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那麼，社會是怎麼樣變成「現代社會」的呢？博蘭尼從圈地運動講起，他認為土地、貨幣和勞動力三種虛構商品的商品化過程，其實代表了時代的劇烈轉變。但博蘭尼也指出，市場化的過程就必然會帶來相對力量的反應，他稱這樣的力量叫做「社會保護」。博蘭尼以1795年英國的史賓翰連法（Speenhamland Act.）為例，指出當英國應為圈地運動和金本位的建立，只差一個全國性勞動市場還沒建立就要邁向市場化的同時，政府和教區卻合作暫緩了這一個趨勢。他們推出史賓翰連法補貼農民的工資達到生活標準，以維持農村治安。但這樣的做法卻發生了反作用力，引發了普遍性的貧窮問題，至此，平民與貧民已經無從區隔，但史賓翰連法卻仍受到教區紳士、資本商人和貧苦農民很長一段時間的支持，直到貧窮問題再也無法忽視。

史賓翰連法推遲了全國性勞動力市場的建立，但他所帶來的貧窮後果卻更帶來勞動力商品化的必要性。平民和貧民發現飢餓只有靠著獨立工作來克服，社會的力量反而推著政府要求市場化。至此，現代社會的市場終告建立，也接續著引發一連串的社會保護和市場矛盾在看似穩定的十九世紀蓄積。

對博蘭尼來說，一個完全的市場社會是不可能的。博蘭尼所謂的史賓翰連體制崩潰，其實就是馬克思所言，人們「自由的一無所有」。農民被迫被剝離了土地，和生產工具分離，創造了絕無僅有的新時代市場意義。博蘭尼認為傳統社會的連帶會在市場中完全被試著切除，問題是要把原來鑲嵌在社會中的市場去鑲嵌，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務。社會保護的力量會排山倒海的來，農民用穀物法要求更高的糧價補貼、工人希望物價越低越好、資本家覺得物價要維持在可以得利的範圍裡，他們都在社會保護的陰影下尋求著對自己最有利的變遷方向，但這樣的主張又總是互相衝突。

十九世紀的穩定，很大層次是因為政治的威權主義尚堪壓制社會保護力量，但二十世紀開始，更密切的國際貿易和每個國家擁有的主權背景，都迫使著和平和維持和平的制度面臨崩潰命運。民主化的國家更無法在社會的去鑲嵌上取得正當性，他們對社會保護力量不可能相應不理，就註定了十九世紀的不可能重建。也因此，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手段，建立和保護自由市場，並面對社會保護力量的反撲，成為民主政府不可能的任務。

自由市場不是自然演化的，自由市場是被建構的。博蘭尼直指自由市場最大的矛盾就在於他其實是被國家所建構，並且當全然的市場社會還沒建立，國家就會因為忙著回應各式各樣的社會保護力量而焦頭爛額，最後的悲劇結果可能是自由市場還沒建立，自由政體反而先崩潰了。博蘭尼指出市場社會的去鑲嵌其實是一場徒勞，而人們嘗試要重建十九世紀的努力，其實根本不可能完成。在可見的三股世界力量的鬥爭中，博蘭尼沒有掩飾他對新政的偏好，這也是他面對知識上的社會主義和自由市場包夾時，想提出的解決之道，尋求所謂的「好社會」。

以前讀的: 慣習的力量
                  荒腔走板的近貧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