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4,2011 17:21

《尋找自由(第二部)》 (三)蘇聯一瞥[阮銘]

        聖誕節前,黎安友教授告訴我,魯斯基金會鼓勵魯斯學者出國旅行考察,由基金會支付機票費用;我的J-1簽證可以兩次入境美國,所以不需要在國外另辦入境簽證手續。他問我要不要利用假期到別的國家看看?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去莫斯科,一是因為蘇聯這些日子變化很大,想去實地體驗一番;二是有位在《華僑日報》工作的朋友李春光告訴我,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開始,持有中國護照的旅行者入境蘇聯不需要簽證。我本想約他同去,他說報社這段時間工作忙離不開,我只好購了一張蘇聯航空公司往返莫斯科的機票,獨自出發了。
        未料到在紐約甘迺迪機場交驗護照和機票時被卡住,驗票員請來一位蘇聯領事,對我說:「沒有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領事處的簽證,不能去莫斯科。」我告訴他蘇聯政府有新規定,中國公民到蘇聯旅行不需要簽證。他說:「這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沒有簽證不得放行。」說得斬釘截鐵。幸而我購買機票時多了個心眼,向航空公司的蘇聯小姐借閱了那本英文版旅行信息手冊,把第三百五十五頁上寫明中國公民進入蘇聯國境不需要簽證的條款抄了下來,這時就拿出抄件同領事爭論。領事看到真憑實據,口氣緩和下來說:「請稍等片刻,我立即通過電腦向華盛頓蘇聯大使館核查,問題會及時解決的。」

        等了大約十五分鐘,這位蘇聯領事笑嘻嘻地過來說:「OK,祝你旅行愉快!你是第一個不用簽證從美國去莫斯科的中國公民。」我說:「這要感謝戈巴契夫的Glasnost(公開性),他會使更多中國公民來麻煩你的。」蘇聯領事聽了大笑:「哈哈!下次我不會麻煩了。我要說,歡迎你們去莫斯科,不用簽證。」

        飛機抵達莫斯科機場時,天空下著小雪,但雪花飄到地面立即化成了水,隆冬的莫斯科竟不結冰。我身穿離開紐約時的薄呢大衣,一點也不覺得冷。這是我第一次到蘇聯,心中很想觀賞那些享有歷史盛名的大劇院、博物館、教堂,以及古典歌劇、芭蕾舞的演出。但由於時間只有短短一週,恐怕只能把眼光放到活躍在今天「公開性」舞台上的莫斯科人身上了。

        「你認為今日蘇聯最重要的變化是什麼?」對於我的這個提問,無論是與蘇聯學者們討論、同留蘇學生的自由交談,或者向普希金廣場上不相識的青年詢問,幾乎眾口一詞的回答是:「Glasnost」,譯成華文是「公開性」。但我感覺在莫斯科人的意識中,其含義更為豐富。在普希金廣場遇到的一位電影界青年熱尼亞對我說:「Glasnost 意味著一切!它結束了一個舊時代,包括史達林的恐怖時期和勃列日湼夫的停滯時期。」熱尼亞接著說:「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暴力,專制,壓迫;蘇聯人終於擺脫了它!這就是Glasnost的力量!」經過交談與觀察,我了解到Glasnost對於蘇聯人的重要意義,在於告別了一個沉重的、陰暗的、囚禁於精神枷鎖之中的舊時代,進入精神自由的新時代。身在週末的普希金廣場上,使我聯想起十年前的北京西單廣場,那時在那裡也能感受到類似這種「Glasnost」的空氣。隨著毛澤東去世,他所建構起來的奴役壓迫制度鬆動了,人民不再沉默恐懼,自由之聲一度響徹廣場。然而,形勢迅速逆轉,經過一場越南戰爭,中國又造就出一個「新權威」、新的獨裁者鄧小平。他舉起「反自由化」的鐵掃帚掃蕩自由之聲,中國人剛告別毛澤東的舊地獄,又進了鄧小平的新地獄。我不禁陷入沉思,蘇聯會不會重蹈當年中國的覆轍?

        今天走在 Glasnost 前列的是蘇聯知識界,尤其是新聞界和藝術文化界。我一到莫斯科,想去買在紐約很出名的《莫斯科新聞》,結果碰了釘子。原來這裡買報,清早起來去排隊還未必搶得到手;我到報亭時,所有報紙都已賣光。聽新聞界朋友介紹才知道,「公開性」以來,蘇聯報刊銷量激增,紙張緊缺,報紙供不應求。新聞界朋友提供的數據如下:

        莫斯科最受歡迎的報紙《證據與事實》,發行量二千零五十萬份。
        其次是《勞動報》,一千九百萬份。 以下是:
        《女工報》和《農婦報》,各一千八百萬份。
        《共青團真理報》,一千七百萬份。
        《消息報》,一千一百萬份。
        《文學報》,七百萬份。
        《蘇維埃俄羅斯報》,五百萬份。
        《真理報》的發行量是下降的,在一千萬份以下,人們認為主編
          阿法那西夫太保守。
        《莫斯科新聞》的主要對象是外國人,供應的紙張僅能印二十五
          萬份,極難買到,連外國記者也常常得不到。

        報紙發行量激增說明一個問題,所謂「戈巴契夫唯一盟友是知識份子,工農不關心改革」的判斷是錯誤的。蘇聯的工農、青年、婦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喜歡看報,這正是表明他們關心改革的「證據與事實」。

        新聞界朋友說,蘇聯報紙現在基本上沒有禁區,外交、軍事、內務部、克格勃這些過去令人望而卻步的領域,現在新聞界都可以闖入,進行報導和批評。蘇聯軍隊在阿富汗遭到挫折、死亡,以至對阿富汗人民的殺戮,都見諸報端。《文學報》發表過專文報導蘇聯的黑社會和賣淫問題,揭露出蘇聯二百多個黑社會集團,有三分之一與政府當局有勾結。報導中分析蘇聯的妓女有四等,頭等是外匯女郎,二等是職業女郎,三等是長途女郎,末等是流浪女。一個妓女從頭等下降到末等是兩年到十年。新聞界朋友認為只有敢於正視和揭露蘇聯社會的黑暗,才能動員輿論和促進立法驅除黑暗。一位電影導演阿布拉澤說:「改革的實質就是要睜眼看現實,就是要同謊言做鬥爭。許多社會弊病就是由謊言、奴隸主義、官僚主義造成的,藝術家要面對真理,無論真理是多麼苦澀。」蘇聯知識份子為「公開性」而吶喊的意義,恐怕就在這裡吧?

        還有蘇聯社會上流行的政治笑話的變遷,也足以表明人心的變化。史達林時代人們不敢講笑話。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笑話,多半諷刺領導人的昏庸。有個笑話說:勃列日涅夫走在路上,有人指出他腳上穿的兩隻鞋不一樣,勃列日涅夫說他回家去換;不久從家裡走回來還是原樣,問他怎麼啦?勃列日涅夫說:「家裡那兩隻也不一樣。」現在的笑話,多半諷刺經濟生活。一個笑話說:一條蘇聯狗和一條捷克狗在邊界相遇,蘇聯狗問捷克狗:「你去那邊找什麼?」捷克狗回答:「我想去汪汪幾聲!你去我那邊找什麼?」蘇聯狗回答:「找點肉吃唄!」還有個笑話說,副食品商店櫃台前排了長隊,輪到一位婦女,問她買什麼?回答是「螃蟹罐頭」。營業員搖搖頭:「妳記性真好!」後面一位老太太問:「有魚子醬嗎?」營業員驚呼:「妳神經有點毛病了吧?」這些笑話說明他們對改革的不滿和期待,人們不但需要精神自由,還需要一個豐富的商品市場。

        走在莫斯科暖冬化了凍的泥濘街道上,到處可以看到人們在各種店舖外排起長隊,他們在買什麼呢?我逛過莫斯科的服裝店,那裡進口服裝不少,東德的西裝,羅馬尼亞的大衣,朝鮮的襯衫,商品不說十分豐富,也算琳瑯滿目,價錢便宜,顧客也不擁擠,可以很方便地自由挑選試穿。有一回,忽然看到排起了兩行隊伍;我有點好奇,走近去看個究竟。原來那長的一隊,是買美國牛仔褲,每條一百三十五盧布,比一套東德進口的毛料西裝(一百二十盧布)還貴,但大家搶著買。另一隊稍短的,是買中國襯衫,每件十四盧布,比四、五盧布一件的朝鮮襯衫貴很多,也是搶著買。很快地,兩樣東西搶購完畢,隊伍立即消失。看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在莫斯科還是可以的;市場上進口貨也不少,埃及的橘子、匈牙利的蘋果,到處都有。但莫斯科人有了新的生活追求,只要有義大利靴子、美國牛仔褲,精緻的首飾、化妝品,再貴也排隊一搶而光。

        當談到經濟改革時,蘇聯學者們承認蘇聯市場化不及中國,他們羨慕中國的農村市場。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傑柳辛教授說:「蘇聯的市場化比中國困難,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農村的官僚體制鬆弛了,中國農民沒有忘記種地、做生意;十一屆三中全會一開放,農村市場和鄉鎮企業一下子就興旺起來。蘇聯集體農莊的官僚統治根深蒂固,而且這麼多年,農民已經忘記怎麼種地、做生意了。」我不以為然,對他說:「我去莫斯科的自由市場,那裡的農婦多會做生意,種的蔬菜多漂亮!關鍵還在改變違背市場經濟的舊制度。」我的看法是,打破蘇聯那套違背市場經濟的舊經濟制度,要靠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這一點蘇聯進步相當快;再一個是向全球市場開放,這點蘇聯還差得遠。中國的十年改革,一頭是農村推動,一頭是對外開放推動,正如老百姓所說「一靠老鄉,二靠老外」。中國缺少的是政治生活民主化,今天終於進入困境。蘇聯的政治生活民主化已遠遠走在中國前頭,但缺少一個對外開放的推動,所以對舊體制的壓力還不夠大。當國內市場同全球市場連接到一起時,違背市場經濟的那套價格、匯率、產權等舊制度,自然被迫非改不可。

        在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訪問時,我提到一個問題,中國近來興起一種「新權威主義」思潮,留美中國學生中也有反映。他們認為東亞四小龍、智利皮諾切特,甚至英國、日本,都是靠專制君主或軍事獨裁實現現代化的,有人說戈巴契夫也是靠個人權威,是新權威主義者,你們怎麼看?傑柳辛教授聽了表示訝異,他說:「我們這裡恐怕只有史達林主義者才這樣主張,沙皇的權威、史達林的權威,已經卡到了我們的脖子,我們不需要再來一個新的個人權威了。任何個人如果被賦予凌駕於民主與法律之上的權威,好人也會變質。對戈巴契夫,我們也只能按照法律,最多選他連任兩屆人民代表大會主席,那時他六十多歲,也必須下來。」

        然後他反問我:你們的鄧小平在一九八○年說得很好,「重要的是制度不是人,沒有制度的保障,再英明的領袖也會重犯自己指出過的錯誤」。他向義大利記者法拉奇表示,中國要實行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徹底的民主。但去年(一九八八年)鄧小平接見波蘭總統雅羅澤爾斯基時,反對三權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說「那個東西實行起來很麻煩,討論來討論去做不了決定,不如我們決定事情方便」。這個變化是不是說明中國從主張建立民主制度,轉到主張權威主義?

        我說:鄧小平早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倒退了,離他講「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才三個多月;就是因為他當時看到波蘭團結工會起來,害怕這股自由民主浪潮衝擊到中國,開始「反自由化」。鄧小平現在已經是「老權威」了,當今主張「新權威主義」的是一批年輕人,他們引證的「權威」不是鄧小平,而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但亨廷頓認為,這些中國「新權威主義」者,「要麼是不懂他的理論,要麼是故意曲解」。

        在莫斯科,也不乏對戈巴契夫改革的悲觀看法。我遇到一位在蘇聯學習經濟的中國留學生,他說:「戈巴契夫的威信大概還可以維持三年;如果三年蘇聯經濟改善不了,人民得不到改革的實惠,戈巴契夫的地位就會發生問題。」

        「那麼,你認為三年之內蘇聯經濟改革能否收到實效?」我問他。

        「不可能。」他回答。

        還有一位學者談到,蘇聯的民族矛盾上升,已對改革構成威脅。他說,戈巴契夫正處在兩團火中間,一方面,改革與「公開性」使過去潛伏著的民族主義火種重新燃燒起來,愈來愈威脅到蘇聯的穩定與統一;另一方面,民族矛盾又給保守勢力提供反對改革的藉口。

        但我接觸到的學者和青年,大多數對未來抱謹慎的樂觀態度。他們不認為蘇聯的經濟改革會輕易見效;也不認為人民會因缺乏耐心等待改革成果而讓保守勢力把蘇聯拉回到過去。

        一週時間對於認識這個巨大國家的巨大變化來說,是太短促了。然而,我確實看到了人們心中的希望之光,正在這片世界最遼闊的大地上升起。我期待著不但中國公民,當世界各國公民去莫斯科都不用簽證的自由開放時代到來時,她將更加美麗而富饒。(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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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2008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阮銘專欄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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