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規訓與懲罰》以權力關係的重建為討論核心，一面談起十八世紀以來刑法史的變遷發展，卻暗自隱喻了當代法國監獄改革的話語。傅科指出，刑法的處置從凌遲、分屍這類肉體性的懲罰轉移到連續性的、固定性以及隱密性的監禁歷程裡，並不是表徵顯示的懲治人性化，而是權力計算的結果。對統治者而言，與其消滅一個肉體，不如使肉體變的有用；於是，訓練、矯治成為懲處的目的，規訓岀柔順而有用的肉體成為處罰真正的目標。

權力既然是一種多方算計的關係和過程，如何使身體屈從於權力，自然也是考量的點。隨著為了秩序而誕生的懲罰「文明化」落實，社會氣氛也越發認為秩序的重要，學校、工廠、軍隊、監獄等公共建築越發相像，功能也趨近一致，務必要使現代性也進入人們的身體政治之中。除此之外，知識場域裡面，也因為權力的競逐而有新的變化。「文明的」法律體系審判的已經不只是行為，既然要涉及身體的規訓，審判的就必須包含「品行」。

於是，在你犯罪之後，所有犯罪前的行為都成了犯罪的前因後果。法官和檢察官不再孤獨，因為各式各樣的鑑定專家被引入審判的過程，為了證明嫌疑犯是精神病、失能，或者是因為種族天性。矯治的觀念也自針對品行而非行為的罪犯再造所生，一切一切，都只為了使人們成為可管理的。而權力就在刑事體系、教育體系和秩序的各自競逐過程中自我再生產，直到社會成為一個規訓社會為止。

閱讀傅科十八世紀的法國刑法史，有時怵目驚心的畫面和台灣最近的刑事訴訟爭議甚為雷同。兩百年後空間移轉，台灣的權力競逐卻還沒有具備足夠的現代性，於是所被觀看的，還是一個充滿雜亂無章、諸點分陳、漏洞百出卻又自大自慢的檢查、司法體系。雖然承繼了現代性的工具，卻仍然缺乏現代性的細緻。我們正觀察著一個規訓的司法體系如何使權力更細緻化的過程，以人權的語言，改變著權力關係，並施以「文明化」的讚揚。而正如傅科被論者認為是with power的批評，參與著這項改革的當代台灣知識份子，也因為不知道來自四面八方的權力如何抵擋，而在權力的自我複製中眼睜睜的看著規訓自動化，並且也只好對之產生的秩序與連續性、規則的表徵讚揚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