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Gellner界定國族主義的定義為「一種政治原則，主張政治與國族的組成單元，兩者必須一致」，並且認為國族主義先於國族而生，再回過頭以建構論的角度將之逐步拆解。他以人類學的視野探討國族主義的起源，認為在西歐社會中特殊的現代化經驗促成了國族主義的誕生。現代化、工業化帶來了有別於農業社會僵固階級結構的全新的社會，這個社會並非如馬克思所言的不流動，反而相較於農業社會的僵化顯得充滿階級流動的可能性。Gellner指出，工業化所拉平的階級結構帶來了民眾對於一體的渴望，而國家透過教育的壟斷，逐步將本由少數國族主義者追求的「高級文化」透過統一的文字、語言和教育等方式，透過記者、教師等中層知識份子將共同體的精神傳遞至大眾，進而成為一個「國家」（nation）。因此國族的重點不只是意志與文化的共同體，還必須特別注意現代化所造成的結構因素。

結構促成國族現象的誕生，是Gellner對國族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事實的關鍵論述。對他而言，建構國族主義的現象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他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權力的有無、教育的有無和文化的異同作為三個變項，來指出有利或不利國族主義的各種社會情勢的類型學，點出了有利於國族主義發展的三個情況大抵是三者全異的哈布斯堡時期國族主義、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皆受良好教育但其他兩變項有明顯差異的的古典自由主義式西方國族主義，以及統治者較被統治者明顯缺乏良好教育的離散的國族主義（diaspora nationalism）三大適合國族主義環境種類，藉以強調結構對於社會事實的關鍵影響。Gellner也特別強調，國族主義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其實有很多同樣語言、同樣文化的國族主義主張，事實上都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國族。有些同樣語言的族群甚至從來也沒有打算成為一個國族，這使得國族主義的one nation one state定義在實踐上注定漏洞百出。

Gellner的論述中強調的是社會事實所源來的結構面和普遍性，問題是當他的模型必須被帶入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國族主義處竟時，竟讓人有漏洞百出的感覺。例如環境轉變可能導致結構變遷這件事，在Gellner的類型學中顯然被忽略了。以台灣為例，1950到1970年代，同時存在著哈布斯堡時期的國族主義的環境（台籍）和離散的國族主義（外省籍）兩種環境，而1970年代之後又因為「回歸現實世代」成長之故，而有了誕生古典自由主義是西方國族主義的溫床。Gellner的類型學顯然對於歷史的進展和同時存在的差異國族主義誕生環境無法解釋。當然，這其實是結構功能論天生的限制。

除此之外，Gellner的另一個問題，當他指出社會事實是因為結構而生的同時，並沒有指出其結構如何催生出社會事實。當國族主義者誕生之後，似乎如此自然而然的向知識份子和大眾推展起高級文化，但Gellner卻沒有告訴大家那些國族主義者為什麼會冒出來？國家又為什麼會想要（或被迫）推展國族主義？對結構功能論來說，探討自然而然的事情誠屬沒必要，但如果沒有去檢視歷史發展中如何產生這些需求，立即會出現前述台灣那種結構模型完全無法滿足的窘境。事實上，這也是後來社會科學對結構功能論總檢討的罪名之一。

和Kedoure視為虛假的意識形態不同，Gellner將國族主義現象視為工業化下一種建構的社會事實，是現代社會的特殊產物。自然，由於工業革命始於歐洲，這樣的分析角度自然也很歐洲中心主義。和Gellner同時出版國族主義重要著作的Anderson用更多的歷史經驗否定了Gellner認為國族主義的歐洲中心主義看法，認為Gellner述說的工業化後國族主義現象固然重要，但其實已經是第二波的國族主義浪潮的產物。但Anderson並沒有否定Gellner分析的建構論和社會事實角度。國族主義建構論者本身的分歧，事實上並不比和原生說辯論來的不精采，這也就是在這樣一個已經well-learned的研究領域中，如何繼續尋找異同和精采辯論議題的一個h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