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其實這也是我閱讀《積體網路》這本書時最困惑之處。陳東升認為許多積體網路的製程、轉型和政策變遷都當成讀者理所當然應該知曉的，對於像我這種不學無術的門外漢而言，就構成了進入障礙。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對的還是錯的，當然沒辦法和他就書的內容進行有效的辯論。把我這種笨蛋排除，當然不影響他的學術成就，比較大的問題是，社會學界對於IC產業和組織社會學有認識者，恐怕五根指頭就可以數完，這本書的對話空間自然就變的有限；而陳東升談的是組織而不是技術，也使得科技實務界對這本書興趣缺缺。那麼這本書可對話的對象，似乎就只剩下管理學者了。

陳東升在書中指出，科技業和傳統產也在「連帶」上有巨大的差異，傳統產業的信任是建基在人際和家族性的連帶上，而科技產業的連帶則立基於產業本身的專業性，他稱作「制度性連帶」。有關於這部分，其實在傳統產業政策界打混過一段時間的我，有些不同看法。至少我就認為如石化這類傳統產業，因為資本和技術的密集性，使得陳東升所認為的專業主義同樣會產生在這些產業的運作中，那麼，他們是不是也有上下游間的制度性連帶呢？或者說，在基層的石油工人（IC工人）和中高階工程師，甚至公司與公司之間，其連帶的方式會不會因為人和組織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其中有些是專業主義所致，而有一些是傳統信任連帶引發？

會產生這樣問題的關鍵，其實在於陳東升一開始就把傳統產業和科技業做了區隔。這當然是非常常識性的分類，但作為一個讀者，我會很期待陳東升告訴我他這樣分類的原因是什麼？因為當我讀到陳東升認為台灣與眾（外國IC產業）不同的「垂直分工」模式時，我腦中浮現的傳產影像，其實也充滿了垂直分工的色彩。謝國雄討論台灣的中小企業頭家文化時，就點出了垂直分工的問題；而我在與石化業勞資方接觸的時候，他們也都將垂直分工當作產業的ABC。那麼，陳東升所謂的與眾不同，是以外部比較成立的；但放在本土產業脈絡來看，卻沒什麼特殊性。有關於這樣的狀況，我閱讀的時候一直很期待看到陳東升的更進一步說明。

這本書的寫作花了很大的功夫，而一個社會學者要進入IC產業領域的困難，也是可想而知。透過豐富的報導與田野訪談，陳東升相當有自信的出版這本作品，算是開啟社會學對IC產業研究的先河，這樣的貢獻自然不容抹滅。但作為一個（不）學（無）術的晚輩，陳東升的作品迫使我思考了幾個問題，如果我來做產業研究，我會怎麼做？首先，政治系畢業的我當然還是會很老梗的鋪陳政策面的問題，有關於工研院的設置和爭議，和後來的許多成功或失敗的財團法人、之前的政府直接介入（類似日本MITI）的做法，有什麼不一樣。如果我要談組織，我會先和發展型國家對話，思考台灣政府對於IC產業的扶植模式和公司作為主體（agent）的關聯性。對於讀者而言，這些基本知識的具備，並不是天生就會有的，作為專著的作者，有必要彎身書寫自己以為的「常識」來降低讀者進入的障礙。

其次，像是有關於創投的部分，陳東升指出了創投對於IC產業集資的制度性意義，這確實是和傳產依賴銀行或者中小企業依賴人際連帶集資的方式有巨大的差異。但作為讀者，我會更期待比較性的經驗案例來告訴我們爲什麼IC業特別依賴創投集資、傳產爲什麼不考慮創投集資？傳產所依賴的銀行借貸專業主義色彩濃重與否？創投的專業主義制度性，真的沒有社會資本或者人際連帶藏於縫隙之間嗎？而這樣的縫隙對於集資問題有關鍵性的影響嗎？如果有的話，和傳產依賴銀行或者人際集資又有什麼樣的關鍵差異？

這些邊邊角角的問題並沒有辦法直接和陳東升的作品產生內部性的對話，只能就外部性的議題和給我的啟發逼使我自己更深入的思考他作品對我個人所呈現的意義。這本書採取的組織社會學理論，像是「資源依賴」或者「交換理論」都是非常現代的理論，這是有點偏向管理學的美式路線。我想也正是理論對話的取材，使得陳東升的作品往企業為主體而非人為主體的方向走。對與組織社會學不熟的我而言這些路線算是大開眼界，但也迫使我不斷的去反思，如果往人的方向走，這樣的研究又會呈現什麼不一樣的面貌。也因此，陳東升所開啟的IC研究先河，或許能夠帶動新的研究風潮，使得他與社會學界的對話得以從中產生，這也正是學術研究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