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7,2011 17:49

《尋找自由(第二部)》 (五)星的殞滅 [阮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一顆自由之星在東方殞滅。那天我正在紐約參加一場紀念中國「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的研討會。在會議進行中途,也是會議參加者的《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杜念中走出會場,又匆忙返回,向大家宣佈一個消息:胡耀邦心臟病突發去世。
        接著杜念中建議會議休息片刻,他受《中國時報》社委託,需要訪問在場幾位與胡耀邦有過接觸的學者。記得他訪問的有王若水、劉賓雁和我,那天我講了什麼,已經忘卻。保存下來的,只有後來印成書的、在哈佛第二次演講中的一句話:

他逝世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講過,胡耀邦屬於黨內改革力量的主要代表,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懷抱自由民主理想的知識份子代表中,上升到最高領導層的最後一顆殞落的星辰。


        我認識胡耀邦,是他從四川調到北京的一九五二年。那時他三十七歲,我二十一歲;他是新上任的團中央第一書記,我是將下任的燕京大學團委書記。原來我們互不相識,他知道燕京大學已被宣佈死亡,我將不會是他的下級,為何在我離開青年團之前找我會面?是接見?還是惜別?我感到意外,也未去深究。回想起來,似非接見,也非惜別,像是並非初次會面的朋友之間隨意談談,彼此恐怕也都留下了印象,所以才有許多年後找我去幫他工作的那段遭遇。

        在我接觸過的中國領導人中,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唯有胡耀邦。陶鑄雖為人真誠,也有智慧和獨立見解,敢於堅持己見。他敢當面同江青鬥,比周恩來強得多了;然而他未能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講過「相信毛澤東,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胡耀邦最獨特的個性,就是自由自主精神,不迷信任何個人和教條;這當然同他博覽群書、獨立思考分不開,然而在中國鮮少有人真正了解他。

        胡耀邦逝世時,北京有過一場頗為別緻的爭論。胡耀邦生前的朋友于光遠等,去同鄧小平爭論,要頒給胡耀邦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稱號,寫進悼詞。結果遭到鄧小平拒絕。鄧小平說:「什麼偉大馬克思主義者?我都不夠格!」若是胡耀邦看到這一幕,恐怕要啼笑皆非。胡耀邦不迷信毛澤東,也不迷信馬克思、列寧。他常說:「馬克思沒有見過汽車,列寧沒有見過高速公路,時代在進步,理論必須走在實踐前面,才能指導實踐。」他在中央黨校辦「理論研究室」,辦《理論動態》;他反對兩個「凡是」,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生產目的」討論,提出「人的解放」等等,都是為了破除對任何個人和教條的迷信。于光遠自己可以去同鄧小平爭「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稱號,替胡耀邦去爭,實在多此一舉。胡耀邦的「實踐」,早已超越馬克思、毛澤東,更不必提鄧小平了。

        胡耀邦的一生,是追求「人的解放」的一生,也就是尋找「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條件」的一生。然而,他的性格上有一個矛盾,就是自由與紀律的搏鬥。當他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同「大人物」的荒謬主張衝突時,他難免委屈求全,放棄己見,被迫服從「黨的紀律」。共產黨所謂「鐵的紀律」,是天下最虛偽的整人工具,也就是含在黨內「大人物」、黨的「領袖」嘴裡的「天憲」。面對這種「口含天憲」和「鐵的紀律」,胡耀邦難免會違背他一貫的真誠勇敢性格,退卻下來,甚至不惜講一點「違心之言」。他對我說,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開除劉少奇黨籍,表決時不舉手的只有陳少敏一個,他欽佩這位大姊,而自己還是違心地舉了手。

        他一生四次被專政派整到生死關頭,一九三○年代被打成AB團,幾乎遭槍殺,是馮文彬、顧作霖救了他一命。一九六五年,胡耀邦在陝西,遭那位一九五九年送「機關槍和迫擊砲」到廬山、助毛澤東整彭德懷的專政派大將劉瀾濤鬥到病危休克,被葉劍英硬帶上飛機才脫離險境。第三次是文革,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首當其衝,遭全國紅衛兵盲目亂鬥。一九八七年「罷官」是第四次,也是對胡耀邦打擊最大的一次。看來,鄧小平、陳雲們的整人手段,一點也不比毛澤東、江青、劉瀾濤們差。胡耀邦對我講過,毛澤東同他疏遠,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他從延安抗大開始接觸毛澤東,毛多次找他長談,他準備寫下來,作為歷史記錄;廬山會議之後,毛再也沒有主動找他。這一點也不奇怪,胡耀邦的「機關槍和迫擊砲」,是專用於對付自由之敵的,絕不會送到廬山上幫毛澤東去對付自由戰士。胡耀邦一生四次挨整,都是為了堅持自由理想,挑戰濫用權力的專政派迫害無辜。

        胡耀邦跨過了前三次生死關頭,專政派沒有整死他,讓他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於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七的十年間,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燦爛的光芒,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他獲得人民的支持,同時讓虛偽、腐敗的專政派深感忌恨和恐懼;終於成為以鄧小平、陳雲為代表的中國宮廷專制政治的犧牲品。有的評論家認為,胡耀邦的真誠,是他在中國政治鬥爭中失敗的原因,因為他不會運用中國傳統的「權術」。我卻認為,中國傳統的「權術」政治,正需要胡耀邦這樣真誠的新政治家來改造,中國才能走向政治的民主化和現代化。事實上,在胡耀邦掌握權力的年代,歷史曾經給予他改造中國政治的機會,他也曾經出色地運用過一段時間,後來卻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他自身的弱點也難辭其咎。他如果更警覺、更果決,更加獨立地堅持應當堅持的原則,依靠民眾和黨內改革力量的支持,去實現自己的目標,不惜挺身而出與虛偽、腐朽的專政派決一勝負,倒未必一定失敗。

        胡耀邦的自由自主思想,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一直遭到專政派明槍暗箭的攻擊,時起時伏,到一九八六年達到了高峰。原先主攻者是左翼專政派,攻擊他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挑撥他和鄧小平的關係,指責他不宣傳鄧小平,樹自己威信。鄧小平對胡耀邦逐漸失去政治上的信任,已經把政治改革這項原本是總書記的職責,轉移給了總理趙紫陽。而趙紫陽手下的精英們善觀風向,揣摩鄧小平的心意,提出了「政治與經濟分離」、「從全能政治向半集權政治轉變」的所謂「新權威主義」。他們是右翼專政派,被西方學者稱為「市場專政派」或「市場史達林主義」(Market Stalinism),以區別於左翼的「計劃史達林主義」。胡耀邦對此曾經感到憂慮,他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說:

關於政治改革,現在議論紛紛,這個那個研究單位,有些言論信口開河,抓住一個什麼外來學說,說得天花亂墜。我不是要批評什麼人,按書記處分工,這件事現在由紫陽同志負責,用大約一年時間將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計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擬出一個文件。但我們還是要注意,不要讓那些人到處造空氣,搞得人心不安。


        胡耀邦心中明白,鄧小平把政治改革交給趙紫陽負責,是由於鄧小平對「政治改革」的想法,在一九八六年已經降低到堅持一黨專政下的行政改革,內容只有「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 三條;同胡耀邦一貫主張的「民主與法治」、「政治生活民主化、經濟管理民主化、社會生活民主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絕不允許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殊人物」等方向和內容,完全不同。

        胡耀邦也注意到趙紫陽手下研究班子中一些人「信口開河」,「到處製造空氣」。他指的就是「新權威主義」即「市場史達林主義」的鼓吹者。胡耀邦認為在左右兩翼專政派對峙的環境中,已難推進政治改革。因此,他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轉到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打算提出一套正面的「指導方針」,防止左、右兩翼專政派「搞得人心不安」,阻撓中國的改革進程。

        這個「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是胡耀邦一生政治生涯中完成的最後一件事。他試圖把自己的理想主義精神與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傾注到這最後的文件之中。「決議」有一段精彩的文字:

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 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這是對人類普世價值「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肯定,也是對「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共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的肯定,肯定這是「人類精神的大解放」。這段精彩的文字,每一個字都在挑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專政派。

        承認不承認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這是胡耀邦同鄧小平和陳雲,同左、右兩翼專政派衝突的根源。這場衝突終於在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精神文明決議」時爆發。這次全會,表面上通過了胡耀邦起草的「決議」,實際上通過的是鄧小平那個「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的綱領性發言;後來又追加到七十年,一直反到二十一世紀中葉。鄧小平一面舉手贊成通過胡耀邦起草的「決議」,一面又代表專政派做了針鋒相對的發言,表面上針對陸定一,實際上針對胡耀邦。鄧小平的兩面手法,在此表演得淋漓盡致。專政派心領神會,攤牌時刻已到。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剛通過胡耀邦起草的「精神文明決議」,鄧小平於十月初就指定薄一波、楊尚昆、宋任窮、姚依林、王震、伍修權、高揚組成「七人小組」,分赴全國各地徵詢「有關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對胡耀邦的意見」。這七個人都是堅決反對胡耀邦的左翼專政派,實際上是鄧小平派他們下去製造倒胡輿論。對此,胡耀邦被蒙在鼓裡,一無所知。

        另一方面,鄧小平找胡耀邦到他家中,兩人商量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說:「我過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來。」鄧小平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胡耀邦表示由衷贊成,認為這是給後代樹立一個標竿,可以給未來做出榜樣。

        胡耀邦把這個談話內容告訴了趙紫陽,他還說:「這樣安排,你當總書記。」趙說:「我雖比你小四歲(趙一九一九年生,胡一九一五年生),是一個年齡槓槓的人吧?」胡耀邦說:「讓胡啟立馬上接還不行。」趙說:「能否十三大不設總書記,由常委輪流主持、值班。」胡耀邦說:「這個意見好。」

        鄧小平、胡耀邦的談話傳開之後,使胡耀邦處於絕對孤立的境地。按照鄧小平、胡耀邦商議的格局,不但第二線的老人要同鄧小平一起完全退休;第一線與胡耀邦年歲相仿的,像鄧力群、姚依林、宋平這些人,也得退到第二線;黨政軍均照此辦理,多少老人和自以為年富力強的半老人,將失去或削減權力!胡耀邦自然就成為眾矢之的。王震聞訊,立即到中央黨校召開全校大會講話,他說:「現在有人要鄧小平同志下,我們老同志都反對,誰要小平同志下,誰就是三種人!」(註:王震說的「三種人」,指當時清查、打擊的對象,即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頭頭、堅持鬧派性的骨幹份子和打砸搶份子。)

        這時恰好發生學生民主運動,鄧小平正惱火,大家都去煽火,煽得鄧小平動了心:「為什麼只有胡耀邦一個人贊成我下,他又不聽我的話,不反自由化,弄出學潮來,這個人靠不住!」

        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鄧小平在家中,一個人踱來踱去,自言自語:「我沒有栽在四人幫手下,不要栽在胡耀邦手下。」

        第二天,一月四日,星期天。鄧小平把趙紫陽、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找到家裡,決定罷黜胡耀邦。這就是所謂「在京政治局常委決定」,其中只有鄧小平、趙紫陽兩名常委參與,胡耀邦未被通知,李先念在上海不回,陳雲請假缺席。事實上這是一齣宮廷政變戲。

        胡耀邦是一個喜歡活動、喜歡接近人的人,原來身體也很好。他被迫辭職後,有相當長的時間為了避嫌,門也不出,只在家中讀書,朋友去看他也被婉拒,心情的寂寞與鬱悶可以想見,他的心臟病也是那樣的處境所造成。

        胡耀邦的早逝,是中國的一大損失。中國民眾寄希望於他,不僅是他在台上時,而且在他下台之後。人們曾經期待中國經過一段困難挫折之後,一個更勇敢也更有智慧的胡耀邦,將重新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與民眾一起推動中國歷史再前進。

        鄧小平比毛澤東年輕十一歲,在七十二歲時被八十三歲的毛澤東趕下台,那是一九七六年。相隔十一年後的一九八七年,比鄧小平年輕十一歲的胡耀邦,也是在七十二歲時被八十三歲的鄧小平趕下台。然而,歷史只給予了一次機會,使鄧活過了毛,而不再給第二次,讓胡活過鄧。

        所以,胡耀邦的逝世,引起全國的悲痛哀悼,引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都不是偶然的。人們意識到一顆希望的星辰殞滅了。在他逝世當天,北京大學出現了這樣一首詩:

真誠的人死了,
虛偽的人活著;
熱情的人死了,
冷漠將他埋葬。
空談、托夫、麻將、橋牌、新權威,
改革和它的死亡。
這世界是個新的迷宮,我問你,耀邦,
中國是否還有希望?


一九八九年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自由民主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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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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