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民主化是怎麼開始的？是什麼樣的動力，才導致了威權政體意欲朝向民主化轉型？這算是社會科學界歷久不衰的提問，也有許多各種各樣的解釋，意圖回答這個問題。甚至會出現在同一個地方，不同的途徑顯示了完全不同的民主化動力解釋，台灣，正是這樣奇妙的案例之一。本文將分別從比較政治的途徑、現代化學派的途徑以及馬克思學派的途徑去處理有關台灣民主化動力的辯論，文末也將評論三種途徑的互補以及理論與現實的不足之處。 

Civil Society意指一種相對於國家、市場或者家庭的自願性社會組織，其享有共同的利益、價值，並且能夠在意願性結社的前提下捍衛這些利益與價值，防止社會遭到國家或者市場的侵蝕。近來流行翻譯為「公民社會」，以強調civil society的公共性（public）與審議（deliberative）特質，但如果就其概念史的發展而言，將civil society翻譯成民間社會或者市民社會，毋寧更為恰當。

在《最後的知識份子》一書的評論中，我曾經提過書寫對象應該是「有智識的大眾」這件事情，並且舉出了晏山農作為代表。剛好他最近有推出作品《島嶼浮光》，便在這裡江湖賣藥一番，淺為評論，請大家笑納。

年輕的藝術家中，鍾舜文是我相當注意的一位。不只是因為她是鍾理和的孫女、鍾鐵民的女兒，當然也不只是因為她和我東海同屆，而是因為她的作品很特殊，乍看很有粗獷的鄉土味，細看卻有膠彩特有的細膩。事實上，舜文在「斗笠、洋巾、花布衫」系列中的那些高雄阿伯們，也是我在工作上經常接觸的一群人（雖然不是同個人，但基本上是同群人），他們有點土氣，和律法而理性的世界有點遙遠，但在鄉土的生活中，這些阿伯阿嬸是自有邏輯的一群人。

鍾舜文的作品"那年 菸田裡"

韋伯（Max Weber）這篇不朽的演講，我已經讀過第三或者第四次了，但他寫的實在精采，值得一讀再讀，並且時時可供自我督促與反省。韋伯在演講的結尾提到了未來十年的反思，提醒自由派學生面對政治的失望時，一個「政治志業家」不能陷入常人會有的恨怨、庸俗、麻木或者遁世態度，而應該要有「即使如此，沒關係」（dennoch）的賈勇自持態度。每每讀到這一段，我就會想到，十年後的我，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葛蘭西在政治實務上顯然是個失敗者，他一生都在和法西斯奮戰，但最後卻難逃墨索里尼的牢獄之災。而即便他與義大利共產黨密不可分，但他的著作再死後還是零零散散，得不到重視。要不是19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意外帶來有關於葛蘭西的討論，他可能在政治與學術領域上都成為失敗者。好在有民權運動，人們才會記得這位首度把國家等上層結構當作一回事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對國家的討論和他最喜歡講的階級一樣，都不多，大多數是集中在《資本論III》以及《共產黨宣言》兩本書上，而且兩者講的不太一樣。這導致了兩個後果，第一個是後面的人可以站在他（在國家議題上）不高的肩膀上面繼續長高，第二個是因為他所言不多，所以凡他肩上的人都可以自由發揮，進而長岀了「工具論」、「結構論」和「仲裁者論」三種基本型態，言之成理並且各自生輝。                                

這幾天立法院吵鬧著美國牛肉開放進口問題，國會議員和媒體譴責國家沒有扮演好守門人的角色，在牛肉談判上「喪權辱國」，衝擊人民的健康。仔細想想，正如同Danniel B’eland在Insecurity, Citizenship, and Globalization: The Multiple Faces of State Protection一文中，以「國家庇護」（state protection）作為主題，探討19世紀以來的「國家庇護」問題怎麼從私有財產的保障來到社會公義的維護，進而面對全球化的新挑戰。在台美牛肉進口風波中，「國家庇護」的議題確實面臨了多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