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這個統治模式在1925年左右發生了問題，此前，日本人引進成本較高的蓬萊米想取代再來米，試圖使台灣成為「日本工業、台灣農業」的市場關係，也使得原先種植維生米（再來米）的農民因為獲利問題而改種植蓬萊米，進而被納入市場機制。然而因為日本發生米騷動，而使廉價的台灣米攻進日本市場，也帶動了再來米價的上升以及連動的蔗價上漲，當日資糖廠必須採取擴大蔗作土地或者提高單位蔗作生產力的選擇時，自然會壓縮了日本糖業資本的獲利空間。

米價高，家庭式農場自然會想要轉作稻米，這使得日資必須提高蔗的收購價格。日資找上了總督府，要求總督府平抑米價。但總督府卻發現相較於精心營造的糖業市場可以受到政府控制，米市場是相對競爭的。米的蠅頭小利使得日商無意介入生產過程，而總督府對於本地資本工業投資的重重限制，致使本地資本幾乎全部都留在米種植的生產過程中。小資本自營的土壟間不但掌握了加工過程，也同時扮演地方信貸放款者的角色，本土社會在米生產過程中自成完全競爭市場，並且在出口上和因為進出口而獲利的的日本米商結盟，提供了日本較便宜的米，自成一組壓力團體，殖民者除非採取暴力，根本無法穿透。

1939年，日本總督府終於因為戰爭之故排除了本土社會和日本米商的壓力，完成了「米專賣」。但在整個30年代，台灣農民確實因為殖民者的統治疏漏，而過了一段好日子。柯志明點出了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並指出了無論是川野重任或是西方理論對於台灣殖民地數平衡發展的「異例」作出了有力的反駁；並且修正和川野立場相左的矢內原忠雄過於偏執在古典馬克思主義學派帝國主義理論、或者前輩學者涂照彥過於執著在民族鬥爭的政治解釋之不足。

對於柯的結構，我並沒有什麼可以質疑之處，他的寫作路術和《番頭家》甚為相似，對於前輩理論家的看法提出了有力的補充或批駁，這絕對是我看過最縝密的歷史分析著作之一（這次應該不會被說書讀太少吧）。不過柯的細節部分，我以下提出一些想法，就教於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