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光 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分成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兩大陣營，爆發了冷戰。當時共產陣營的老大是蘇聯，所以「反蘇反共」這個詞在中國很流行，因為蘇就是共，共就是蘇，所以1956年波蘭波茲南發生的騷亂與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人民起義，被叫做「反蘇反共浪潮」。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中共與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領導權，1959年後中共與蘇共漸行漸遠，那時所謂「帝修反」反華大合唱中的「修」，即是中共套給蘇共的「修正主義」帽子。於是「反華反共」逐漸取代「反蘇反共」。到文革期間，中蘇兵戎相見，「反蘇反共」與「反華反共」并列。1989年秋天的「蘇東波」，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瓦解，也就再沒有「反蘇反共」這個名詞，而讓位給「反華反共」，因為中國成為殘存的共產陣營老大。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三日，香港的共產黨喉舌「文匯報」在要聞版的第四版刊出一篇署名文章，讓我嚇了一跳，這篇文章標題是「反華反共反昏了頭 ---林保華對華東水患幸災樂禍說明甚麼？」原來它是回應我前一天在香港「經濟日報」一篇評論華東水災的文章「天怒人怨哀中國」。

我在香港新華社有幾個朋友，因此知道這類文章是新華社寫作班炮製出來的，所以不必在乎用甚麼署名，因為用了一次，再不會出來。我不隱諱我的「反共」立場，比較在意的是「反共」前面為何要加上「反華」，因為我的名號就是「保華」，何來「反華」？原來他們文章裡說：「林氏身為黑頭髮、黃皮膚的炎黃子孫，為何卻對自己同胞、自己祖國如此冷酷無情？」明明我是批評中共熱衷搞階級鬥爭與權力鬥爭鬥爭而不重視民生，忽視水利，他們卻轉移話題討論我的頭髮與皮膚的顏色，似乎這樣的頭髮與皮膚，就不可以對中共進行批判，否則就是「反華」了。

這次黨報對我的批判，持續了整整一個月。一九九五年三月。類似的文章出來批判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信報」政經評論（社論）作者林行止，有一句是這樣寫的：「忽然記起以前有一位朋友曾對筆者說起『評論』的作者，謂此人有黃皮膚，有黑頭髮，這有那有，唯獨少了一樣東西。筆者追問少了甚麼？答曰：一條中國人的脊梁。誠哉斯言！」

我在「星島日報」對這篇文章進行反擊後，黨報就朝我開火說，「某作者的言行，我看他『保英』是真，『保華』是假。他的言論已經證明他是在反中了。」

以前看到這類文章，氣憤於共產黨的種族主義言論，煽動種族仇恨，與這種中國人混在一起，我情願不做中國人，更恥於被他們統治。所以一九九七年他們來香港要統治我的時候，我移民美國「保美」，現在來台灣「保台」，因為英國、美國、台灣都是民主國家。我更重視作為一個人的人權，甚於做哪一個種族的「族權」。從我1974年決定離開中國移居香港做殖民地的「三等公民」開始，我就認為人權比主權重要，否則我不會做這個決定。

當然，我也一直在思考，為何共產黨一定要把「反共」與「蘇」及「華」的國家或種族觀念扯在一起？我慢慢了解了，共產黨用這種下三濫的種族主義言論，是有他們的苦衷，因為共產黨的招牌實在太臭，從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有朝鮮共產黨的歷史，共產黨就意味著專制獨裁、野蠻殘暴、流氓無賴、貪污腐敗、草菅人命、毫無人性等等。因此罵我「反共」，不但沒有人會跟著罵我，還會有人讚揚我反共「好得很」。不信，即使現在中國「崛起」，共產黨歸功於他們的功勞，但是不論在台灣或全世界其他地方，有幾個人敢承認他們「親共」？所以他們就必須把「反華」與「反共」扯在一起，才能掩蓋共產黨的罪惡，并且煽起那些被共產黨蒙蔽的可憐小民們的種族仇恨怒火。既然共產黨這樣怕我們反共，我們就是要打起「反共」的旗號，向它的軟肋進攻，讓它不得安生。也用「反共」的口號，來破解共產黨用假民族主義對台獨、藏獨、疆獨的污名化。

可憐，號稱「反共」的馬英九，現在卻與共產黨一樣，一起叫囂甚麼「血濃於水」與「民族感情」，企圖掩蓋他已經洗去反共鉛華而露出種族主義面目，因而投奔共產黨的實質。然而，如果馬英九是個真正的種族主義者，那麼他為何又擁有美國綠卡，而女兒乾脆還入美國籍？看來，也因為共產黨從他們以前吹噓的「國際主義者」變成「種族主義者」，當馬英九要依靠共產黨來保住他的權位時，怎能不跟著共產黨的屁股轉換他的馬臉呢？

（作者為資深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