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閱讀涂爾幹並不困難，他所提及的集體連帶感用在當代社會確實有好用之處，例如喪禮，人們在喪禮上哭泣並不只因為失去了至親好友；客觀而視，喪禮中的人們以一種共同懷念的儀式，創造了某種集體的回憶。再擴大一點，比如震災，我曾經提過「大地震世代」的說法，想去詮釋自己這一代人的某種生命回憶。這種對於地震的追悼回憶，其實也是一種集體的連帶感。他超過的分子式的個人的感情，而創造了一種「集體性」（collectiveness）。

涂爾幹對於社會的集體再現之說，讓我想起了曾經長年關心的族群和國族主義議題。霍布思邦曾經用the invention of convention描寫過傳統的發明與再造如何透過重建集體記憶的方式釜鑿。但在閱讀涂爾幹的時候，似乎不曾看過他對集體再現的釜鑿痕跡有過說明。他的字裡行間中的儀式和圖騰，其實都是流傳下來的，其中的變化似乎都自然而然，疏少刻意人為。但整個史學的革命過程裡，一再被看見的卻是集體記憶如何「再現」（representation）的過程。談社會集體再現的涂爾幹卻沒有去談這個再現的釜鑿痕跡，不知道是我吹毛求疵，還是他也感染十九世紀理性主義那種無可救藥的進步史觀？

最後還有一個不入流的提問，涂爾幹並沒有去過澳洲，卻引用民族誌資料去證明自己的論點，並且指出別人的民族誌資料有諸種問題。雖然說他是大師，但我還是對這樣的學術視角頗有質疑，有謂「沒有蹲點，就沒有發言權」，當然可以說涂爾幹關心的其實是現代社會而不是原始社會，所以可以不用去蹲點。但對於一個政治或者社會學者來講，關心週遭的事物，不也多是為了重新審是自我嗎？有關於這點，我實在對涂爾幹的論點充滿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