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Max Weber）這篇不朽的演講，我已經讀過第三或者第四次了，但他寫的實在精采，值得一讀再讀，並且時時可供自我督促與反省。韋伯在演講的結尾提到了未來十年的反思，提醒自由派學生面對政治的失望時，一個「政治志業家」不能陷入常人會有的恨怨、庸俗、麻木或者遁世態度，而應該要有「即使如此，沒關係」（dennoch）的賈勇自持態度。每每讀到這一段，我就會想到，十年後的我，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葛蘭西在政治實務上顯然是個失敗者，他一生都在和法西斯奮戰，但最後卻難逃墨索里尼的牢獄之災。而即便他與義大利共產黨密不可分，但他的著作再死後還是零零散散，得不到重視。要不是19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意外帶來有關於葛蘭西的討論，他可能在政治與學術領域上都成為失敗者。好在有民權運動，人們才會記得這位首度把國家等上層結構當作一回事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對國家的討論和他最喜歡講的階級一樣，都不多，大多數是集中在《資本論III》以及《共產黨宣言》兩本書上，而且兩者講的不太一樣。這導致了兩個後果，第一個是後面的人可以站在他（在國家議題上）不高的肩膀上面繼續長高，第二個是因為他所言不多，所以凡他肩上的人都可以自由發揮，進而長岀了「工具論」、「結構論」和「仲裁者論」三種基本型態，言之成理並且各自生輝。                                

這幾天立法院吵鬧著美國牛肉開放進口問題，國會議員和媒體譴責國家沒有扮演好守門人的角色，在牛肉談判上「喪權辱國」，衝擊人民的健康。仔細想想，正如同Danniel B’eland在Insecurity, Citizenship, and Globalization: The Multiple Faces of State Protection一文中，以「國家庇護」（state protection）作為主題，探討19世紀以來的「國家庇護」問題怎麼從私有財產的保障來到社會公義的維護，進而面對全球化的新挑戰。在台美牛肉進口風波中，「國家庇護」的議題確實面臨了多重的挑戰。

陳介玄的博士論文修改後出版成《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1994），算是台灣社會學界開啟中小企業研究的先河之作。他用東亞研究中心大量的田野資料，去呈現台灣中小企業的特殊樣貌，企圖與韋伯的理性主義對話，並試著要從中小企業對於社會的意義，去勾勒岀台灣社會的整體範疇。

    「知識份子」是我大學開始就不斷努力想要追尋的知識角色，也是督促我繼續攻讀博士的最大動力。但在我攻讀博士的期間，有關知識份子角色的根本問題，卻經常困擾著我。有關於學術界的運作邏輯、理論與現實的差距、知識份子和有智識的大眾都跑去哪裡了？這些問題不斷困擾著我，過了三年，始終還是沒有結果。

柯志明在《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和從屬》中，點出了日治時期頗困擾殖民政府的米糖相剋問題，關鍵在於台灣蔗價與米價連動。長期以來因為米價低而提供了受官方大力扶植的日資糖廠大量的剩餘價值，因此日資對於台灣蔗農的剝削被呈現在剩餘價值的掠取而非生產工具（土地）與生產者的剝離之上，並導致台灣的家庭式農場得以存活。因為米價低，所以蔗作成為農民的選擇，穩定而便宜的蔗作成為日資獲取剩餘價值的來源，蔗糖成為一個經政治力精心營造的市場。

好書還是要推薦給大家

繞著A市市長當選人彭少雄而來的這個故事，並非很好讀。是我在民族主義這堂課上的一本讀物，剛讀完的時候，我只覺得是在寫90年代肆虐的黑金政治問題，和台灣民族主義的關聯到底在哪裡，我感到很質疑。當天的另一篇讀物是Homi Bhabha的DissmiNation，我根本看不懂Bhabha在講什麼，只知道是就民族敘事這件事情的討論。


蠻精采的故事 週六我看到半夜兩點

我認為這本書十分難看，如果真的有人認為這是探討皇民化最深刻的書，那我不得不引述吳叡人對那個人的批評，他認為那個人人顯然書讀太少。起碼就同一個主題來說，陳培豐寫的要比荊子馨好太多，事實上，作過類似研究的方孝謙和陳翠蓮的論據也遠比荊子馨出色。





子彈掃射一輪 卻完全沒有提到這本書的重點(問題是他有重點嗎?)

如果我看了邵式柏（John Shepherd）的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1993），應該會嘖嘖稱奇，不會像柯志明這樣凶狠的質疑人家吧？但那是因為我不懂，不懂的同時，也不禁佩服柯志明怎麼有辦法花那麼多的心神體力去踩歷史學的線，作出這種架構在質疑國家功能論上的歷史社會學著作。


此書不易閱讀 請勿輕易嘗試

2000年夏天，我把《想像的共同體》看完，寫下一些不知所云的心得，大致是希望自己好好讀書寫作、孜孜不倦，以後才能提筆救國。九年過去了，有時候我會回頭檢視自己的夢想，看看有沒有偏離軌道。所幸目前為止，比起荒腔走板毫無方向可言的台灣民族主義政黨樓起樓塌，我大致上都還有照著當年的志向走，真是阿彌陀佛。



書寫的精采 譯文精練 但是29頁的表格畫錯了......

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福爾摩沙如何成為台灣府？》書名翻譯點不出精髓，How Taiwan become Chinese想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最初殖民台灣的不是日本人或中國人，而是西班牙人和荷蘭人？而又為什麼最後荷蘭會敗走台灣，丟掉這個東印度公司收入最豐的殖民地？這個問題和多年前讀李露曄（Louise Levathes）的著作《當中國稱霸海上》有點類似，不過李露曄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曾經稱霸海上的中國會在1433年後突然停止海上活動？歐陽泰則點出了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是個外向的海洋國家，所以應該問的問題其實是，為什麼十五世紀的中國會突然開始海外活動？

很精采的一本書 問題環節緊湊 解釋力也很強

現在重讀Ernest Gellner的《國族與國族主義》，不禁會懷疑自己六年前讀這本書，究竟讀到哪裡去了？我真的看的懂嗎？回過頭來想，這或許也是所謂經典值得人們一讀再讀的原因。因為在每一次的閱讀裡，都能夠因為讀者自身知識的成長，而有更多的啟發。



2002年夏天我在得記麵包店樓上的Starbucks樓上看完這本書 配合Gellner對老馬的不喜愛 還蠻有資本主義風情的應景感

        十八、十九兩個世紀的歐洲思潮最終關懷，幾乎都集中在現代國家的形成以及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各種微觀、個人的思想觀念席捲全球之時，有關於「國家」的討論仍然不能停止。這樣的思潮方向，和十八世紀出現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歷史有著密切的相關。相較於過往因為版圖過大而天高皇帝遠，無法有效統治的帝國；十八世紀肇建的現代國家不僅機制完善，也能夠有充分的意志與能力去推動稅務、建設或者戰爭等政策的落實。「國家」介入了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的生活，成為社會生活的具體標的。

就像巴黎敗金女標題和該電影的關係只有巴黎是法國首都一般,利維坦書封與本文的關係,只有本文要討論國家.

在一個well-learned的研究領域裡面，作為後進研究者的我們還能夠做些什麼？這是我近一兩年來對於台灣國族主義這個領域的疑惑。去年夏天我嘗試著要去寫作有關於外省人國族敘事與認同的主題，卻沒辦法做出什麼有意義的成果。一方面是因為我自己身為福佬人，很難真的神入（empathy）到外省人的心態中；一方面也是我自己不夠用功，沒有時間好好採集敘事資料所致。然而做完那篇研究，我卻興起了厭倦，建議自己最好短期內不要再去碰這個領域。對我而言，國族主義和認同問題已經well-learned了。很不幸的是，馬英九執政下的台灣，認同和國族問題並沒有因為被遮掩而式微，反而因為他某些不經意作為引發的社會對立而顯得蠢蠢欲動。


陳翠蓮學的是政治,卻一股腦投入台灣史研究,並表現出色,真不簡單呢!

除了經典之外，這個學期在「書報討論」這門課也有很大的收穫，共計看了幾本想看又沒時間看的書，其中三本沒唸完，分別是《手機社會學》和謝國雄的《茶鄉社會誌》、蕭阿勤的《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後兩者我預計在年假間閱讀並補上心得。已經讀完的書計有何明修《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蔡欣怡《後街金融：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楊弘任的《社區如何動起來》、陳東升的《積體網路》和陳翠蓮的《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沒唸完的主因是後兩次上課趕來趕去，兩三本書湊起來唸，又連著兩個星期，我實在撥不出時間看，只好跳著讀，抓幾個重點，未來再補。


教過我美國立法過程的老師 有參加過美國立法過程實務嗎?

傅科的對權力的看法就像洪水一樣，轟轟烈烈的衝向古典時代的理論界，一點也不細緻的猛力推翻了舊秩序。容或其間有些爭議、瑕疵，但卻因為其大、快、威猛而難以抵擋。結果，韋伯以降的傳統權力觀來自A施予B不想做卻必須去做的強制力量，到了傅科手中終於被徹底的顛覆。來自四面八方，競逐爭執的權力成為一種關係，不但具有強制力，還可以再生產。


我自己寫完後想想 光頭這套 的確很難打倒 但我總覺得自己不太信這套

這本書對我來講，門檻偏高。我基本上是個科技白痴，既對IC產業沒什麼興趣，也對組織社會學不甚了解。工作上因為選區之故，我比較常遇到的是經濟部工業局管轄的傳統產業和中小企業，對於各園區管理局這種國科會直屬的一級局（和工業局可能是同階或稍低一點），我實在沒有概念。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對IC產業唯一會碰到的單位，就是工研院，但陳東升這本書並不積極討論工研院。


封面不錯看 新版還有增加TFT-LCD的討論喔!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表面談的是宗教，但其實要談的是現代社會。涂爾幹認為現代社會的連帶，來自宗教所帶來的集體再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他考察了原始宗教的起源，認為圖騰、儀式其實顯示了一種超越個體的集體感，這樣的連帶正是構成社會的主因。現代社會其實也不脫這樣的運作邏輯，就像科學發展的動力其實也來自宗教及其對於現象逐步退讓的解釋力。





有人和我一樣覺得涂爾幹有點像章魚嗎?

內賈德和哈塔米 伊朗的前後任總統

       
         討論政體轉型（regime transition）的時候，經常會用自由化帶來民主化來做討論。宏觀面上，當統治者因應時代潮流而不得不讓社會逐步自由化，民主化就成為遲早的事情；而微觀視角中，精英分裂才能導致政府部門改革派和反對勢力溫和派的結盟，也被視作民主化的動力來源。但這個理論在中東遇到嚴重的挑戰，這裡的自由化進進退退，並沒有引發什麼民主化的火苗；這裡的精英因為宗教派別而分裂，甚至被學者稱作「機構的巴爾幹化」（institutionally balkanized），但制度化的分裂反而使得威權政體得以鞏固。那麼，中東是轉型論的特例嗎？

文化研究喜歡用gaze（凝視）這個字，去強調觀看與被觀看之間的差異，呂紹理的《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就用gaze為經貫穿全書，以時間為緯，透過分析西方的、日本的和台灣本土的三種博覽會形式中的台灣，去呈現一個非政治經濟分析的日治時代台灣歷史。








雖然"展示台灣"封面美f且書名有趣 但學術著作並不好讀

爲什麼威權體制會轉型？杭亭頓討論第三波民主化的時候就點出了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政績困局、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宗教變遷、外來勢力的新政策以及示範效應或滾雪球五個主要的宏觀性原因。不過很有趣的是，當人們思考台灣這個號稱第三波模範生例子的時候，去思考國民黨爲什麼要轉型的同時，經常我們想到的是蔣經國和李登輝在民主化中扮演的角色。


經典寫的通常很精簡
http://www.amazon.com/Transitions-Authoritarian-Rule-Conclusions-Democracies/dp/0801826829(出處)

對西美爾來說，現代社會是一個以貨幣交易為一切中心的社會。也正和馬克思認為的資本和韋伯所提的理性一樣，由他們來代表的現代性都是亙古未見的事情。西美爾認為金錢以無比的力量，混淆了主客觀精神的分界，將一切都變成客觀、可計算的，將人們帶入了全新且未知的世界。





少數看的懂的西美爾文章之選集

作為美國的小老弟，杭亭頓的兩本書都剛好舖下了台灣政治發展的梗。1960年代的台灣受到美國的支持作為反共前哨，美國對台灣的人權狀況和民主情形就經常只是隨口說說，這賦予了蔣的外來政權足夠的外力支持和正當性來源，以維持他統治的穩定性。當政權面臨各種挑戰的同時，蔣一樣採用了一般監護式政權賴以維生的恩庇侍從制度的方式，一手胡蘿蔔一手棒子去維持政權的存續。而時機點到了1990年代，蘇聯垮台，美國更大的利益是在突顯民主制的好時，台灣也剛好正受到內外交織的民主化壓力。也正如杭亭頓認為，反對力量必須找到足以突破意識形態並且大規模動員群眾的理由，於是台灣民族主義跟著民主一起被催生，就像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裡面跑出了什麼，會在何時才發生應驗，都沒人知道。


警察打人的時候 現場的我心裡其實很想流眼淚

時間到了1991年，民主化一夕變成了政治的主流，杭亭頓又趕了時髦，引領了學術流行開始探討民主化，他問了Why和How兩個問題，為什麼是這些而不是那些威權國家？為什麼在這個時機點上民主化？他指出，這些國家民主化變遷的路徑有五種類型：（A、D是穩定威權、穩定民主，a、d是不穩定威權和不穩定民主）



這本書曾經紅了很久

杭亭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的研究總是引領美國政治學界的主流，1968年他寫了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當時美國正面臨了新興國家勃興而間接引發的代理人戰爭問題（proxy war）。杭亭頓告訴美國人，到底這些國家透過民主選舉選出了共產黨和內戰是怎麼回事，對美國利益來說，重要的到底是民主還是穩定？無論是杭亭頓自己或者美國政府，都選擇了穩定，於是阿葉德被推翻、桑定被打倒，而蔣介石、馬可仕和蘇哈托受到美國的支持，以穩定的威權統治鞏固了美國圍堵共產世界的防線。

老頭年輕的時候頭髮就不多

西梅爾（Georg Simmel）的小品文有趣但經常不知所云（主因應該是我程度差），但專著《貨幣哲學》讀來卻難如登天。要不是先找了劉小楓編的《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來看，大概讀完了還是和看用兩頁篇幅淺介西梅爾的社會學理論教科書一樣，只知道貨幣哲學就是交換、宰制、現代性和悲觀這幾個關鍵字的片段組成的一本巨著。






貨幣哲學難 難如上青天 咸認其簡直就是天書 難怪作者頭髮會掉這麼厲害

一面讀Sammuel P. Huntington的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的時候，剛好是陳雲林來台，警民衝突正熾，輿論不斷討論台灣是不是變成「警察國家」（police state）的同時。連著兩天我身在拒馬第一線，感觸特別深刻，說是「警察國家」當然太誇張，但當擁有合法暴力權的國家濫用了權力，我也很政治性的把msn的暱稱改成「幹！警察國家！」




老頭(大師)一出手 便知有沒有 杭亭頓1970年寫的書 現在拿來看中國還準的很

韋伯所處的時代除了是歐洲協調的面臨破裂的終局階段，其實也是歐洲啟蒙之後學術最為活躍的時代，民族國家初步成熟、工業革命重大發展、資本主義直撲而來，韋伯體認到他所面臨的正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當代社會」，和傳統生活有重大的決裂。韋伯認為，西方的當代社會是具有特殊性的，因此他念茲在茲在探尋這種特殊性的原由。

韋伯在海德堡的家 現在變成大學的語文中心 不給參觀 (A自哈比媽)

Amos Perlmutter的作品Modern Authoritarianism: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是當代威權主義分析的重要著作，和注重多元主義、意識形態、動員和領導型態等權威模式差異的Juan Linz有著不一樣的看法，Perlmutter特別重視制度在當代威權主義中的重要性。


Amos Perlmutter, 1932-2001, 69, Expert On Middle Eastern Affairs

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的評價大致不脫發展型國家的論述，認為有強有力的國家戰略的指導、超越意識形態的限制和對贏家的輔導等方式，正是中國每年GDP兩位數成長的背後因素。中國是個大型的發展型國家，並且不符合政治經濟學裡「新制度論」先有民主、產權等制度，才有市場經濟的說法，應該是沒有疑義的；惟考察中國經濟的發展，所謂「發展型國家」裡應該出現的主宰市場的國有企業、或者是財閥，似乎並沒有出現。中國經濟成長的啟動者，其實是從包產到戶開始的小農民和小商人，而接續的衝勁最強者，其實是像溫州模式裡那種私營企業。根據調查，佔百分之三十的私營企業，其實佔了產值的百分之七十。


這本書不錯 值得一看

    讀《資本論》需要一點時間，慢慢的看，停下來想一想，才能夠讀出字裡行間諸如「資本在流通中產生，又不能在流通中產生」這樣複雜的句子。喜不喜歡馬克思是一回事，但真的花時間讀他寫的東西，才會感覺他犀利而惡毒的生花妙筆，比如「那些鹿就像倫敦市議員一樣肥」，或者「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來就像一座小山，庸俗政治經濟學家的膚淺由是可見」。


沒想到我也可以把資本論讀完 真是太神奇了

如同大多數的社會運動，台灣環境運動的興起也是八零年代以降的事情，隨著1987年解嚴，才風起雲湧了起來。這二十年間，針對單一運動的研究相當多，但對於環運進行整體社會史考察的專著卻很少見。於是，單一各案的成功或者失敗原因，以及與各種古典或現代社會運動理論的連結論述的「點」相當豐富；但對於台灣環運的全球定位、本土脈絡以及處在政治過程中的位置的「面」卻沒有什麼發展。也因此，長年關注台灣環境運動的何明修新著《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就宣稱要補足這個缺口。

看完Elliot Mishler、Don Polkinghorne和Amia Lieblich三人對敘事研究未來的對話錄後，折騰我一學期的敘事研究專題算是告個段落。Human Science在哲學層次上從來不是我的強項，微觀領域的各種符號互動論和語意學更是我避之唯恐不及者，沒想到我就這樣瞎打誤撞的和這領域硬碰硬了半年。

吳介民的文章「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想問的問題是，台灣民間力量蓬勃發展之際，為什麼一直沒有出現可以進行公眾討論的公共領域？吳介民認為，真正的問題並不是沒有這樣的公共領域，而是七十年代以來公共領域中的討論，因為台灣威權統治歷史的特殊性而必須以隱蔽文本的形式出現。而到了民主化後，這些過去在藏在隱蔽文本後面的真相（尤其是國族認同問題）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就像水痘一樣，遮蔽了公共討論的可能性。因此「謾罵」其實是過往隱蔽文本的攤牌，吳介民將這種攤牌視為社會能夠進行公共討論的第一步，他說這是個台灣人必須集體通過的險灘。

這本書很難買 大概是因為印太少本

謝淑麗（Susan Shirk）曾經擔任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是有名的中國政策紅隊（Red team），向來把台灣當作trouble maker。她對兩岸的主張比較傾向讓兩岸自行和平解決，對中國的強權角色持保留但樂觀的態度。這本《脆弱的強權》書摘出來的時候，我以為是很精采的書，想她跨越官學的經驗應該會有很出色的評論，立刻跑去買；結果看了大失所望，只是把一些我已經知道的論點淺顯地再講一遍。



挺無聊的書 對美國中國政策已有基本理解者者可跳過不讀
脆弱的強權

在國會工作的經驗經常讓我感到沮喪，每當遇到很「盧」的選民時，和李丁讚與吳介民問的問題一樣，我總是很困惑於為什麼台灣已經民主化這麼多年，卻沒有一個比較講道理的公共討論空間？當你很認真的解釋法令給刁民聽，告訴他這樣的要求於法無據，刁民就會轉移焦點和你花一些他多可憐多可憐請官方法外開恩這類的話。用「我在研究看看」作理由掛掉電話之後，通常我會暗暗加罵幾句髒話，但一瞬間又有點疑惑，到底自己是太自命清高，還是刁民實在應該好好檢討？

Habermas為公共領域白了頭 但他想必不喜歡海帶湯

田野的進入障礙如何克服？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研究者。每一個田野研究者都會面臨一樣的問題，也各自有各自的處置方式。Goffman就指出，研究者面臨的兩個關卡，其一是進入田野，其二是在田野裡有所發現收穫。如果你連田野都進不去，也不用奢談要發現什麼。Goffman認為要進入田野的第一個認識，就是懂得「說」，一般認識裡的田野研究者應該要學習「聆聽」，Goffman反其道而行，認為研究者本身的故事敘說，可以讓田野中的人們更了解你的研究目的。如果田野中的人們對研究者的故事感到不知所云，研究者所獲悉的研究資料便不會堪用。

Erving Goffman據說是社會學大師 但是我今年才剛認識他

1997年我考完大學在等放榜，第一志願是成大歷史系。彼時台灣史還不是顯學，我為了彰顯自己愛台灣的決心，去逛書店時買了一本書名很有愛台灣感覺的書，伊能嘉矩的《台灣踏查日記》。買回家後看了十幾頁，基本上看不太懂，遂放棄。書在書架上一放就十幾年過去，也沒有去把它翻開，去年搬家，乾脆就把這本始終沒看的書收進紙箱，從此不見天日。


伊能嘉矩 複雜難解的殖民地人類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