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21,2011 14:46

《尋找自由(第二部)》 (七)誰的勝利? [阮銘]

        五月初舊金山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研討會結束後,陸鏗、崔蓉芝新婚夫婦招待來自中國的朋友遊覽南加州;參加的有戈揚(《新觀察》主編)、王若水(哲學家)、北島(詩人)、阮銘、吳祖光(劇作家)、邵燕祥(作家)、倪震(北京電影學院教授)、梁從誡(「知識分子」文叢主編,教授)共八人,加上陸鏗夫婦和另一位接待人陳立家(美國西方石油公司亞洲事務副總裁),一行十一人,從舊金山經洛杉磯、聖地牙哥,直抵墨西哥邊境,歷時五日(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五月七日)。那段時間,北京的學生運動趨於緩和,大家稍稍放下心來。
        在洛杉磯遊覽時,夜宿星雲法師建造的廟宇西來寺。那時星雲不在美國,陸鏗代表星雲向來賓致意,並贈送每人一條毛毯。西來寺是開放的現代化寺廟,接待我們的法師和僧尼,女性多於男性,其中許多位擁有博士、碩士學位。我們一行中不乏無神論者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而中國在文革中搗毀廟宇、強迫僧尼還俗,在此亦有所聞。在無拘束的閒談中,有位女性法師發問:馬克思主義是無神論,是要「消滅宗教」的嗎?

        在座最有資格回答此問的是哲學家王若水。他說馬克思主義不主張消滅宗教,宗教也不可能被消滅。他的原話我已忘卻。簡單地說,人類智慧在探索自然和人生奧秘的進程中,創造了哲學、科學、宗教和藝術。在古代,神學與科學、哲學是不分的,宗教信仰也屬於人類對真理與審美的追求;所以,宗教是人類智慧的創造物,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創造了上帝。馬克思說過「宗教是鴉片」,是指教會或世俗的專制統治者,利用宗教作為消滅自由思想的工具,如宗教裁判所和獵殺女巫,都是對所謂「異端」,也就是對自由思想者的迫害。這是宗教的異化,把人類智慧的創造物變為毀滅人類智慧的暴虐。無神論則是一種不同於一神論的信仰,不相信天地間存在主宰塵世和天國的全能上帝。我有佛教朋友說,佛教也是無神論,釋迦牟尼是人不是上帝。中國的道家講天道,是指自然之道,類似西方的自然神論。歷史上無論西方、東方,信仰都是多元的,有一神論、無神論、泛神論等。凡是科學不能抵達的領域,人類智慧就從哲學、宗教、藝術去求解、去探討,以滿足靈魂的需要。人的智慧和創造力需要自由,所以宗教迫害是反智的。至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消滅宗教,那是另一種反智的政治異化。毛澤東要每一個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精神原子彈」,他們要消滅每一個人的自由靈魂。那時毛澤東已從政壇的獨裁者升為神壇的唯一上帝,不容別的上帝存在了。

        在西來寺那個夜晚,陸鏗到我的住處聊天。我們是初識,未想到他一來就把自己的愛情秘密傾心吐出。那時我雖看出他和Helen(崔蓉芝)親密無間,但兩人關係並未公開。陸鏗一坐下,說要交我這個新朋友,給他的《百姓》雜誌寫稿。他大概知道一點我同胡耀邦的工作關係,向我表示胡耀邦因他寫的〈胡耀邦訪問記〉導致下台感到內疚。我說,鄧小平逼胡耀邦下台,是要實現他的「反自由化」大戰略,苦於拿不出像樣的罪證,看到你的「訪問記」,拿來充數罷了。按胡耀邦的性格,他不會怪你,你也不必自責了。

        接著是他自我介紹,說自己有兩大愛好:第一愛新聞,第二愛女人;雖然坐了國共兩黨二十多年的牢,這兩大愛好「終生不渝」。還告訴我Helen同他的愛情故事,起因於台灣國民黨政府特務機構刺殺《蔣經國傳》作者江南。他在接受《中國時報》美洲版訪問時仗義執言,斬釘截鐵地說:「江南被害不是仇殺,不是財殺,也不是情殺,是政治謀殺。」從此獲得江南遺孀崔蓉芝的好感。兩人初次在香港相見時,崔蓉芝正與一位追求她的男子拜會朋友,陸鏗一到,拉起崔蓉芝的手就走,朋友戲稱他「橫刀奪愛」。之後,他又陪同崔蓉芝到中國安徽為江南尋找墓地,兩人在黃山上定下情緣。陸鏗說,他此生對自然風光、名勝古蹟,無多大熱情去尋求;除了對新聞的執著,就是對女性的追求,他有過不少浪漫愛情故事,但同Helen在一起的那種感受,是他一生從未體驗過的。Helen的無限魅力,讓七十歲的他像年輕人一樣充滿青春活力,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也不覺得疲乏!

        然而,對於陸鏗的兩大「終生不渝」,Helen卻表示異議。她對我說:「陸大哥終生不渝的是朋友,朋友一有事,就把我放在一邊了。」恐怕這也是事實。唐德剛說,陸鏗交朋友多是「一見如故」,剛見面就像二十年的老朋友了。我也有同感,那回西來寺夜談,其真誠坦率,毫無隱諱,二十年的老朋友中也不多見。從此我們互通音訊,多半是他主動,還把他的「老友」介紹給我這個「好友」。我在台灣的朋友陳宏正、卜大中等,都是他介紹認識的。

        遊覽結束,大部份朋友返回中國。戈揚大姊初次來美,想到東部看看,我就邀她同行,到紐約後,住在我的哥大宿舍。這時北京形勢又緊張起來,我們天天盯著CNN駐天安門記者晝夜二十四小時的實況轉播。六月三日夜裡(北京的六月四日上午),戈揚的女兒阿布從北京打來電話,那時戈揚已睡,我叫醒她接聽。阿布說:「媽媽,開槍了,妳不能回來了。」說罷痛哭不止。我們打開電視,已看不到天安門前實況,CNN記者說中國政府已切斷播放線路。對北京形勢的惡化,在李鵬宣佈戒嚴令後大家雖有預感,但如此殘暴的血腥屠殺,仍出人意料。當年(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鎮壓「四五」運動,只是動用民兵和棍棒,毆打、驅趕、抓捕示威者,沒有開槍殺人。在鎮壓學生運動的殘暴和滅絕人性方面,鄧小平遠遠超過段祺瑞、蔣介石和毛澤東。對此,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

這一事件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動用國家的軍隊,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一幕慘劇,這一殘酷事實的本身已清清楚楚地以鮮血大書於活的歷史上面,再也沒有改變的可能,更不發生任何解釋的問題。所以天安門屠殺作為一個已完成的事實,它的意義當下即已確實無疑:這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Crime Against Humanity) 的滔天罪行。


        「六四」後第二個星期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七日,唐德剛教授邀請我到紐約「北美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會」(Historical Society for 20th Century in North America) 演講。 講題是「中國民主運動與鄧小平的新淮海戰役」。我說:

四十年前,鄧小平指揮數十萬大軍,打了一場淮海戰役,殲滅了蔣介石軍隊的主力。四十年後,他再度調動數十萬大軍,在自己的首都打這場新淮海戰役,殲滅了中國的人民民主運動與共產黨內的改革力量。他聲稱民主運動與改革力量的目的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西方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其實真正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推到末日的,正是鄧小平這最後一戰。他下令軍隊把槍彈射向民眾胸膛的一刻,同時毀滅了人民心中對共產黨的最後一線希望。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尋找摧毀共產黨的真正罪人時,找到的將不是方勵之,而是中國的最後一個獨裁者鄧小平。


        接下來討論時,會場上發生了一場激辯。先是熊玠教授說:「六月四日那天,我住在北京飯店,從窗口親眼望見長安街上暴徒打解放軍,未見解放軍打人民。」

        熊玠的發言遭到反駁。與會的兩位美國記者,六月四日前後那幾天也住在北京飯店。他們敘述了從木樨地到六部口的長安街上,目睹中國軍隊開槍射擊民眾的血腥場面;他們還在北京飯店窗口看到坦克隆隆駛過,長安街一片肅殺,未見暴徒襲擊軍人。

        與會聽眾憤怒了,搶著發言批評熊玠「撒謊」,「為天安門屠夫塗脂抹粉」。熊玠也站起來堅持己見。主持會議的唐德剛教授宣佈休會才平息下來。我想,熊玠教授未必是有意撒謊,恐怕他只是以偏概全,與劉曉波說他沒有看見解放軍在天安門清場時打死人一樣。

        那場血腥屠殺之後,我再也無法平靜下來研究「毛澤東帝國」的歷史,難以抑制的思緒,已凝聚到「鄧小平帝國」的現實上來。最近把「六四」後寫的《鄧小平帝國》重讀一遍,感到那本書整體上仍站得住腳。只是後來的歷史發展 ,有一點我未能料到:就是自由制度大國與中國專制暴政的「和諧共生」,竟能支撐鄧小平帝國如此長久。因而最後一章「暴力的失效與帝國的末日」,同我那次演講一樣,對「鄧小平帝國」已到末日的判斷,顯然錯了。

        二十二年過去,暴力沒有失效,帝國沒有毀滅。我的判斷錯在高估了自由的力量,智慧的力量;低估了奴役的力量,反智的力量。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戰略,集結了一切奴役、反智的力量,使用恐怖的暴力機器,把自由、智慧、真誠、美的理想,統統掩埋在「六四」血污之下。現在看來,「六四」屠殺是鄧小平的勝利,是鄧小平「新權威主義」帝國的勝利。趙紫陽的悲劇,是撒下「新權威」的種子,自己做了「新權威」的犧牲品;用自己的犧牲,成全了鄧小平的勝利,使鄧小平成為毛澤東之後中國無人敢攖其鋒的「新權威」。

        離開中國之前,我在大連「紀念三中全會十週年報告會」上做過一次題為「時代與選擇」的報告,認為人類已經進入「智慧和創造力成為歷史前進槓桿的新生產力時代」,而人的智慧和創造力來自人的自由。從此歷史將結束那個粗暴扼殺人的智慧、野蠻掠奪自然資源、破壞人類生存環境、貪慾與權勢慾成為歷史發展槓桿的舊時代,解放每一個人的智慧和創造力,開闢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和自然力合理開發利用的新紀元。我的報告,原來是針對趙紫陽和「新權威主義」謀士們選擇的「國際大循環戰略」。他們主張開發中國家不能逾越已開發國家走過的資本原始積累之路,中國只能發展已開發國家淘汰下來的低技術、高耗能、高污染、勞動密集的舊「傳統產業」,投入「國際大循環」。我對時代的認知和對「國際大循環」的批評,獲得王元化的贊同,他把我的報告收進他主編的「新啟蒙」叢刊第一冊,封面就以「時代與選擇」為標題。《鄧小平帝國》一書中對「暴力的失效與帝國的末日」的判斷,即出於智慧和創造力的實現需要自由,而專制暴力乃自由之敵,將在新時代走向滅亡這一認知。然而今天的現實卻是,自由時代的新生產力與奴役時代的反生產力,人類智慧和創造力迸發的輝煌,與殘酷壓榨勞工、強暴掠取資源污染環境造成的黑暗,竟能融為一體,拼裝出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荒謬圖景。

        以今天的「全球化」產業「蘋果」為例。「蘋果」原本是人的智慧和創造轉化為新生產力的典範,一開始時並未以大量生產和降低勞工成本為取向,而是以不斷創新的價值取向,吸引具有審美藝術鑑賞力的顧客。後來出現了郭台銘,在中國深圳建立四十五萬農民工的富士康,以反智的機械生產線方式組裝「蘋果」的智慧產品,把四十五萬農民工的人格降低到只是機械生產線上不由自主的奴隸。《蘋果日報》的「蘋論」說:「蘋果的iPad 只為美國創造出一萬四千個工作機會。」不錯,因為「蘋果」智慧產品的超大量反智組裝勞務,是在中國深圳四十五萬農民工的「人海」中完成的。 可見,並非智慧產品不能創造工作機會,而是工作機會轉移到郭台銘「軍事化管理」的反智工廠去了。賈伯斯的厲害,是他沒有被郭台銘的超大量組裝線、超低勞務成本所迷惑。他仍然把重心置於智慧和創造力的提升,致力於產品設計的不斷創新與追求完美。他不會等到第一代產品滿足銷售需要後再推出第二代,而是一代緊接一代不斷推出。他知道只要擁有體現智慧和創造力的完美產品,大量生產滿足需要根本不是問題。

        我常舉「蘋果」為例,因為它形象地代表了全球最大的自由國家美國和全球最大的專制國家中國在「全球化」 中「和諧共生」的特殊合夥關係。 有人把這種關係稱作「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並不確切。中國憑什麼生產?美國又憑什麼消費?「蘋果」告訴我們,自由國家的自由企業提供「智慧和創造力」的設計,經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為「新權威主義」)台商、港商,或中商,在專制帝國的奴隸工廠中壓低成本、大量生產,供應自由國家低價消費。其結果必然是工人貧困失業,跨國公司大發其財,台商、港商、中商紛紛擠進富比士四百大、五百大,專制帝國政府「崛起」為自由國家的大債主,自由國家製造業外移造成實體經濟萎縮、虛擬經濟非理性擴張,炒房、炒股、炒「金融衍生性商品」,華爾街肥貓暴增,全球貧富差距拉大,治安下降,環境惡化,自由人權倒退。

        這就是鄧小平「新權威主義」帝國勝利的秘密。當「六四」屠殺後各國制裁中國時,鄧小平就說:「中國這塊肥肉在,還怕人家不來?」鄧小平看得很準,肥肉就是中國的土地、資源、廉價勞動力,過去「人家」靠戰爭、掠奪殖民地,今天主動請進來吃肥肉,「人家」豈有不來之理?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比趙紫陽時代政治更專制,經濟更開放, 壓榨農民工更容易, 專制暴力政府幫你圈地、拆房更方便。於是,華爾街「高盛」等大公司競相進軍中國,投資鄧小平「新權威主義」帝國的「國際大循環」,共享這塊大肥肉。鄧小平是在人類歷史一腳踏進自由時代的門檻,使解放每一個人的智慧和創造力、克服奴役時代人的異化成為可能之際挺身而出,以「反自由化」大戰略阻止這一歷史進程,把歷史的另一隻腳拉回「貪慾和權勢慾成為發展槓桿」、粗暴扼殺人的智慧和創造力、野蠻掠奪自然資源、嚴重污染人類生存環境的「資本原始積累時代」。跨國大財團面對如此龐大的「資本原始積累天堂」,足以重溫「返祖」舊夢,又何樂不為?其結果就是自由時代與奴役時代「和諧共生」,融合於二十一世紀歷史畫卷。人的智慧和創造力與貪慾和權勢慾「和諧共生」,融合於全球市場之中。追求不斷創新、完美設計的賈伯斯們,與奉行「軍事化管理」、把人當作機器奴隸的郭台銘們「和諧共生」,融合於iPad 生產線上。這就好比美國工業革命初期,一名富於創造力的教師埃利.惠特尼(Eli Whitney)發明了軋棉機(Cotton Gin),導致對將棉花放入軋棉機不停攪拌的奴隸需求量大大增加,助長了美國南部成為奴隸王國。

        聰明如賈伯斯,不會不懂得自由的普世價值是不可分割的,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條件,一切人的自由也是每個人自由的條件。當富士康的「十三跳」(十三個農民工連續跳樓自殺)受到輿論關注時,賈伯斯曾為郭台銘辯護。他說:「富士康有咖啡館,有游泳池,不是奴工工廠。」我想,賈伯斯也不是故意撒謊,只是以偏概全,富士康是有咖啡館、游泳池,然而晝夜被鎖定在機器鎖鏈上的四十五萬農民工,誰擁有享受那悠閒生活的自由?

        歷史表明,自由制度與反自由制度「和諧共生」,終必付出代價;拖得愈久,代價愈高。美國《獨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傑弗遜起草的初稿有譴責蓄奴制度(雖然他家中也蓄奴),大陸會議在通過時刪除了,奴隸那時不算「人」,於是奴隸王國就在南部發展起來,像南卡羅來納州的奴隸超過了自由人,最後導致一場慘烈的南北戰爭。今天人們在談論「中國何時超越美國」?中國人是美國人的四點五倍,能超越美國不足為奇。問題是如何超過?如果每一個中國人能自由地實現自己的智慧和創造力,為一切人的自由做出貢獻,那時恐怕已不需要國界來阻擋自由人的和諧交往了。但如果是四點五倍於美國人的「奴隸之海」,在奴隸主的「反自由化」戰略驅使下向自由制度宣戰,像當年美國南方奴隸王國向林肯宣戰那樣,那時對人類自由的威脅將會怎樣?雖然我相信自由最終戰勝奴役,但付出的代價就不是今天能想像的了。

        我曾經設想,假如在《獨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那時,就不向蓄奴制低頭而限制它的發展,八十五年後(一七七六~一八六一)美國那場內戰也許可以避免。同樣的道理,在自由力量遠遠超過奴役制度力量的今天,自由力量為什麼要向奴役制度低頭?難道一定要等待奴役制度「崛起」到「東風壓倒西風」、對自由制度構成「壓倒」性威脅時,人們才會醒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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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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