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31,2011 14:49

附錄:中國改革困境與「新權威主義」 [阮銘]

前言

        這是我為三月六日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講演準備的題綱,現應《中國時報》之邀予以發表。一個半月來,中國情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胡耀邦逝世後激起的全國民主潮流,是人民對「新權威主義」的最好回答。我希望中國領導人記取教訓,順應當代世界自由民主潮流,與人民一道把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

        一種政治理論或主張的產生,有不同的情形。有的是經驗的或實證的概括,有的是價值觀或理想的追求,有的則是為一時政治需要而創造或引進。中國近來興起的「新權威主義」思潮,是一九八六、一九八八改革兩度進入困境的產物。
城鄉政經之間矛盾紛出

        中國十年改革始終存在兩種矛盾:一是農村市場力量增長與城市官僚體制膨脹的矛盾,二是經濟多元結構與政治高度集權的矛盾。這是改革兩度進入困境的根源。一九八六年的困境,是由於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經濟改革決議、開放沿海城市以後,改革在城市推開使上述矛盾激化;迫使鄧小平重新提出政治改革,重新發表他一九八○年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然而,政治改革遭到上層強大反抗,從北戴河政治局討論,到北京六中全會通過「精神文明決議」,形勢急轉直下。鄧小平第二次收回政治改革主張(一九八○年已收回一次),提出反自由化二十年(後來增至七十年)。於是激起學生民主運動,導致胡耀邦辭職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被開除出黨。

        「新權威主義」就在那時應運而生,它是對政治民主化與學生運動的否定,以胡耀邦下台與趙紫陽崛起為標誌。

        一九八八年闖物價關流產,幾乎是一九八六年政治改革流產的翻版。鄧小平提出「過五關,斬六將,可能有失誤,也絕不後退」。矛盾再度激化,夏秋之間從北戴河到北京一退再退,終於收回物價改革。這回激起的不是學潮,而是城市搶購擠兌風潮。

新權威主義為集權張本

        一九八八年秋正式登台的「新權威主義」,是趙紫陽在保守、民主雙向壓力下,對政治、經濟危機的直接反應。

        「新權威主義」的特色是它的雙向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對付領導集團內部的權力分割。吳稼祥在〈新權威主義述評〉中所謂「百日維新失敗九十週年紀念會上戴晴女士駭俗之說」,就是主張「乾綱獨斷,不能有兩個權力中心」,反對「慈禧干政」。最近(二月二十二日)吳國光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提出「必須盡快指定一個接班人,接掌鄧小平的政治及經濟權力,防止一場可能引發災難的接班危機」。這是中共領導集團內部的集權趨向,從鄧胡趙體制到鄧趙體制,再到一個領袖制。

        另一個目標是對付民眾。「新權威主義」強調「下一步改革阻力是民眾」,提出「全民犧牲意識」。吳稼祥對《廣角鏡》記者說:「全民特別是工人,要為新權威主義體制的建立做出必要犧牲,要有忍受暫時失血和加大勞動強度痛苦的精神準備,還要有忍受觀念轉換痛苦的準備,如放棄平等換取效益。」「新權威主義」還要對付所謂「相信民主烏托邦」的知識份子。因為只有封住知識份子的嘴巴,才能封住民眾的嘴巴。這樣就把廣大民眾與知識份子從參與改革的主體地位,降為受壓抑的被動地位,要他們閉起嘴巴,勒緊褲帶,等偉大領袖和精英們的「改革」成功,再賜給麵包、自由。這是「新權威主義」雙向目標的天生弱點,自行削弱了自身的社會基礎。

        「新權威主義」的基本內容是趙紫陽的「兩個基本點」:政治上反自由化,經濟上改革開放。這就是趙取胡耀邦代之的兩元綱領。在這個意義上,「新權威主義」就是「趙紫陽主義」。趙紫陽批評胡耀邦時說過,兩個基本點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有一個基本點,反對兩個「凡是」,肯定實踐標準,提出思想、理論、政治、經濟、組織全面改革的方向;即意識形態反教條主義,推動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組織制度上肅清封建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影響。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沒有反自由化的「基本點」。

趙紫陽改革的理論基礎

        兩個基本點是一柄雙刃劍,趙紫陽用它的一面對付胡耀邦,用它的另一面對付鄧力群。然而,這雙刃劍並不好把握,每次反自由化都阻滯了改革開放進程。民主化與市場化,是推進改革的兩個輪子;現在把民主化這個輪子卸下來,換上反自由化的倒輪,這車子自然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新權威主義」的產生,就是為兩個基本點創造理論根據。現在還沒有看到他們系統的論著。吳稼祥有一本《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只是事先的舖墊。接著的《新權威主義述評》,才是正題,但尚未展開。引述的西方理論,也只提到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一個名字,似乎經不起推敲。

        亨廷頓認為現代化需要一定的秩序,而這種秩序需要有一定權威的政治結構來保障。他的名言是「人們當然可以有秩序而沒有自由,但不可能沒有秩序而有自由」。所以他認為權威在需要被限制之前必須先存在。他系統地研究過拉美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發現那裡缺少保障秩序的穩定政治結構;一營士兵、兩輛坦克、半打上校,就可以推翻政府。有意思的是,亨廷頓似乎在二十多年前就想到他的理論可能被中國「新權威主義」者利用,接著說:「共產主義政府雖然在各方面不見得比自由政府更有辦法,但是他們能做到的一點是提供有效的權威。他們的政黨組織提供了制度化的政治結構來動員支持和執行政策。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被一次軍事政變推翻過。」

偏重領袖權威蔑視民意

        「新權威主義」者更多引用的是「世界近代、現代史上相應的例證」。從英國光榮革命、二次大戰後東亞諸國,以至今天蘇聯的戈巴契夫政策,似乎「新權威主義」對西方、東方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道路了。這些不同國家的政體特點,各有自身的歷史條件,這裡不能詳論。但亨廷頓指出的一點是對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在提供有效權威上絕對不差。即以最近冰心等三十三人寫信給人大常委會呼籲民主人權被斥,和方勵之應邀赴布希總統宴會被阻這兩件事看,權威的控制是絕對有效的。十億人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除了司法部負責人的斥責聲外,被斥責者的聲音被絕對封鎖,一切大小車輛都服從權威指揮,阻撓方勵之赴宴。權威若要再加強、再集中,就是重新呼喚出一個「偉大領袖」了。這種呼喚在毛死後消失了十三年,今年一月又在中國出現:「新權威主義強調的不是政體,而是領袖。偉大領袖人物的產生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選舉的,也有繼承的,有任命的,也有政變上台的。」(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這就是「新權威主義」的靈魂。

        「新權威主義」在戈巴契夫那裡是找不到例證的,戈巴契夫改革的綱領是公開性與民主化。他訴諸輿論、訴諸人民,依靠知識份子的強有力支持,一步一步地克服反改革力量的阻撓。而中國「新權威主義」的特色是蔑視人民,除了擁護「新權威主義」的精英以外,民主派知識份子一概被視為改革阻力。「新權威主義」保障下的「經濟自由」,僅是少數精英進行「自由的資本積累」,而賜給工人的是「失業和加大勞動強度」的自由。他們設計的那套「犧牲平等換取效益」的社會經濟政策、禁止言論自由的文化政策、「先污染後治理」的環境政策等等,不會給中國帶來他們許諾的光明。

        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士喜歡議論「鄧小平之後」。而「新權威主義」者的言論似乎提供了一個線索:回到一個偉大領袖的絕對權威。不過,吳國光最近接受《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訪問時,又不免悲戚地說:「集體領導在中國已經是根深柢固。無論是黨員或一般民眾,在憶及過去的專制體制時,都會強力抵制強人的再度出現。」

        其實,中國的集體領導傳統,倒未必像吳國光擔心的那麼深遠。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引進史達林主義以來,大樹特樹一個領袖絕對權威的傳統,遠比集體領導傳統深遠得多。倒是對過去專制統治的恐懼,確是「新權威主義」者的一個難題。最近中國一面禁止一般知識份子和民眾批評文革,一面發表文革「英雄」王力的長篇談話,不是已經引起輿論界的驚懼了嗎?

中國亟需民主改革

        看中國前途無非三種可能:

        第一是走民主化、自由化之路,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並駕齊驅。中國今天需要的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基礎上的現代民主憲政權威,依靠現代民主憲政走出當前困境。選擇這一條路,中國改革成功的歷史機會仍然存在。

        第二是走「新權威主義」之路。從「新權威主義」登台的第一個行動就向人權與民主開刀,「精英」們的智力並不高。靠這樣的「鐵腕」能否把十億人聲音永遠壓制下去,是個疑問。「精英」之外能有多少人擁戴這樣的「乾綱獨斷」?

        第三是像鄧力群、王力這樣的力量重掌權力,回到舊時代。從最近對王力這個試探氣球的反應看,實現機會甚微。

        看來,歷史也許會給「新權威主義」一個機會。只有當人們了解它的弱點以後,中國的發展方向才會回到民主化、市場化的道路上。而做到這一點,需要謝冰心、方勵之們所代表的民主改革力量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阮銘係前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現為哥倫比亞大學魯斯訪問學者)

原載於台灣《中國時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 您可能有興趣: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樂多分類:新聞評論切換閱讀版型 │昨日人次:0 │累計人次:562
    贊助商廣告
     

    引用URL

    http://cgi.blog.roodo.com/trackback/15734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