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5,2011 19:25

《尋找自由(第二部)》 (八)塞納河邊 [阮銘]

        歷史盤纏在心靈深處,雖似逐漸淡去將消失,卻又不時浮現難忘卻。「六四」屠殺後陰鬱的日子裡,在美國的幾位朋友感到無法沉默,得悉民運領袖嚴家其和吾爾開希逃離中國,到了法國巴黎。我和戈揚、李春光等商議,設法同他們聯繫,一起討論應當做點什麼?
        於是我寫了一頁紙,傳真給在巴黎的法國朋友,請他們找到嚴家其。傳真如下:

羅朗、孟湄:請代為致意嚴家其,在美的幾位朋友想同他聯繫,準備在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時(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一起討論中國當前形勢和應當做些什麼。我們有些想法要同嚴家其交換,希望他屆時來美。你們見到他時,請他給我打電話。

嚴家其:得悉你赴巴黎,十分欣慰。羅朗、孟湄在北京時就是我的朋友。現托他們同你聯繫。我們急欲與你商量一些重要問題。請你同我通電話:

美國紐約(212)662-6178(家)晚上
(212)854-1724(辦公室)白天

等候回音。

阮銘 六月二十八日

        嚴家其來電說,法國政府歡迎中國自由民主人士到巴黎,參加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慶典;所以請在美國的朋友去法國討論,同時出席慶典。這個訊息激發了許多朋友的熱情,表示願意參加。小青的男友謝文自告奮勇當聯絡人,幫助購買機票及辦理簽證等手續。

        戈揚原來準備同去,後來重返西來寺被星雲留下,臨時取消行程。我在電話中同她爭了很久,請她去一趟巴黎,回來再住西來寺。因為戈揚在我住處商量時的一些看法非常好,而且她的人格有道義的權威性,可以制衡新權威主義的「領袖權威」。她若不去,是一大損失。

        但任我百般請求,她總是不肯去。等到我從巴黎失望回來,她反倒安慰我說:「你不必失望,我料到如此,才不去的,我去了能改變嗎?」

        那時逃離中國已抵達巴黎的,除了嚴家其、吾爾開希,還有四通公司的萬潤南、殷克、曹務奇,體改所的陳一諮等。從美國去巴黎的有劉賓雁、朱洪、蘇紹智、管維炎、李春光、謝文等。還有些人是嚴家其、陳一諮另外請的,如胡平、吳國光,其他人不記得了。

        嚴家其讓大家先參加七月十四日在協和廣場舉行的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慶典,然後七月十五~十七日開三天會。大概在巴黎的朋友已商定要成立「民主中國陣線」,稱那次會為「民陣籌備會」。

        三天討論中,主要的歧見有三點:

        一是對形勢的判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統治,究竟能維持多久?民主運動在中國的進程,是速決戰還是持久戰?

        二是民主運動的目標與策略:是打倒共產黨,還是結束一黨專政?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擴大反對專制與暴力的廣泛聯盟,還是「明確提出打倒共產黨,不惜武裝鬥爭推翻專制政府」?

        三是民運組織的屬性:究竟是鬆散的自由民主聯盟?還是嚴密的列寧式政黨?

        討論的成果,多數與會者同意在「民陣」綱領寫上:目標是結束一黨專政,策略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但有人不滿,在會外造輿論,中文報紙發表的「巴黎電訊」稱:

——「民主中國陣線」沒有在綱領內提出「打倒共產黨」。綱領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沒有反映大陸百分之九十同胞的心聲。六四慘案的啟示,說明和平、理性的溫和運動方式不再具現實性,爭取民主的第一步就是明確提出打倒共產黨,不惜武裝鬥爭推翻專制政府。

        籌備會推選了五位「民陣」發起人:嚴家其、吾爾開希、萬潤南、劉賓雁、蘇紹智。

        有人推舉陳一諮時,他說了一句很特別的話,現在我還清楚記得。他說:「我的真名(陳一諮)不能公開,一公開鮑彤就會被槍斃!」我始終未弄懂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因此他的名字未列入發起人名單,僅使用假名「石堅」擔任民陣成立大會的籌備組長。

        在巴黎的最後一晚,我獨自躑躅在塞納河邊。望著涓涓流水,心中浮起陣陣憂愁。來巴黎時的熱情和希望,已然淡去。回想三天的爭吵,問題不在分歧,有分歧很正常。問題在沒有分析,沒有理性的探討。

        主張打倒共產黨的,主張擁護鄧小平的,主張武裝鬥爭的,主張非暴力的,還有主張新權威主義的,都沒有分析。對共產黨沒有分析,對鄧小平沒有分析,對中國社會也沒有分析。

        更可慮的,是專政派學到歷史教訓,變得聰明起來。宋平是陳雲愛將,兼管計劃和組織兩大部門。他在中共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做了分析。他說:

這次動亂和暴亂的煽動者、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不少是共產黨員。陳希同報告點到的二十多人中,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有的已入黨幾十年,有的在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工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有些還是有影響的知名人物。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仍然有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繼續包庇在動亂、暴亂中有問題的人和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從胡耀邦去世到四中全會閉幕七十天的風風雨雨,在人們思想上以至對人一生造成的影響,絕不能低估。

        專政派已從分析中得出結論,要對共產黨內大批自由民主派下重手了。巴黎會議對這樣的信息不予重視,有人樂觀地判斷共產黨會很快垮台,對來訪的外國記者說:「到那時,在中南海再見你們。」

        會上爭論最激烈的,是「民聯」加入「民陣」的問題。胡平代表「民聯」,提出申請加入「民陣」。我認為「民陣」作為團結最廣泛的自由民主力量的「陣線」,從共產黨內的自由民主派到民聯這樣的海外民運組織,都應接受。然而經過辯論,多數否決了民聯的申請。

        討論到「民陣」的組織屬性,會上的「三巨頭」,陳一諮和萬潤南兩位「實力派」領袖(一個代表「體改所」派、一個代表「四通公司」派),都傾向列寧式政黨。嚴家其模棱兩可,我的意見他表示贊成,陳、萬的主張他也不反對。會上可以看出,這三個人,都有意願主導組織的運作,而又難以合作。

        歷史的機會,像塞納河的河水,靜靜地流動著。我走下台階,看到一片樹葉緩緩地飄過來,伸手到水中去抓,沒有搆著,它緩緩地飄走了,直到消失在遠方,我才慢慢走上台階。

        在法國,在世界,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聲浪,像這塞納河水一般流動。誰能掌握這轉瞬即逝的歷史機會呢?「民陣」籌備會決定兩個月後(一九八九年九月)召開「民陣」成立大會,這是關鍵的兩個月。我擔憂的,一是思想,二是人。

        「八九民運」是一次規模偉大、思想貧乏的民主運動。規模偉大,是由於學生獨立組織顯示的巨大動員力量、良好的紀律和秩序、「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鬥爭方式,這一切,贏得了全民的支持。

        思想貧乏,表現為運動缺乏明確的方向:是民主?是開明專制?還是新權威主義?一位「民運理論家」主張:「下世紀(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才能講民主!」

        口號也奇特,「非暴力的最高原則是犧牲」!為誰犧牲?為何犧牲?難道要為「二十一世紀中葉」的中國民主犧牲?

        巴黎會議未能深入觸及這些思想方向問題,反而出現了新的極端思想:如「新暴力主義」,以及反對與最廣泛的自由民主力量聯盟。

        人的問題在巴黎也已突顯出來。幾個競爭者,無一人有寬闊胸懷。未來的權力之爭,可以預期。

        在巴黎,我認識了一位法國朋友Jean-Paul Tchang,他說他擁有四分之一中國血統,他的夫人是義大利人。Jean-Paul通曉法、中、英、義多種語言,十分關注中國的命運,後來還領養了一名廣西女孩。交談中,他表示欣賞吾爾開希,說他「直話直說」,不像中國知識份子「拐彎抹角」。

        他問我在做什麼?我說在大學做研究,下學期要從哥倫比亞轉到密西根大學,打算寫一本《鄧小平帝國》。他聽了很感興趣,說鄧小平曾在法國「勤工儉學」,法國人應該看這本書。他建議我寫完一章,就寄給他一章,讓他找翻譯和出版商,趕在鄧小平去世前出版,讓鄧小平自己能看到。

        後來果然如願。Jean-Paul很快找到了翻譯和出版商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他發現譯者不熟悉中國政治、因不理解而譯錯的地方極多,他幾乎親自重譯一遍,終於使《鄧小平帝國》率先在法國問世。中文版和日文版也於同年(一九九二年)稍後出版。兩年後(一九九四年)才出了英文版。

        回到紐約,黎安友教授同我商量下一年度的計劃。他已為我申請到魯斯基金會第二年的魯斯學者Fellowship,但密西根大學的奧克森伯格教授(Micheal Oksenberg)也申請到同樣的一份Fellowship。黎安友要我選擇。我說在哥大同他合作愉快,選擇留在哥大吧。

        但黎安友說,他當然願意我留在哥大。但為我著想,多去一個地方,接觸一些不同的人,對研究工作和了解美國更有益,所以建議我去密西根。

        至於哥大,他考慮同我和嚴家其三人合作,開一門關於中國民主的課程,列入大學正規的選修課。他擬定了一個教學大綱,要我去巴黎時同嚴家其商量。他說,課程從下一學期開始,第一學期我可以完全留在密西根,開課後一星期來哥大一天就可以。

        九月下旬,我又去了一趟巴黎,參加「民陣」成立大會,但已沒有七月時的熱情和期待了。似乎「民運」中被稱作「體改所派」的陳一諮和被稱作「四通派」的萬潤南在爭奪這塊「陣地」。

        吾爾開希公開講:「我不希望民陣成為體改所,也不希望民陣成為四通,不希望成為共產黨的海外支部,更不希望天安門廣場的血白流。」

        去巴黎前,一個周末晚上,我去小青家,她的男友不在。我問「謝文呢?」小青臉一紅說:「到長島去了。」我又問:「怎麼不帶妳一起去?難道另有女友陪他了?」因為平時周末,他們總是一起出遊或參加舞會,我也偶而同去。

        小青這才結結巴巴說,是去長島開會,讓她「保密」。原來是陳一諮召集體改所的人開會。小青說,謝文不是體改所的,陳一諮請他去主持討論,因為謝文善於掌握討論的「遊戲規則」。那就是他們去巴黎之前的會前會。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民陣」在巴黎第一大學、黎希留(Richelieu)階梯教室舉行開幕。國際社會頗為重視這次會議,來賓如雲。歐洲議會和歐洲各國政黨,波蘭團結工會都派代表出席。台灣來的有馬樹禮、明居正,還有民進黨的康寧祥。香港來的更多,陸鏗、崔蓉芝夫婦也來了。

        開幕式後的正式議程,在巴黎郊外一家旅館進行。陳一諮代表籌備組做「民陣」籌備工作報告,引起了對「民陣」主席選舉方式的爭論。陳一諮主張間接選舉,即主席在理事會中推選。他說:「如果有十萬美金就可以搞公開競選。」代表們群起反對。辯論的結果直選派獲勝,推翻了籌備組原來的選舉部署。

        由間接選舉改為直選主席,似乎對實力派不利,陳一諮和萬潤南都不願出來競選。兩組候選人是嚴家其、吾爾開希VS.許思可、楊建利。嚴家其、吾爾開希以九十六比四十擊敗許思可、楊建利,當選主席、副主席。

        代表們對選舉方式的改變和選舉結果表示滿意,認為是民主的進步。這時,大會前剛認識的一位記者走來,約我談談。

        剛到巴黎那天,我與Jean-Paul約好,去看法國《快報》記者Sablon。因為初次拜訪,聽說他有位漂亮的東方女友,我便帶了一束鮮花去。等到敲開門,迎面而來是位東方姑娘,我便把花送上。原來我弄錯了,她是先到的訪客、中國流亡記者安琪。

        安琪告訴我,主人臨時有事外出片刻,東方女友今天不在,主人就請她先接待一下Jean-Paul和我,Jan-Paul還沒有到。這樣,我們就彼此相識,接著一起參加了大會。

        我們離開嘈雜的會場,邊走邊談:
「你對大會印象如何?」安琪問。
「不錯啊,比預期好些。」我答。
「怎麼講?」她又問。
「推翻籌備組的決定,直選主席大家不是都滿意嗎?」
「你選了誰?」
「我?我哪有資格?」
「什麼?你沒加入?」
「沒加入。妳呢?」
「一樣。可是,你為什麼?」
「方向和組織,兩個根本問題未解決。現在的形勢,需要最廣泛的大聯合,外界期待很高。這樣的機會,不抓住很快就會過去。但他們沒有興趣,還是新權威、領袖精英、列寧式政黨那一套。『陣線』在哪裡?他們的興趣在權力,理事會和秘書處衝突不可避免。加入就是捲入紛爭,做不了事。」
「那你打算做什麼?」
「回去寫我的書。妳呢?」
「做我的記者。準備度過漫長的歲月,聽到他們講共產黨很快垮台回去搞民主,我感到悲哀。」安琪發出一聲嘆息。
        這位流亡記者後來出了一本書《痛苦的民主》,還約我給她寫一篇〈序〉。(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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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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