研究計劃,我說,「六四」前打算寫「毛澤東帝國」;「六四」後心緒變化,改變計劃,開始寫《鄧小平帝國》。在紐約的一位美國朋友安美杉已把〈引言〉譯成英文,他若有興趣我可送他一份拷貝。他表示有興趣。

        李侃如看過《鄧小平帝國》的〈引言〉後,邀請我在他的研究生班上講課。我問他「講課有什麼要求?」他說:「就講你在寫的《鄧小平帝國》,班上學生都懂中文,講課、討論都用中文,你可以放開講。」我幾乎是邊寫邊講,講了五個星期。

        談話將結束時,奧克森柏格邀請我同他一起去看大學足球聯賽。他說,來到這裡一定要看。那時密西根大學的美式足球隊很強,屢獲冠軍。

        比賽那天,我們三個都去了。我對美式足球這項運動不敢恭維,總感到少了點運動的審美價值。我更喜歡歐式足球,在上海弄堂裡踢小皮球時就學會了。密西根那場比賽的勝負,早已忘了。留下難忘印象的是美式足球的啦啦隊,一群健康、活潑、熱情、歡樂的漂亮少女,組成變幻不定的隊形,迅速脈動著像一部色彩繽紛的美麗動畫,令人嘆為觀止。我這才明白,為什麼爭當美式足球啦啦隊員,在美國大學女生中競爭那麼激烈?

        我自己在Ann Arbor選擇的運動是游泳。每天早晨七點游泳池開放,我就進去游一千公尺,那時人最少。游泳是一種孤獨的運動,一人一條泳道,相距近在咫尺,平行永不相逢。沒有人同你說話,沒有人干擾你的思緒。我發現,在水中,紛繁的思緒,會不由自主地從各方襲來,像在夢中,但比夢清晰。

        我不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因為我的夜夢總是在「日有所思」之外的,而且往往混沌、凌亂,醒來不及記憶,很快消失無蹤。我想那恐怕是很大一部份腦細胞在休息之故。倒是偶而工作困倦時的白日夢,雖然短短幾分鐘,夢中卻經歷許多人和事,醒來都清晰留在記憶中,恐怕是腦細胞還活躍著之故吧?

        游泳時的情境與之相似。腦細胞原來在你指揮下工作,忽然你在水中放棄指揮,不給它指定工作了,於是會有岀乎預料的思緒襲來;而且特別清晰,因為腦細胞還在努力工作。所以游泳是自由思想的好場所。

        工作、讀書,思維是定向的、單線的。游泳時,把工作和書本丟開,完全放鬆了。游泳本身又是孤獨的運動,沒有夥伴,沒有競爭(游泳比賽除外),不需要定向思考,腦細胞自由了,向各方輻射,萌生意外的新思維。譬如寫書寫不下去了,不能硬寫,寫了也無法用。游泳時什麼也不想,忽然從哪裡射來一箭,把思路貫通了。

        在李侃如辦公室每週兩次的三人談,我用中文講,李侃如在他的筆記型電腦上用英文記;奧克森伯格在紙本上記,他不會打字,寫作都是交給秘書打。我像是在給兩個學生講課。有時他們提出問題,就停下來做短暫的討論。偶而也會遇到有趣的突發性事件干擾。

        最有趣的一次,是鄧小平會見美國布希總統特使史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那一天,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我們正在三人談,辦公室轉來電話要奧克森伯格接聽。他聼完激動地說:

布希騙了我們,他六月底(六月三十日)已派特使史考克羅夫特秘密訪問北京,還騙我們說尼克森是第一次。現在北京把消息透露給CNN,全世界都知道了。

        接著,奧克森伯格撥通尼克森的電話,尼克森已經知道,而且非常憤怒,表示要向布希抗議。

        原來十月下旬奧克森伯格隨同尼克森訪華時,布希告訴他們是「六四」後的「第一次」,標誌「停止高階人士互訪」禁令的取消,意義重大。中國方面也隆重接待。

        奧克森伯格訪問回來曾得意地對我說,不但會見了鄧小平、江澤民,所有領導人都見到了。在他的印象中,李鵬最厲害,也最危險,將來很可能他掌權。

        我說,鄧小平不會喜歡這樣的人,所以掌不了大權;要不然趙紫陽下台就可以讓他上,何必從上海調江澤民呢?

        這回尼克森生氣,是感到布希不告知早先已派過一次特使,是出賣他,使中方小看他。這回密使消息由中方洩露,更使他感到羞辱;表明中方明知他只是被利用,布希真正信任的是史考克羅夫特。

        李侃如的研究生課程,是十幾個人的小班,人人都會中文,我講了五個星期「鄧小平帝國」,學生很愛聼,李侃如也同學生坐在一起聼、一起討論。那段時間,給老師講毛澤東,給學生講鄧小平,我覺得很有意思。所以當李侃如提出要我在密西根多待一年,繼續一邊講課,一邊把我的《鄧小平帝國》寫完;他還讓我幫他把嚴家其也請來密西根,已做好安排。我都答應了,當時我認為他真的走出了自己過去對中國的錯誤看法,而且要改革密西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了。

        那時黎安友已經做好他同嚴家其和我在哥大合開一門課的安排,從一九八九年度的第二學期(即一九九○年春季)開始。李侃如認為這不影響他的計劃,我們可以兼顧兩邊,教課時去哥大。

        十二月初我接到嚴家其一封信,突然變卦表示說他不能去哥大教書,也不能來Ann Arbor,要我向黎安友和李侃如解釋。來信寫道:

前幾天同一位法國退休外交官談話,無意中談到明年初到哥倫比亞大學講課的事。主管我們事務的外交官知道後十分憂慮。法國把被通緝人士一個個救到巴黎,現在吾爾開希、李祿、劉再復、蘇煒、甘陽一個個去了美國,不久蘇曉康、遠志明也要去美國。現在北京就民陣在法國的成立和活動,已提出十五次抗議。法國國內也有一股反對派勢力(如前總統德斯坦),反對法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如果我任民陣主席期間到美國,即使三個月、半年,法國方面都難以接受。此事我還未向法國提出,總覺得道義上過不去。此事如何辦,我急於請你想辦法。我到法國後,Andrew Nathan和Lieberthal都非常熱情邀請我,必須好好說明。

        我覺得李侃如這裡還好說,他可以邀請別的學者。黎安友的不好辦,因為下學期開設的這門課程,已列入學生的選課冊。

        我同嚴家其商量,不來密西根我可以向李侃如解釋,說法國方面不放,這裡也還沒有安排你的具體工作。哥大的課程,是我們三個人都同意確定了的,內容大綱學校已公佈供學生選修。因你不來而取消,對黎安友的影響多不好。黎安友說這門課如受學生歡迎,可以成為常設課程繼續開下去,同開幾次講座是不一樣的。而且我們有三個人,你還可以留在法國,需要你主講時飛過來。你不是也常離開法國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國)演講嗎?

        然而嚴家其對我和黎安友的勸說都無動於衷,黎安友只好勉為其難,向校方說明原委把課程取消。嚴家其的反覆變化,讓我對黎安友深感抱歉。

        一九九○年的春天,我在Ann Arbor學會了開車,是兩位好朋友朱蒨和張能力教會的。他們是學機械工程專業的,同我一樣。朱蒨說她認得我。她在清華大學機械製造工程專業學習時,參加了舞蹈隊,我那時是團委書記,去看過她們表演舞蹈。

        我說:「我怎麼不記得看過妳跳舞?」

        她開玩笑說:「那當然了,你高高在上啊!我們都認得你,那時你還是我們的偶像呢!」

        她和他都有車,先是載我去農貿市場購買食物,寒假時長距離開車一同到芝加哥、肯塔基玩。三月天氣稍暖,她和他提出要教我開車,我一聽喜出望外。朱蒨和張能力用他們自己的車輪流教我,不到一個月就學會了,四月上旬就通過了筆試和路考。這是我來美國後最快樂的一件事。朱蒨還把她心愛的「白色雲雀」(Skylark)賣給了我,只收我七百美元。她說她也是買的二手車,轉給我已是三手車了。

        在Ann Arbor的十個月,學校裡的日子很寧靜,得以專心寫我的《鄧小平帝國》。外出活動只有三次。一次是一九九○年四月中旬,應「走向民主的東歐與中國」國際論壇的邀請,去柏林參加會議並發表演說。五月下旬去巴黎,參加漢學家的國際學術會議。第三次是一九九○年七月上旬,Merle Goldman出了個題目「Hu Yaobang and Me」,邀我去哈佛大學做一次暑期講座。

        一九九○年六月的一天,奧克森柏格來到我的研究室,喜形於色地對我說:「我又要去中國了!」

        「這回你同誰去啊?」我問他。因為想起他上回同尼克森去,還受了布希的騙。

        「就我一個,胡喬木單獨請的。這回不是政治訪問,是學術訪問,胡喬木想同密西根大學建立學術合作關係。」他說。

        「你可要小心哦,在胡喬木那裡,學術和政治可難分難解,他是以中國的日丹諾夫著稱的。」我警告他。

        他是六月底去,七月上旬回來的。若瑛電話中告訴我,她在日壇賓館見過他兩次,托他帶給我一些書和資料。據若瑛同他談話的印象,他對此行似乎不太痛快,談到上回同尼克森來,會見了所有領導人,這回只見到一個胡喬木,賓館也降到日壇。但又說,胡喬木很聰明,願意幫助密西根大學的中國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

        奧格森伯格回來後,把若瑛托他帶的資料給了我。他說還有些書,同他自己買的書一起郵寄了。我離開密西根時,書尚未寄到。後來我從普林斯頓打電話去詢問,回答是書到了,但兩人的書混在一起,分不清了。若瑛請他帶給我的,都是不易買到的重要的書,顯然他自己沒有,想要了我的。其實他對我明說,我也可以送他呀,何必如此?後來果然一本也沒有給我。

        談到胡喬木時,他還是很高興的,說胡喬木告訴他,國際性的中國學,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比較多,研究一九五六年以後的也比較多,像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就是研究從一九五六年到文化大革命。但對一九五○年代上半期(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很少有人去研究。胡喬木認為這段歷史很重要,他可以提供資料給密西根大學研究,在這方面進行合作。

        我從哈佛暑期講座回來的第二天,李侃如告訴我,再留我一年的計劃,因下年度經費有問題,不能留我了,表示抱歉。我說沒關係,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已邀我到他那裡,原來安排在離開這裡後去,我想從下年度開始,也不會有問題。

        這就是「胡喬木效應」。李、奧二位,一位請我在研究生課堂上講「鄧小平帝國」,一位提出按麥克法夸爾兩本書的順序、給他們重現一九五六年以後的歷史。看來我初到時,他們檢討自己看錯中國、想重新認識也是認真的。現在這兩件事未完,藉口經費問題讓我走,顯示他們已被胡喬木降服,不再想重新認識今天的中國,而情願同胡喬木合作,回到過去,從胡喬木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中去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五五的中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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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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