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無疑是近幾年來對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影響最重大的一本書，無論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支持者或反對者，都以《想像的共同體》作為戰略性的文本，試圖搶佔Anderson提出的現象在台灣實境的詮釋權。但這樣的論辯到底是不是具有意義的論辯，多年來我一直相當存疑。今日再讀《想像的共同體》，又是譯者親自導讀，機不可失，聊作書摘，並試著提出一些分享和反省。

Anderson指出，民族主義的出現是因為當代哲學的貧困和宗教衰頹所導致的現象，他將民族主義稱作「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他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要注意Anderson的「想像」並非「捏造」，想像必須來自某些可見得的根據。也因此，與他欲批判的對手Gellner並沒有很大的不同，兩位民族主義大師都將民族主義視為當代社會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有關於這部分，Anderson似乎對Gellner有點誤解，其實Gellner並不認為民族乃捏造與虛假，在《國族與國族主義》中，他雖然對nationalism主張稍有埋怨，但仍是將其當作社會事實看待。

        Anderson認為Gellner的現代化歐洲民族主義，是第二波民族主義浪潮。他特別強調語言在其中扮演的重要性，方言的興起、民族主義音樂和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共同體的想像受到歐洲的閱讀階級的歡迎，又因有西屬美洲的前例可循，導致了民族主義的興盛。但Anderson卻沒有解釋為何歐洲閱讀階級會對民族主義有需求的問題，或許是因為他認為這問題對於已發生的社會事實不重要吧。

而同樣發生在歐洲的第三波的民族主義浪潮，Anderson稱之為「官方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他強調了王朝統治者面臨正當性危機的挑戰，也會選擇以推展方言文化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羅曼諾夫王室發現自己是俄羅斯人，漢諾威王室發現他們是英國人，霍亨索倫王室發現他們是德國人……他們的表親也變成羅馬尼亞人、希臘人等等」。貴族們因為遭到挑戰，而選擇棄絕了以往水平的通婚模式，重新尋找垂直的民族認同來穩固自身的政權。除此，Anderson也把同時期的帝國殖民地擴張行動列入討論，並指出帝國的官方民族主義其實掩蓋了民族和王朝之間的矛盾，並進而透過殖民行動彰顯的榮耀來遮掩一個世界性的矛盾，使朝鮮變成日本的、使馬札爾變成奧匈帝國的。

Anderson的最後一波民族主義，則是針對帝國殖民下「官方民族主義」的反作用力。他指出，帝國的瓦解導致新政權的崛起，而每一個階段的民族主義，也都因為有早先的前例可循（例如非洲被殖民者的pilgrimage被限制在殖民地附近的幾個區域，而引起的反省），而各自有論述和發聲的方式。但Anderson特別指出了殖民地獨立之後的制度與疆界，幾乎都承襲自殖民者所留下的邊界而來。民族主義者透過浮現的「我們的語言」（在第一波民族主義中一點也不重要的因素）去凝聚了殖民地的人民，創造了「大印度尼西亞」這類在殖民之前其實不存在的民族主義概念，來對抗即將敗退的帝國。

透過最易辨認的語言（而非血緣）作為民族主義的媒介，被殖民者的政權也在複製民族主義，創造屬於新國家的愛國主義。對老殖民者而言，殖民地民族主義的挑戰，很容易激發種族主義的反應。事實上，殖民者面對被殖民者，毋寧是一種階級的優越要勝於原本不存在的民族差異。因此當被統治者崛起，殖民者就會採取種族主義的鄙視態度來面對。這和台灣這幾天發生的郭冠英問題其實有一些相近性，都是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感嘆的粗口版。

回到初始談到民族主義是因為當代哲學貧困的問題，Anderson一開始提出了為什麼中國、蘇聯和越南三個社會主義國家會兵戎相向？在這裡找到了答案。當革命家取得了政權，「國家就像主人逃走以後的任何大型宅底的電力系統一樣，等待著新主人的首重新啟動開關，讓它再度回復與昔日無異的明亮。」Anderson指出了這是權力的問題，而不是對主義的忠誠問題，透過大宅院電力系統的諷刺，Anderson戲謔的指出那些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中國、南斯拉夫和柬普寨帝王，通通都變成該民族的一部分，也因此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結合，竟然也如此荒謬又自然的呈現給世界。Anderson對這個社會事實提出了他的呼籲，他指出這是一個歷史問題，「除非我們拋棄像『馬克思主義者就不會是民族主義者』或者『民族主義是現代歷史發展的病態』這樣虛構的論點，並竭盡全力的，一步一步的學習真實與想像的過往經驗，我們是不可能對限制或防止這類戰爭作出任何貢獻的」。

在二版的《想像共同體》中，Anderson特別點出了人口調查、地圖和博物館在民族主義想像中的重要性。人口調查涉及了分類歸屬的問題、地圖則呈現了清楚的疆界，至於博物館和相關的考古學興起，則如同現代民族主義的外套，讓他顯得更自然一點。Anderson的人口調查講的是殖民者如何透過人口調查去歸類屬民的過程，這使我想到王甫昌在「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由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這篇論文中，提到了分類的意義和建構性，和台灣戰後的兩大民族主義發展有相當大的關聯。

王甫昌用「天大的秘密」來描述台灣族群的建構過程如何隱藏在平凡無奇的戶政資料裡，並點出了分類的任意性和建構性又是如何影響到當代的族群論述。王甫昌對這個主題的詳細描寫，相當程度補足了Anderson書本在台灣帶來的知識架構啟發下的有血肉的歷史反省。事實上，相較於對還活著的Anderson任意詮釋的辯論，王甫昌的苦工，才應該被列為台灣民族主義研究上重要的耕耘。Anderson強調的歷史性，其實應該被後進研究者認真對待；而那些空洞的爭辯，恐怕禁不起時間的考驗，自然會露出其後各擁其主的民族主義馬腳。

讀畢Anderson，掩卷自省的同時，則想到另一個問題。一位持建構論態度的民族主義的研究者，又如何看待自身所面對、或者支持的民族主義「社會事實」？究竟在敏感而脆弱的台灣，有著民族主義理想的民族主義研究者，該如何看待自己？這是大哉問，或許會和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難題那樣，糾纏我一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