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閱讀陳翠蓮的《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遠流：2008），感觸特別強烈。我可能因為求知若渴，評判書的好壞經常不注意技術性的理論提問或者結構緊湊度，我比較在意內容和細節所帶給我的知識與啟發。恰巧我對於日本時代的台灣知識匱乏，因此閱讀陳著就經常讓我感到充實。陳翠蓮過去在二二八研究中有許多深刻有力的批判與貢獻，比如他對於二二八與台灣地方精英、中央派系的爭權奪利問題，就有很多尖銳的論點，讀來常令人掩卷長嘆。這次研究台灣認同政治的關鍵議題，斷裂或連續，顯並非超越之作，但卻是我認為相較於幾本前著（荊子馨、陳培豐、吳叡人和黃英哲）中最具親近性的作品。

陳翠蓮對於日本時代台灣認同的起源看法，和吳叡人是比較相近的，都主張蔡培火令人振奮的話語「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意味著日本時代台灣認同已經出現，經歷了國民黨時期的鎮壓與隱蔽，像種子一樣，終於在七八十年代之後發出了嫩芽。如陳翠蓮所言，台灣認同的其中當然有因為世代與政治環境之故，而夾雜了日本性和中國性，但這些都沒有辦法遮蔽台灣作為當時知識份子思考的「主體」這一命題的存在。簡而言之，陳翠蓮對於台灣認同的看法，採取的是「連續說」的途徑。

無疑的，因為史料掌握的豐富，陳翠蓮針對台灣認同的進退分合、和日本人之間的合縱連橫，確實有相當精采的呈現。但其中仍引發我一些細節上的疑問，例如陳認為台灣人試著要跳多日本人的觀點來尋找現代性，但他引用如陳逢源的新康德論等論說，也是透過日文翻譯所來。那麼，何以能證明陳逢源之政治看法不是因為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所帶來氣魄的「明治少年」精神傳承？又比如陳翠蓮談文協和農民組合之間的分合，採用了社會運動的資源動員論，但我卻認為她沒有掌握好該論的形式，反而因為屈就了理論而使得論述結構失焦，談了許多有關文協以政治動員手段挑起農民意識之後，又指出農民只是為了生計而戰，因此農組最後走向左翼，而又因為總督府的恩威並施導致農運數量減少。資源動員論反而變成豐富史料中的累贅，沒辦法處理文協的階級性和分裂後的趨勢，也沒能夠解釋一開始就只是為生計的農運和農組之間的分合關係何在，有點可惜。

而有關於認同政治議題裡，知識份子所留下的文字和平民百姓之間的距離可能導致研究者陷入精英思考的處境這樣的批判，我反倒是認為是不該苛責陳翠蓮的。畢竟國族主義本就是精英思考的產物，況且1920年代能夠留存至今的，也只剩下精英的文字書寫。這就是國族主義理論所謂的「高級文化」之建構，任何研究者都會反省這個史料的可參考性，該主題的所有研究者都會遇到一樣的問題，讀者不宜多所強求。至於有關「代際」如何劃分，也是個國族研究的共同困境，陳翠蓮沒有解釋的很清楚，但我自己也曾經在台灣國族族族的研究中碰到一樣的難題，老實講我可以很體諒這個難處。

惟閱讀歷史都是為了增長知識，陳著的後半段談了1945到1950年的台灣「殖民再現」的問題，給我很大的震撼。過去政治學對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如杭亭頓「排除的一黨制」批判，並沒有很深入的討論。陳翠蓮用史料點出了陳儀治台的幾個政策，彰顯了國府對於台灣人的不信任和打壓，以及基於「修正奴性」而對於國語政策的蠻橫推動，務必以根除台灣人「日本性」為施政方針的施為；相較於過去對陳儀治台著重於上述問題的「結果」提出具體數據說明（比如陳明通、吳乃德或者賴澤涵的研究），無疑更具有說服力與血肉。藉著「延平學院」的興頹歷史敘說，陳翠蓮給台灣當代史研究更豐富的視野，讀來相當精采。

最後提出兩點看法，忝為閱讀後的啟發。其一，由文協和農組的發展，可以感受到日本時代的台灣區域發展和知識份子分布比國府時代的重北輕南要平衡得多。從「跳舞時代」挖掘出清水一代的知識份子家庭唱片收藏、《蔣渭水傳》敘述文協演講的空前盛況，以及閱讀陳培豐、吳叡人和陳翠蓮感受到的台灣大知識份子在二三十年代的知識啟蒙一點也不輸給梁啟超、胡適或者傅斯年等新文化運動者，都可以看出三十年代台灣的現代性與主體性。過去因為黨國法統的教育選擇，使得台灣知識份子被忽略，並且硬要將當時的台灣和中國新文化運動「連結」，誠屬莫名其妙，有智知識應該繼續投入台灣知識份子的研究，提供台灣史更豐富多元而獨立的主體史觀。

其二，有關於台灣國族主義的發展，我認為霍布斯邦下而上的「國族主義原型」（proto-nationalism）與上而下的國族主義結合的過程，可以再深一步討論。當前一般採取建構論的觀點，融合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族群性」（ethnicity）之說，其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我認為應該大膽假設日本時代的台灣同時具有中國性、台灣主體性與日本性的proto-nationalism，後來因為政治變遷而選擇了一個nationalism之後，才回過頭去尋找該種nationalism的proto type。也因此可以看到馬英九是著要尋找國民黨的「連結台灣」，或者台灣認同者的「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也可以大膽的假設，如果1945年台灣繼續歸由日本統治，統治者也會因為順應其統治的需求，而繼續在認同的日本性上大作文章。因此，建構的國族主義縱非憑空捏造，卻仍是有選擇性的尋找最適合的proto type，作為學術研究者，應隨時有所警惕，不要隨便跟著國族主義者搖旗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