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31,2011 14:52

《尋找自由(第二部)》 (四)哈佛演講[阮銘]

        從莫斯科回到紐約,我接到Andy Walder來信,邀我三月初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做一次演講;他對我在哥大講的感興趣,問可否仍以「中國改革的十字路口」為講題?我告訴他,根據最近形勢的發展,我想把講題改為「中國改革困境與新權威主義」,針對性更為明確。
        這是由於我看到一九八八年底和一九八九年初這段時間,從北京到美國,「新權威主義」這股風愈吹愈烈,他們的主張早已跨過「十字路口」,把民主憲政之路遠遠拋在身後,準備在專制獨裁的窄巷中,展開一場新老權威之間的肉搏了。據《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記者張偉國報導:「去年(一九八八年)年底以來,新權威主義思潮似一陣旋風,迴盪在古老京都的上空;近日接連舉行研討會,新權威主義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澄清和發展。」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有如下一則引人矚目的報導: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二月二十二日訊)「新權威主義」的一位支持者、《人民日報》評論員吳國光說:「人民對於國家失去控制感到強烈不滿,而去年底,國家非常明顯地面臨信心危機。信心危機意味著改革有麻煩,因為,我們依靠黨和國家推進改革,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必須強化黨和國家的權威。中國必須盡快指定一個接班人,接掌鄧小平的政治及軍事權力,防止一場可能引發災難的接班危機。」


        讀了這條消息,我的直覺是中國又要遇到麻煩了。「新權威主義」者的矛頭,已不僅指向自由民主派和廣大工農民眾,而且直接指向了「老權威」,要「老權威」盡快交出政治及軍事權力。當年,胡耀邦並沒有想當「接班人」,只是贊成自己同鄧小平一起退下,給年輕人開路,還得罪了一大幫不想退的老人,被逼辭職下台。這回「新權威」公開宣佈,要「接掌鄧小平的政治及軍事權力」,恐怕犯了兵家大忌;鄧小平周圍的老人和謀士,不可能不利用這個機會,為維護自身的權力,同向他們挑戰的「新權威」開戰。我擔憂中國的前途命運,可能再度斷送於新老權威的肉搏之中。

        我到哈佛,這已是第二回。前一回是十年前(一九七九年五月),參與中美建交後第一個科學家代表團訪美,到了波士頓,在哈佛大學與美國的學者會晤。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國大學的自由開放,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大洲的留學生和學者。對於來自貧窮國家的學生,學校設有獎學金,包括學費和生活費用,用以獎勵成績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申請不到全額獎學金的,可以幫教授打工,如搜尋研究資料之類,賺取生活費,每週不超過二十小時。寒暑假可以在校外打工,對勤奮的學生來說,即使家庭貧困,也可以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學業。看起來,是哈佛造福了國際學生,事實上,是為美國自己網羅了全球的優秀人才,成為美國國家力量不斷增長的源頭。然而在那時,哈佛沒有一個留學生來自中國;學校設立的全額獎學金,也沒有接到過一個中國學生來申請。我說,那不是中國學生不願來,而是中國政府沒有解除管制,他們來不了,情況很快就會改變。

        十年後確實情況完全改觀,中國留學生已遍佈美國。我來哈佛演講,Andy Walder就請了一位中國留學生、亨廷頓教授指導的博士研究生裴敏欣,擔任我的翻譯。裴敏欣告訴我,他曾同亨廷頓談到,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者視他的這位導師為主張在發展中國家適用新權威主義的理論權威。他問亨廷頓對此有何需要澄清之處?

        亨廷頓回答:政治制度的三大類別(民主、權威主義、極權主義),民主制度相對於其他更為理想;因為它保護個人權利,提供了一個環境,使我們通過個人努力,促進經濟發展;同時提供了一種機制,能夠糾正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弊端,使政府對人民的意願負責。一個權威主義政權,只能在短暫的時間裡促進經濟發展,許多權威主義政權下的經濟發展,是很可悲的;在拉丁美洲,許多權威主義政權推行了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在非洲,幾乎所有的權威主義國家實際上發生了經濟倒退;在中東和其他地區的權威主義政權,也混得不好。所以,無論是權威主義或民主政治制度,要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都需要一套特殊條件。

        亨廷頓的看法表明,這股從中國興起的「新權威主義」之風,它的論述與例證都缺乏根據,與其說是一種「理論」,還不如說是一種權謀,而且並不高明。因為它違背歷史潮流,雙向樹敵,只能讓自己陷於孤立境地,它的失敗是必然的。

        我在哈佛待了兩天,除了三月六日中午在Coolidge Hall一樓Fairbank中心的演講之外,Andy Walder 給我安排了與好幾位教授的單獨會見,包括當時的中心主任Friedrik MacFarquhar教授、Merle Goldman教授、Benjamin Schuwartz教授等。Andy的意思是讓他們對我這個人有所了解,好幫助他實現邀請我來哈佛待一年的計劃。六日晚我就住在Andy的家。他的家是Cambridge一座英國式古老宅邸,已有一百多年歷史,那種堅實的磚石結構和寬敞的空間設計,讓人一進入就有開闊舒坦之感。Andy還邀約幾位朋友,辦了個小小的Party,先是喝飯前酒,Andy的夫人Jean Oi教授端來多種小吃。我最愛吃的是一種煙燻牡蠣,味道鮮美,過去從未吃到過。我還問Jean在哪裡買?買時怎麼稱謂?但我在紐約從未找到,後來也就忘了。

        晚餐後,又喝飯後酒,是一種粉紅色的葡萄酒,比飯前的白葡萄酒和餐桌上的紅葡萄酒更清淡些,大家邊喝邊談。Jean Oi與我談話時,我對她的姓氏感到好奇。她是華裔美國教授,會講一口流利的廣東腔北京話,但她為什麼姓Oi呢?我的疑問,引發她講出一段當年的移民故事。Jean隨父母從中國廣東渡海移民美國時,還是個嬰兒;他們進了紐約港,待在Elis島上等候辦理移民手續。輪到Jean一家人時,移民官照例要查問姓名,Jean的父親回答姓「戴」。移民官沒有聽清,遞給他一片紙,要他寫下來,他寫下了「戴」的廣東發音「Di」。不知道是Jean的父親寫下的字跡不夠清晰,還是移民官眼花沒有看清,在戴家的姓氏欄寫下「Oi」。所以從入境美國那一天起,戴家就成了「Oi」家,Jean Di 也就成了Jean Oi。

        我在哈佛演講是三月六日。後來看到「中國通訊社」發自北京的報導,得悉就在那同一天(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趙紫陽向鄧小平報告工作時,談到了「新權威主義」。趙紫陽說:國際上有一種「新權威主義」理論,現在國內理論界正在討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在落後的國家實現現代化要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權威的強人政治作為推動力,而不能採用西方民主。鄧小平聽了回應道:「我就是這個主張!」但鄧小平對「新權威主義」的「提法」有保留,他說:「具體的提法可以再斟酌,再考慮。」鄧小平的意思很明白:這個理論不新鮮,我早已這樣做了,一手對內反自由化,一手對外開放,與毛澤東全封閉的鎖國路線不同,我就是「新權威」!鄧小平實際上給趙紫陽碰了個軟釘子,不贊成用「新權威主義」這個「提法」。中國兩個最高領導人之間這場關於「新權威主義」對話的消息,由「中國通訊社」從北京發到香港和國際,顯得頗不尋常,立即引起海外媒體的注意。紐約的《華僑日報》以頭版頭條三行大字標題登出:
鄧小平談新權威主義
落後國家現代化需強人政治

無法以西式民主作為推動力

        台灣媒體也注意到了這一不同尋常的信號,杜念中要了我在哈佛費正清中心的講稿,傳送給台灣的《中國時報》發表(見本節附錄)

        形勢的發展令人擔憂。一九八九年是中國學生和知識份子倡導「科學與民主」的「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又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衝擊到共產極權制度的高牆。中國的大學生、思想理論界、文化藝術界、科技教育界、新聞出版界,還有部份企業界,也在醞釀推動中國自由民主人權進步的政治改革。鄧小平和他身邊那群反改革的老人和謀士,照鄧小平自己的話來說,早在準備打一場「反和平演變的無硝煙世界大戰」了。這時候,趙紫陽和他的謀士們打出「新權威主義」這張牌,既違背自由民主的歷史潮流,又惹腦了「老權威」,顯然是導致自我孤立的錯誤策略。

        他們為趙紫陽設計的權力結構,只有一個領袖,一群與領袖默契的「權力精英」。吳稼祥在一篇模仿「共產黨宣言」筆調寫成的《新權威主義述評》中寫道:

新權威主義強調的不是政體而是領袖。新權威主義不僅強調領袖人物,還強調與領袖配合默契的決策集團,強調英明的見解、果斷的行動、排除任何障礙的力量以及高超的應變能力。事實上,領導一個國家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偉大領袖人物的產生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選舉的,也有繼承的,有任命的,也有政變上台的,從世界近現代史上,我們都可以找到相應的例證。


        還有一篇〈建立硬政府、軟經濟的發展模式〉(發表於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世界經濟導報》),主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三千到四千美元的發展階段,「必須政治權力集中,經濟權力分散;即少數精英份子居於領導地位,代表多數民眾的利益,把握國家方向」。他們勾劃出這樣一幅圖景:一個「英明領袖」,一批與英明領袖「配合默契」的「權力精英」,由他們專制獨裁到下個世紀中葉,驅使中國人民再忍受半個多世紀的奴役,然後還政於民。這其實也「新」不到哪裡去,鄧小平一九八六年說「反自由化七十年」,不也是反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嗎?

        中國新權威主義的要害,一個是政治與經濟的對立,一個是精英與民眾的分裂。

        中國改革初期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生產力標準」,取代毛澤東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與「不斷革命」,曾經一度得到民眾支持。然而,在經濟領域掙脫國家的奴隸鎖鏈成為獨立個體的人,當然也需要在思想政治、藝術文化與其他領域擺脫專制制度的鎖鏈。人們要求政治上民主參與、思想言論上自由表達、藝術文化上自由發展等等。但「新權威主義」者卻主張在政治思想藝術文化領域,推行「反自由化」的封閉統治,與經濟領域的開放形成尖銳對立。這是第一種衝突。

        「新權威主義」者強調所謂「精英政治」。這種「權力精英」不是遵循平等競爭原則由民眾選擇產生,而是由獨裁者私封的專制制度附庸。這種脫離制度與民眾監督的政治權力精英,與經濟領域中的「官倒」相結合,是中國特權政治與特權經濟結合的社會基礎,是產生官僚貪瀆腐敗的制度根源。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後,「新權威主義」者曾公開為「官倒」和腐敗辯護。在全國下達的一份中央文件裡,「官倒」被美化為「促進中國商品經濟的加速劑」;文件提出「不得歧視」那些搞「官倒」的高級幹部子女,「不應對他們先富起來患紅眼病」。這樣為「官倒」大開綠燈,使腐敗現象惡性膨脹,引起民眾痛恨。這是第二種衝突。

        那麼,「新權威主義」的精英們究竟要如何實現自己的目標?

        他們和他們的「偉大領袖」的權力從何而來呢?既不要人民授予,又不依制度程序,只是等待著「繼承」、「任命」、「政變」那樣的「產生方式」嗎?那麼又由誰和如何來實現「繼承」、「任命」、「政變」的「產生方式」呢?這一切都十分模糊,唯一清楚的,是「新權威」、「新領袖」向「老權威」、「老領袖」發出了準備「繼承」的信號。那麼,除了引起不願交出權力的「老權威」、「老領袖」的警覺,營造這種「新權威」的聲勢又有什麼意義呢?

        可悲的是,「新權威主義」的策略家們競相把矛頭指向他們心目中的「庸眾」; 卻完全無視背後正把利箭瞄準他們「偉大領袖」的「老權威」們。新老權威正在準備的這一場權力之爭,將把中國推進一場新的災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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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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