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光 希望

最近讀了一篇圖博作家水卓在《拉薩的活路》一書中一個名為〈沒有歌聲的勞作〉的段落，大意是水卓為搬去僻靜的地方生活，舉家遷往拉薩娘熱鄉，在修繕新居的過程中，她同時聘雇了漢族和圖博勞工，她發現，漢族工人總是抿著嘴不發一語地快速工作，連休息時間都很短，他們有著驚人的效率，不一會兒就把工程完成了；而圖博工人不時得停下來休息，喝喝青稞酒或酥油茶，一邊工作一邊大聲唱和著圖博歌謠，鋪草皮時還興奮地親吻小草，甚至在灑滿陽光的草地上睡著，當然他們根本不知道效率為何物。但隨著越來越多漢人移民的遷入，圖博勞工為了保有和這些外來移民的競爭力，於是也開始學習漢族工人的工作方式，拼命，而憂愁。

在文章的最末，水卓寫著：

「家裡維修的過程，就這樣寂無聲息地結束了。後來，望著新修好的院牆和水渠，我總感到有些悵然若失，因為，除了水泥和磚，再也沒有其他可以緬懷的。

而從此，在每天接送兒子丹拉回家的來來去去的路上，從那些藏族民工正在施工的地方，我再沒有聽到過一次歌聲或者勞動中的嬉鬧聲。抬眼望去，只見藏族建築隊的民工們已顯得訓練有素，毫不怠慢地專心抹著水泥，修建著鋼筋混泥土的小樓；他們的神色雖然還不像漢族民工那麼嚴肅，但也沒有了過去的笑容。他們中的一部分看來已掌握了現代建築技術。他們的優勢還在於：造價便宜，能夠充分利用舊建材，能夠修建標準的藏式民居；他們在建築市場的競爭力似乎正在復甦…

也許，伴隨這種遙遠的期望，動聽的歌謠將永遠消失。而沒有歌聲的勞動，剩下的，只有勞動的殘酷；同樣，從勞作中分離的那些歌謠，保護下來以後，復原的只能是一種假裝的表演，而非一個民族快樂的智慧。

那麼，我們該要甚麼呢？是底層人們的活路，還是他們歡樂的歌謠。而不知從何時起，這兩者竟然成為了一種對立，而這，就是我們如今生活的全部真實與荒謬。」

我現在生活著的印度新式民居，座落於流亡圖博社區中，樓中央有個大庭院，庭院旁有個水龍頭，是四戶人家洗衣服的所在。我們的鄰居拉莫和她的丈夫在一樓開餐廳，拉莫總是邊工作邊扯開嗓門快樂的唱歌，炒菜做飯唱歌、收工打掃也唱著歌，她的歌聲傳遍整棟樓，也傳進了隔鄰的學校，她的歌聲，是我聽過最美麗的歌聲。

每天早晨，她的哼唱和著洗衣服的水聲成了我的起床號，我常常睜眼躺在床上，靜靜聆賞這美妙而清澈的女中音，聽得滿足了，才緩緩起身著衣。而一到夜晚，拉莫會在房裡輕輕彈著六弦琴哄孩子入睡，我也會和丈夫一起欣賞她溫柔的彈撥…我無法想像，這樣一個在勞動中帶著愉悅而不是不耐煩的民族，怎麼能夠不歌唱呢？

而這也讓我開始思考，在台灣這個步調快速到已經有點混亂的社會，工作的意義到底在哪裡？除了賺口溫飽，我們還能賦予它更正面的意義嗎？工作場所中的莫名限制（諸如準時打卡上下班、短暫的休息時間、限制網路使用，甚至有其他更不人道的規定）都只會讓勞動者厭惡工作，進而更加排斥和敷衍而已。

我記起我曾經從事過的「文化創意產業」相關企劃工作，我的公司要求員工穿著必須符合老闆所謂的「品味」而不能有自己的風格，桌上的擺設也必須遵從老闆的規定，上班不能戴耳機聽音樂（要知道，音樂也是刺激創意的來源之一），甚至外套大衣不能披掛在椅背（因為老闆說這樣辦公室會很雜亂）…我不明白，這樣的規定對於一個從事創意企劃工作的人到底是助力還是阻力？

於是我離職了，然後在尋覓下一個工作時我發現，台灣這個社會根本沒有屬於我這種人的「舞台」。台灣是個只求速成而短視的所在，我在文化大國法國學習的那些知識，最常被拿來詢問的是路易威登或香奈兒等「名牌」問題；我們也經常可以從報章雜誌上看到博士生抱怨他們找不到工作，細究之下發現他們學習的跟我一樣都是文史哲專科，因為在台灣，沒有實際操作技術、或者說無法「製造」與「生產」實際物資（包含「錢」這個東西）的人才，都不是人才。我們也可以發現，很多在台灣應該是「被拯救的對象」的人，到了國外，反而都能闖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文化財，才是國家永久的資產。

而我這個因為嫁給流亡圖博人、甘願去過台灣人所謂「苦」日子，被父母認為「可惜」又「可憐」的人，也因為進入流亡圖博社會生活，親眼見識到勞動的愉悅，親身體認到他們愉悅的來源，而發現，那來源，便是他們在流亡生活中致力保存的悠久文化所留傳下來的智慧…

我也發現，在台灣經歷過的那些扭曲的價值觀與侷限性，在這裡，已被美麗的歌聲徹底洗滌淨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