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看完Elliot Mishler、Don Polkinghorne和Amia Lieblich三人對敘事研究未來的對話錄後，折騰我一學期的敘事研究專題算是告個段落。Human Science在哲學層次上從來不是我的強項，微觀領域的各種符號互動論和語意學更是我避之唯恐不及者，沒想到我就這樣瞎打誤撞的和這領域硬碰硬了半年。

吳介民的文章「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想問的問題是，台灣民間力量蓬勃發展之際，為什麼一直沒有出現可以進行公眾討論的公共領域？吳介民認為，真正的問題並不是沒有這樣的公共領域，而是七十年代以來公共領域中的討論，因為台灣威權統治歷史的特殊性而必須以隱蔽文本的形式出現。而到了民主化後，這些過去在藏在隱蔽文本後面的真相（尤其是國族認同問題）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就像水痘一樣，遮蔽了公共討論的可能性。因此「謾罵」其實是過往隱蔽文本的攤牌，吳介民將這種攤牌視為社會能夠進行公共討論的第一步，他說這是個台灣人必須集體通過的險灘。

這本書很難買 大概是因為印太少本

謝淑麗（Susan Shirk）曾經擔任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是有名的中國政策紅隊（Red team），向來把台灣當作trouble maker。她對兩岸的主張比較傾向讓兩岸自行和平解決，對中國的強權角色持保留但樂觀的態度。這本《脆弱的強權》書摘出來的時候，我以為是很精采的書，想她跨越官學的經驗應該會有很出色的評論，立刻跑去買；結果看了大失所望，只是把一些我已經知道的論點淺顯地再講一遍。



挺無聊的書 對美國中國政策已有基本理解者者可跳過不讀
脆弱的強權

在國會工作的經驗經常讓我感到沮喪，每當遇到很「盧」的選民時，和李丁讚與吳介民問的問題一樣，我總是很困惑於為什麼台灣已經民主化這麼多年，卻沒有一個比較講道理的公共討論空間？當你很認真的解釋法令給刁民聽，告訴他這樣的要求於法無據，刁民就會轉移焦點和你花一些他多可憐多可憐請官方法外開恩這類的話。用「我在研究看看」作理由掛掉電話之後，通常我會暗暗加罵幾句髒話，但一瞬間又有點疑惑，到底自己是太自命清高，還是刁民實在應該好好檢討？

Habermas為公共領域白了頭 但他想必不喜歡海帶湯

田野的進入障礙如何克服？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研究者。每一個田野研究者都會面臨一樣的問題，也各自有各自的處置方式。Goffman就指出，研究者面臨的兩個關卡，其一是進入田野，其二是在田野裡有所發現收穫。如果你連田野都進不去，也不用奢談要發現什麼。Goffman認為要進入田野的第一個認識，就是懂得「說」，一般認識裡的田野研究者應該要學習「聆聽」，Goffman反其道而行，認為研究者本身的故事敘說，可以讓田野中的人們更了解你的研究目的。如果田野中的人們對研究者的故事感到不知所云，研究者所獲悉的研究資料便不會堪用。

Erving Goffman據說是社會學大師 但是我今年才剛認識他

1997年我考完大學在等放榜，第一志願是成大歷史系。彼時台灣史還不是顯學，我為了彰顯自己愛台灣的決心，去逛書店時買了一本書名很有愛台灣感覺的書，伊能嘉矩的《台灣踏查日記》。買回家後看了十幾頁，基本上看不太懂，遂放棄。書在書架上一放就十幾年過去，也沒有去把它翻開，去年搬家，乾脆就把這本始終沒看的書收進紙箱，從此不見天日。


伊能嘉矩 複雜難解的殖民地人類學家

    以前讀紀慧文的《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時，曾經思考過研究倫理的問題。後來因為寫論文而進入田野，也面臨過許多我自己的田野倫理問題；既然論文寫完了，原則上來講，那些問題應也一一被克服了。但上星期讀到學妹引用南洋姐妹會網站「給研究者的一封信」時，又再次想起紀慧文的論文和她接著帶來的倫理風暴。


紀慧文這本書爭議很多 但應該要反省的是倫理 而不是那些話題

族群議題對我來講是「致命的吸引力」，大概大三開始，我就一股熱情投入國族主義的研究，申請計畫、考研究所，乃至後來寫的論文，轉來轉去，都在族群、認同和國族主義之間遊蕩。我一直覺得族群確實是台灣最嚴重也短期內無法尋得解決之道的一個問題，甚至我認為台灣的階級衝突是沿著族群的裂痕來劃定的（我比較傾向認為階級的關鍵點不是經濟的問題，而是high culture& life style和其他文化間的競逐）。

Benedict Anderson 民族主義分析如此迷人而又具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