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韋伯（Max Weber,1864-1920）是現代國家分析的頂尖人物，他以理性化、除魅等概念總結啟蒙以來人類思想與實踐的軸線，分析現代國家的內部統治機制，並且以身為德意志的一員而驕傲。相較於韋伯，屬於他學生輩的日爾曼子弟博蘭霓（Karl Polanyi,1886-1964）所關注的國家，就不在是內部治理的機制，而在於國家如何以有效的統治機制不斷的推動市場機制，完成「一國的市場」以及世界的市場機制的過程，並且關懷市場如何影響著每一個個人的生活型態。再更晚近的傅柯（Michel Foucault,1924-1986）對於國家的關懷，則集中在其權力的行使如何對於個人生活發生影響，如何使權力自我再生產，完成對於社會生活的規訓。

三位思想家處於互有重疊的三個不同世代，各自經歷了獨特與重疊的一段歐洲歷史發展。他們眼中的現代國家，自然各有特色與差距。以下將就韋伯、博蘭霓與傅柯三位思想家對於什麼是現代國家的描繪，如何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所引發的終極關懷，以及這樣的思考對當代台灣的啟發與靈感進行寫作。試圖以時間和空間之間的轉換移置，以最素樸的、原初性的思考理路，整理出一組有關於「國家」的社會學書寫演進過程，並帶入對於我的社會學書寫啟發。

        韋伯、博蘭霓和傅科三位思想家屬於三個重疊但相異的世代，在這重疊的百餘年間，人類經歷了帝國主義、全面戰爭和冷戰的過程，現代國家在這樣的歷史變遷中也同時經歷了韋伯的「理性化」與博蘭霓的市場建構過程。韋伯和博蘭霓一個討論國家的內部統理機制，一個則藉著市場的建構，討論國家如何擴展與落實其統治權力於市場機制的過程。或許是因為市場並非韋伯關心的重點，因此韋伯對於國家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權力分配的模式與治理；但如果市場經濟如博蘭霓所看見的始於十八世紀，為什麼韋伯會如此將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得利視為如此理所當然，不加批判，實在很奇怪。

韋伯對於市場經濟的解答在國家研究上看不到，反而在對宗教的討論中可以尋獲。對於市場經濟的解釋，韋伯訴諸於文化解釋之說，以新教倫理加以詮釋。博蘭霓顯然不認為文化具有足夠的解釋力，才會回過頭考察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進而尋找自律性市場在其中是否有留下過蛛絲馬跡。很顯然的，博蘭霓否定了韋伯那種輕輕帶過的文化解釋論，並進而批判了自律性市場的概念乃純粹來自建構。博蘭霓對於市場建構的看法，讓我想起民族主義建構論者對於民族主義的見解。當原初論認為民族乃來自於血緣文化的同時，建構論者回頭杷梳文獻，進而指出了所謂傳統、文化的發明與建構性，進而指出了現代民族國家乃因於人類當代的創造。事實上，依照博蘭尼的講法，如果市場是因為國家而創造，那麼當民族國家本身都屬建構，「全國性」市場又怎麼可能會先於國家而有之？韋伯沒有將市場的討論放在國家的脈絡下談，的確有點奇怪。

但反過來講，博蘭霓討論市場是被國家所建構，大談建構的過程，卻不討論如何透過理性化的國家官僚機構去規劃建制，其實也是很奇怪的事情。當然博蘭霓因為時間點晚於韋伯，可以宣稱韋伯已經對理性化國家做了很充分的分析，因此他直接繼承韋伯的學說去談市場建構也非不可。但博蘭霓討論史賓翰連法和濟貧法的設置，都沒有提到決策過程中的官僚角色和理性色彩，也使得研究美中不足。歷史考察當然經常忽略決策過程，但市場無論自然或人為，本身其實都是理性化的產物，談論理性化卻跳過韋伯的科層官僚，就像談論水如何變成蒸氣卻不談燒水的過程那樣，非常奇怪。

彼得杜拉克宣稱博蘭霓的過是代表著他那一代「追求好社會」人的終結，社會典範面臨著轉移。這也是我特別要提出傅科的原因，傅科是本文討論的三者之中最晚近者，他所經歷的是戰後充滿虛無主義色彩的時代，法國思想界存在主義當道，人人關心的都是「自我」的議題，絕少人關心社會的整體。不知是不是因為這種風氣影響，討論社會整體的傅科其實有點像卡謬《異鄉人》中的主角那樣，充滿了蠻不在乎的調調。他幾乎徹底推翻了韋伯理性化的觀察，顛覆了整個已經被定調的文明理性化過程，指出了所謂刑法史的進化，只不過是為了讓權力的意志更加貫徹且能夠自我再生產罷了。

當然可以將傅科視為異端，但傅科所言並不無道理，提供了對韋伯國家論精闢分析的另類見解。那麼，傅科會怎麼樣看待博藍霓的市場建構說？是否傅科會認為博蘭霓對韋伯視而不見的地方，其實也正是博蘭霓說法的漏洞？一個國家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建構一國的市場，中間的過程是否有權力參差其中？自律性市場這個機制是否也是一種社會的規訓，藉著對於規則的自我再生產，迫使人們對於這個建構的贗品信以為真？而韋伯把市場機制歸因給文化解釋，是否也可能是一種規訓下的產物，才會讓這位大師對市場機制的後天建構信以為真？

在對現代國家的三代人討論中，博蘭霓與韋伯的關係較趨向於互補，兩人各自有其沒有注意到的點，一個討論國家內生的機制、一個討論國家外顯的政策。他們的思考都跟著啟蒙以來的歐洲思考理路，順著理性思維，為社會生活找問題、求出路。比較晚近的傅科像是叛逆的小孩，游擊戰似的從旁冒岀，全盤推翻啟蒙以來的人類思考模式和理性化說法，指出韋伯所謂的理性化只是表象，事物的表象總是被真實所矇蔽；而就算博蘭霓點岀了自律性市場是建構也沒什麼，重點在於應該指出建構這樣的機制背後真正的目的何在，權力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傅科之所以留名，在於他提出了一套和理性邏輯相反的說辭，而且人家沒辦法說他這樣有錯，即使相信理性說詞的人比較多；或者是讀者閱讀完傅科後嘖嘖稱是，最後還是寧可信服理性主義說辭者總是佔相對多數。但總歸傅科提出的另類說法，在針對現代國家的研究中是應該要被記上一筆的。

        當代台灣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大致可以歸納為統治型態、發展型國家、福利國家與國家轉型四個大方向。其中韋伯學派有關於國家官僚體制對政策的影響，對福利國家與發展型國家兩概念影響最深。事實上，有關東亞發展型國家的論述，本就相當關注於國家機器對於產業政策的決定與深刻影響，是如何與市場經濟產生競合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博蘭霓的《鉅變》其實對發展型國家和福利國家的概念著墨甚深，卻經常被研究者所忽略。事實上，博蘭霓所描述十九世紀的國家如何創造一個全國的自律性市場的概念，和發展型國家的研究取徑有許多相似之處。後進國家必須在遵守市場機制的邏輯中推展民族工業或者選擇有利的追趕途徑過程，其實也是一種市場創造的途徑。但很顯然的，台灣的研究者在此議題上持著韋伯學派立場關心官僚決策者，遠比注意到博蘭霓所謂自律性市場的人為鑿痕者更為多數。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對於福利國家的分析上，研究者持「國家中心論」的立場，關心福利議題在國家自主性中創建、敘說與折衝落實的過程，也隱含著對韋伯學說的立場。但博蘭霓在《鉅變》中未曾明說卻影響重大的對於新政的期待，以及對於人類想要創造一個全面去鑲嵌化的「市場社會」之批判，卻顯然在台灣的福利國家研究中缺席了。福利國家論隱含的對於市場機制的批評，在研究者探討政策論辯的敘說過程中必然有說明，但似乎未見持著博蘭霓理論立場對市場機制批判者。似乎可以說，博蘭霓在台灣的福利國家討論中是缺席的，對於市場的批判，相對於馬克思主義顯得溫和的福利國家主張者，並沒有抱著像博蘭霓針對類似史賓翰連法或者濟貧法所造成的進退和立場做岀分析。

而有關於統治型態與國家轉型的方面，台灣的國家與社會研究者多探討威權與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精英處在其中的角色。這樣的研究傳統並非來自韋伯，因此在社會學界極少看見以「理性化」角度看待國民黨威權體制下官僚專家統治以及統治正當性來源的討論，反而是西方政治學文獻中對於台灣民主化以及威權退化的看法，有許多持韋伯學派立場的探討。而針對所有威權體制國家，採取這樣的思考角度，其實在1970年代的美國政治學界相當流行。或許是因為台灣1970年代的政治空氣並不允許這樣的研究取徑，且台灣政治學界對於威權體制國家即便至今也相對同情，因此絕少採取韋伯理性化的立場對國民黨的統治進行分析。而解嚴之後，社會學界理論勃發，有比韋伯學派更細緻或者更具批判性的威權主義分析方式，因此韋伯學派在台灣社會學界針對統治型態與國家轉型的研究，反而顯得有點弱勢。

隨著自由風吹，九零年代之後，學術界也試著將傅科對理性化的批判帶入台灣國家研究的歷史範疇。對於日治時代的台灣，傅科無所不在的權力似乎在研究運用上揮灑自如，可以談空間凝視、也可以談現代化的悖反，並且嘗試和日治研究學界傳統的理性化敘說對談。但這樣的研究途徑除了放在歷史的顛覆與反思層次之外，是否有可能運用以針對1949年之後歷史遭到政治主導的理性化敘說進行批判？此外，對於日治史的傅科視角，除了批判主流的理性化論述之外，能否提出一個立場，試著在破解之外也能夠試著立言？

        大家之所以能夠留名，是因為他們的研究對於當時社會的分析有決定性的影響，並且能夠留下有用而具體的方法與途徑，給時空移置後的下一代人。閱讀經典之後不免想要思考其對於本土社會的影響，而粗略的將類似的途徑放在台灣學圈中隨意瀏覽，尋求相應與不對應、飽和與不足。像是對福利國家或者發展型國家的研究，博蘭霓竟被忽略，就令人有點驚訝；而政體轉型不是韋伯學派當道，雖有其時空的特殊背景，然卻空洞的令人驚訝。如果不是回頭閱讀經典，就直接進入本土社會研究的文本，有時的確不會特別注意這樣的漏失。此間才能夠感受經典移置後仍有的洞見。

我來自政治學界，對於理論與實踐的引用不本土化在這個學門屬於常態，雖經常感到不可思議，其實經過長年荼毒，也已經適應良好。社會學界相對於此，本土化的程度相當高，也比較能夠有效的運用西方理論與本土社會進行對話。對我而言，閱讀這些著作對於未來研究的靈感當然非一蹴可及，但若將之視為「支援意識」，其實反而是比較好的方式。在做台灣國家社會的學者，心中已有其思想立場，可以直接跳過經典的敘說就直接選擇理論對話，但其字裡行間的學術立場仍清晰可見，這也就是所謂「支援意識」在個人學術生涯中的妙用。在過去十年的政治學訓練中，我也已經有一部分的支援意識，堪當寫作時行諸於文的立場。再加以閱讀經典和消化，補充「營養」，其實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我對自己並沒有什麼成為大師的期待，但是透過閱讀經典，看到人家的研究方法、提問和解決方式，是如何貼近他所處的當代議題與關懷，其實我經常為自己所處的學圈感到汗顏。為什麼我們做的研究，沒有辦法貼近本土社會？為什麼學術不能夠和民眾有充分的溝通？為什麼我們提出的問題解決方式，會被實務界認為沒有用？那些大師們，有遭遇過我們所遭遇的問題嗎？他們如何試著要去彌補這個漏洞，才能夠使著作永垂不朽？閱讀百年前的著作，當然不需要期待他可以為你解決現實的問題；但應去思考，他如何解決他百年前面對的處境，而你我又如何面對當前。或許，這才是經典閱讀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