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話是這樣說，事隔十餘年，儘管謝雪紅的《我的半生記》和楊克煌《我的回憶》相繼出版，但提到謝雪紅，人人還是都說該讀陳芳明的這本評傳。儘管受到的攻擊炮火仍然猛烈，但那些攻擊陳芳明的人，似乎也沒有對謝雪紅傳奇性的醫生提出過什麼比陳芳明更具有說服力的說法，只能在枝微末節或者政治立場上類似叫囂的向《謝雪紅評傳》叫嚷。固然，陳芳明這本著作不能說非常嚴謹，某些部分的確充滿他個人的立場，或者讀者會感受到他其實是在建構心目中的理想台灣人形象；但不能夠否認的是陳芳明筆鋒的銳利、以及充滿說服力的熱切感情，其間急切的辯解，讀來竟好似謝雪紅其實是他的情人。

        陳芳明筆下的謝雪紅，可以用「三個時代，一個謝雪紅」來形容，她有不變的立場、堅持的理念、不屈的意志，從童養媳搖身一變為台共的領導者。他的一生充滿奮戰的精神，組黨和日本殖民政府戰鬥、組織民兵和國民黨戰鬥、晚年面對共產黨的無情鬥爭，他仍然不屈不撓，直到被掛上「永不低頭的謝雪紅終於低頭了」的牌子。但從答辯詞來看，她心裡想必仍是不肯服氣的。從陳芳明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到他的絃外之音，他希望台灣人是能夠獨立自主、永不屈服、奮戰到底的。也因此在他筆下挑戰了三重主流思想的這位邊緣女子，能夠成為台灣人精神的代表。

這種顯而易見的感情，無論在當前或者彼時，無疑在中國和台灣都容易招惹謾罵。但正如陳芳明曾經批判過中華沙文主義者的一句話，「有這種左派，誰還需要馬克思」。對於政治性的批評，正因為其只是意識形態兩端的攻訐，沒什麼值得特別討論之處，因此可以存而不論。正如陳芳明批判周青「（謝雪紅）從來都沒有說過她不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領土，也沒有說過台灣人民是從中華民族抽離出來的單獨民族」攻擊時的回應，他說，當謝雪紅被指為「狹隘的地方主義者」時，怎麼都沒有人要幫他辯護？然而隨著書的再版，卻沒有看見陳芳明對於「有說服力但不嚴謹」的批評有所修正，也許也是因為如此，所以這本書的「感人」，不免要面臨時代巨輪的挑戰。

        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中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性別的問題。陳芳明確實意識到謝雪紅作為一個女性，面對男性沙文主義時的困難與挑戰；然而他卻沒有進一步點岀面對比如蘇新這樣的知識份子對於她女性、不識字的不屑，是否有影響到她在台共中的領導地位？在幾次鬥爭中，謝雪紅身為女性，是否是因此而不是因為政見問題而遭到領導權的挑戰？這個問題處理起來相當困難，畢竟謝雪紅早已往生，而後世研究者們對於台共之間的恩怨糾葛又多各持一家之言，陳芳明身為男性，能夠意識到這個問題已經難能可貴。當然，身為男性，陳芳明還是偶而會沒注意到性別的困境，例如他不斷強調謝雪紅的「愛情專一」，就有點令人啼笑皆非。對當代人來說，交過三五個男女朋友和愛情專一與否恐怕無甚關係，謝雪紅的感情世界大概只能說在彼時比較前衛，大概不需要特別去強調其專一與否，不然難免會遭逢複製了男性沙文主義「節孝坊」史觀的譏評。

《謝雪紅評傳》的第二個問題，是有關謝雪紅到底對於台灣前途抱著什麼樣看法的解釋。依照陳芳明的說法，謝雪紅一路都是惦念著台灣民族這個弱小民族的獨立自主而戰，這導致這本著作後來在政治上面對許多理性或不理性的攻訐。事實上有關謝雪紅對於台灣前途的看法，應該由兩種角度觀之。其一，謝雪紅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她的意識形態立場，導致了她恪遵了第三國際支持弱小民族獨立的指示。事實上，早期中共對於「台灣民族」的看法和第三國際也是一致的，也因此對於台灣獨立的立場，並沒辦法從謝雪紅留下的隻字片語中找到什麼線索。但當然不需要因此而質疑謝雪紅不是獨派，因為她所關心的與其說是獨立與否，不如說是弱小民族和農工大眾怎麼在夾縫中掙扎求生。其二，陳芳明太篤信「三個時代，一個謝雪紅」的立場，忽略了每一個政治人物在面對不同情境挑戰時，都可能會改變立場並試著自圓其說。謝雪紅是一個翻滾時政圈的政客，而不是哲學家，因此她的立場並不是不可能改變，這足供解釋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協會議上表態要統一台灣這件事，不見得有什麼隱蔽文本。

對陳芳明提出的第三個挑戰，是有關視野的問題。陳著從台灣本體岀發，寫來感情澎湃；不過謝雪紅所處的時代，革命浪潮席捲全球，許多台共的決定，是因為第三國際或者日共、或者中共的指示而來。事實上，台共之間的許多鬥爭，是因為第三國際的指示而來，這和中共的早期鬥爭型態如岀一轍。當瞿秋白、李立三乃至王明的路線越發激進的同時，也正是謝雪紅的結盟路線在台共的領導地位遭到「松山會議」中「上大派」挑戰的時刻。當台共決定全面戰鬥，事實上與中共和第三國際的指示有明確的關聯，這樣的連結在陳芳明的著作中描繪確實較少，有點可惜。當人們討論本土的時候，偶爾會太執著於本土，而忘了描述同時的國際情勢。如果連結觀之，《謝雪紅評傳》中許多令陳芳明訝異的發現，都會變得比較不那麼特別，這或許和陳芳明並非研究中共黨史或第三國際史的背景有關。

        雖然對陳芳明提出了三個問題，但竊以為對《謝雪紅評傳》不足以構成什麼挑戰，畢竟瑕不掩瑜，這三個問題不能否定陳芳明這本著作在謝雪紅研究上的權地位。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中回應了幾個台共研究的問題，都有相當的說服力與權威性，比如他指出了1945年之後由蔡孝乾領導的台共地下黨，和1921年的台共有很大的不同，足以打破有關國民黨長期認為台共是中共地下黨的詮釋。又比如他試著回答謝雪紅在二二八的台中起事失敗後，為什麼選擇逃往香港與中國，而不是美日？還有陳芳明詳細的描述了在香港的謝雪紅與廖文毅左右兩股可能發展為台獨力量，為什麼沒辦法結盟反抗蔣政權。這些都是當代台灣史上必須面對的幾個大哉問，陳芳明處理的相當妥當周延，非常可貴。

《謝雪紅評傳》中有許多陳芳明個人的感情投入，但既名為評傳，其實不需要太苛責作者在其中的角色。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寫《馬克思傳》的時候，也放了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和意識形態在其中。但這本書到現在都還被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推崇倍至。讀陳芳明筆下的謝雪紅，不知道當年意氣風發想要寫謝雪紅的他，是不是也抱著向柏林一樣的想法？這幾年政治開放程度逐漸提高，謝雪紅的政敵蘇新、簡吉等人的傳記逐一出土，不知道陳芳明是不是有雄心如他在新版序言所說，繼續在蔡孝乾、簡吉等這些台共風騷人物的傳記中摸索歷史，告訴島嶼上的人們，應該要學習面向歷史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