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附上兩篇舊文 都是在討論一樣話題的書摘
一個是魏昂德的 一個是鄭世平的

話說我2003年底在香港中大的中國研究中心曾經和他當過隔桌桌友 當時有個單字看不懂又沒帶字典 本來想問這位隔壁阿多仔的
還好後來找到字典沒問 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魏昂德 要是問了就糗了 哈哈!!居然問這麼重要的學者那麼無聊的單字問題......

經濟改革作為政治崩潰之源？

李拓梓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2002/3/26

魏昂德（Andrew Walder）乃是八零年代以來比較共產主義學門裡極出色的一位學者，成名作「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s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於一九八七年獲得美國社會學傑出成就獎、次年更獲得列文遜亞洲研究獎等重大學術獎項的肯定。該著作中魏昂德攻擊了過往中國研究學者的「文化」解釋，認為共產國家的許多行為模式，是相同制度下的必然，而非「他們的文化」這樣模糊籠統的解釋方法。他比較了蘇聯與中共的工廠文化，指出了如「選擇性的任人唯親」或是工頭們共同的車間統治模式等等，指出這些現象是「共產社會之必然」而非「中國文化之必然」。因為該解釋一炮而紅，此著遂成為比較共產主義中必讀的經典的作品之一。

一九九五年魏昂德主編作品「共產國家的衰弱：中國與匈牙利，經濟作為政治崩潰之源」（The Waning of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一書序文「內延的寧靜革命：經濟改革作為政治崩潰之源」（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 The 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承續了相同的比較共產主義方法的思路，試圖以現代化理論解釋作為基礎詮釋途徑，以匈牙利與中國的發展過程比較，為經改帶來政治崩潰的論點作出歷史性而典範性的描述。魏昂德先闡述他的研究方法，他認為本世紀共產社會的兩大支柱，乃是列寧式政黨組織與計畫性經濟。一九八零年代之後，共黨社會面臨改革途徑，大致分成兩種發展途徑，路徑一是先政改後經改、路徑二則相反為先經改再政改。

許多學者指出路徑一可能會帶來蘇聯式的政權崩潰，而路徑二則是相對穩定的。魏昂德則認為兩種途徑都無法避免政權崩潰，因為先行政改會使內部政治統治瓦解，促動經濟失調；而先行經改，卻會引發一連串使政府面臨危機的趨勢與現象潮流，最後也將導致政權崩解。由於學者已在路徑一的方法已下過很深的功夫與討論，因此魏昂德指出他主編的「共產國家的衰弱」一書，將把焦點集中於後項的「經改作為政治崩潰之源」部分。

該書依時間先後分成四個大部分，第一部分對匈牙利政治崩潰及相應之回溯性解釋進行探討、第二探討黨/國在相關時刻的處境與轉變、第三部份指出雖之而來的私部門成長所發生如中央/地方之互動等關係的權威變化、最後本書探討這些變化所造成的草根力量成長與影響。魏昂德也就這個編輯的四大部分，在「內延的寧靜革命」一文中作出了他對相關邏輯推演的解釋與說明。

首先他說明了「計畫經濟與黨權力」。魏昂德認為既若計畫經濟與列寧式黨組式共產社會的基本支柱，其所產生的影響必然會使人民對黨國的依賴，與無孔不入的監視懲處機制緊緊鑲嵌於社會脈絡之上。但是經濟改革會迫使這個社會鑲嵌出現嚴重的鬆動，首先是黨國開始無法滿足所有的社會需求，民眾另尋出路的結果，導致人民與黨國不公平的依賴關係漸漸被打破。繼之而來的就是依賴既破，原本無孔不入的監視、懲處與宣傳系統都無法發揮過去緊緊鑲嵌於社會的控制力量，最後便會嚴重的鬆動和打擊共產社會的統治基礎。

因此，魏昂德就對這個鬆動的現象做出解釋，並鋪陳出以下一連串發展路徑。他的解釋是「中央計畫的變更即是政治崩潰的原由」，並分析出三個現象來支撐這個假設性的解釋。第一，經濟自主性的加強。經濟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國家體制之外建構非正式的經濟部門，比如把原來的黑市合法化為自由市場。而次之而來的動作就是建立「自留地」，發展「包產到戶」的制度以私有制鼓勵經濟成長。接著就是部分性的開放外資進入，如中國建立合資企業制、外資企業制與經濟特區制度等等。支撐魏氏假設的第二個現象，則是公部門有計畫的大膽改革也會使中央控制力逐次削弱。為了使經濟繼續成長，公部門得分別就商貿、物價、財金與工資四個過去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要項進行鬆手。市場機制的建立、供需物價的平衡點之尋找、銀行法、投資法等遊戲規則之平台建立、通貨膨脹、失業與社會福利等現象之解決需求也將之隨至，以上都是必然得面對的公部門改革問題。最後，因為歲入流動而造成的國家會計制度改革，也是政治崩解的可能經濟因素之一，諸如增加的收入如何分配？城鄉問題如何解決？須否面臨新財政收支劃分規則建立的現象？縱上三個現象看來，經濟改革與放鬆中央計畫的控制，絕不是單純經濟面向的事，而是牽涉廣至法律、政治面向的重大變化，降低控制絕對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

魏昂德由上更進一步推導出他對政權崩潰的內延假設，他認為這個經濟改革因牽連諸廣，必然得使共產黨的黨/國集權制度遭到弱化。成熟的黨/國體制在魏氏看來，即意味著強大的官僚科層統治，在「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一書中，他已經宣稱這個統治模式的內部升遷需要依賴「忠誠」更甚於「專業」，而忠誠的甄別則賴以上一層官僚的好惡。這個制度之下官僚依賴與屈從黨國絕對更甚於民眾，而官僚之決定由於這個「新傳統」的共識而出乎意料的一致，就會造成一國發生過的現象也容易在另一國發生，比如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的蘇聯大饑荒也以相同型式出現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中國。通性所致，各各共黨社會的官僚特色類似，而統治無論成敗，都賴以官僚之忠誠以執行民主集中下達之政策。經濟改革對官僚的影響不可謂不大，而中央權威的削弱，無疑相當層次會在官僚科層的危機上被呈現。

中央影響力於科層中之下降在魏昂德眼中表現有三，第一是地方政府在可以增加自身收入的狀況下，會對提高生產力特別積極。這個現象必然會使原先的依賴科層不斷削弱，進而使中央的層級節制力量下降，這會表現在中央對地方的財務分配時必須多考慮地方的反應，而不能只是如中央計畫考量的作。第二是地方政府會在中央控制漸弱下，由於對增加收入食髓之味而開始謀求自營生計。該做法必然增加了地方的自主性，且由於其對中央政府的依賴逐漸降低，中央政府的施壓籌碼和節制地方之力量都會正比下滑。第三，官員本身擁有各種合法與非法的收入下，對原來的升遷系統不再抱持太大的興趣與信心，進而就會造成科層金字塔的危機，也同樣會降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權力的上升進而會產生幾個現象，一是新的政商聯盟出現、地方利益集團也脫離中央控制而有所成長。魏氏指出他所編此書的兩篇作品分別討論廈門與成都兩城市的相關現象相當值得參考。次而產生的是「地方合作主義」（local “corporatism”）的出現，區域集團之間相互合作，可能促使區域工業帝國（local or regional industrial empires）這樣的名詞不再只是危言聳聽而赫然成真。第三個可能發生的現象是過去的權威互動關係中開始環繞著新的「討價還價」空間，魏並未來得及指出的，如近幾年來中共內部出現的「上訪潮」或是區域內部如遼陽、大慶剛平息的工潮，都是這種討價還價的表現；當然除了這些個人或集體外，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討價還價，可能更是魏昂德關心的重點。第四個現象是新的集體認同出現，書中專文討論中國的回教徒敵我觀念隨集體認同而呈現，就是明顯的例子，魏昂德認為這是公民社會萌芽的起源。第五個現象則是利益團體逐漸在社會中出現且發聲，貿易協會、宗教團體都是其中的例子。

當然，如上例子究竟與是會之萌芽有多大關聯仍然是有爭議的，但魏昂德認為五個現象都存在，也都是經濟改革之前所沒有的現象是不可否認的。可是對黨國而言，最大的困境似乎在於並沒有人會在意「是誰讓了步」，只有人會在意「讓步夠不夠」。

「讓步夠不夠」的問題肇因於改革一但開啟，遭遇到的許多問題如闖不過價格關等，不但不會使改革趨緩，反而會引發民眾對政權威信下降的危機，進而導致政權面臨崩潰之可能。魏昂德認為改革是有「自為的深化」動力之不可逆傾向的，例證如下：其一，官方、地方、私部門一但享受了資源增加的甜頭，自是無由放棄。其二，當中央意欲收回這些讓步，勢必造成地方上的反對浪潮，且地方因為對中央依賴的減少，話也敢講的的比較大聲。然而經改的瓶頸以昭諸於是，政權只有以談判選舉等民主化手段應對諸多的反對壓力。魏昂德認為這就是蘇東波時期匈牙利的窘境。

最後，魏昂德作出結論，及經濟改革作為政治崩潰之根源的假設可以成立，而在比較共產主義的經驗裡，也已經在匈牙利被證明。這個現象設若延遲發生，得觀察該國「擁有多少程度的變革」與「擁有多少程度的民間社會力量」。後共國家得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克服這種自為性的牽連，與如何進行更好的分配模式。

對於魏昂德的典型現代化理論途徑之「政權崩潰」說法，同為探索比較共產主義領域的台灣學者吳玉山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SR）上作出簡短的書評，吳玉山先鋪陳魏昂德的理論用了現代化理論與其共有的經濟決定論分析方法，以經濟牽動政治的途徑引出共產黨政權必因經濟改革而促動政治崩潰之說；次而攻擊該理論可能明顯忽略許多相關上層建築對政權崩解的正負影響。接著，吳玉山也認為中國的例子似乎與匈牙利有所差異，中國在後共時期所走的途徑明顯與匈牙利不同，匈牙利自經改至崩潰足足長達數十年，而整個後共時期其所走的路徑明顯是「先政後經」的改革模式，與中國的「先經後政」顯不相容，魏氏的歷史類比似乎讓人略有存疑。而在蘇東坡的崩潰風中存活下來的中共例子，似乎也意味著，共產體制的崩解或存活，也許不是單純的經濟決定論所能輕易預測的。

這兩篇文章都是吳玉山的"比較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改革"課堂(應該是這樣的課名吧)選讀的東西
當時實在不夠認真 要是像現在這樣 每次上完課就趕快整理心得 就不會都只記得自己報告的章節了!!

黨國分離？：鄭世平的中共分析途徑證疑

李拓梓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2002/4/15

鄭世平（Shiping Zheng）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任教於佛蒙特大學政治學系，專研中共政治發展、美中關係與東亞政治經濟發展問題。他曾於九九年時赴新加坡東亞研究中心客座，巧遇台灣提出「兩國論」，鄭在接受台灣媒體訪問對「兩國論」的看法時，遂莫名其妙的被當成「新加坡學者」。鄭氏是較年輕一代的出色華裔學者，近幾年來也在美國潛心研究中國政治發展而小有成就，九七年推出由劍大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作品「黨國相對：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結構性問題」（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頗受好評。

這本書在分析方法上用了相當大膽的做法，鄭將分析單位上把一向被中國研究者視為一體的「黨國」做了區隔，黨為黨組織、國則為行政、立法、司法及軍隊。他首先指出近代中國在國家肇建的過程裡，一直遭逢到「建構現代國家」的挑戰。傳統社會國家體制的瓦解，讓革命家試圖去創造一個新的社會聯帶，可以將國家與社會作一個較穩定可行的聯繫。在這個過程裡，孫中山曾經有過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的抱怨，而毛澤東則成天呼籲要中國人「團結起來」。這個問題沒有讓一九二七年統一中國的國民黨解決，於是取而代之的共產黨也得面臨於是。

其實這樣的命題存在於許多中國研究學者的腦海中，文獻上分析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現代化與國家建構過程可謂汗牛充棟，許多優秀的中國研究學者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或費正清（John Fairbank）都是相關研究的佼佼者，因此鄭的看法實無甚特殊。不過，鄭世平認為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政治事實上還是一連串「建構」的過程，而且因為黨壟斷，使這個國家建構的過程屢屢受阻，因此他將中共政治理解成一連串「黨國相對」的交鋒。

鄭世平首先舉證過去研究中國的「集權主義模式」是如何發生與其影響多麼重大。他認為傳統而言中國一直是一個「強國家」（statist），而因為不愉快的殖民經驗，使「如何建構一個可運作的強國家」成為中國革命的重點，而不管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因為領導革命的成功，因此在建構國家的過程裡都必然扮演關鍵角色。另一方面，中共因為其馬列主義的色彩，黨操縱國家的立場便特別鮮明，因為在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中，國家是不具自主性的，因此共產黨人應當掌握國家機器，將他自資產階級手中搶奪以重新分配，「最後黨與國家將隨著共產社會的創構而『凋零』」。就是這些概念的結合，使得美國的中共研究，往往毫不猶豫的將黨國視為一體。

鄭世平質疑，黨國一體的角度分析雖然簡單，但是否忽略了黨和國家之間，其實可能存在著某一種衝突。鄭世平以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之後在西方中國研究學界出現的「多元典範」為例，指出美國學界也對過去單就中共黨國體制分析已經認知其不足，中國社會內的非正式組織如派系、利益團體等都造就了新的研究途徑，而黨掌握不住國家、國家機構自主性增加，都影響了政治的走向。他認為這些新途徑使他思考到「是否地方化、切片化、細胞分裂，使得毛以『運動動員』破壞了增強中的國家機構權力？」，也就是說，黨國之間是有可能存在衝突的，不是鐵板一塊。

在新的多元典範裡，分別有「官僚機制研究途徑」、「國家/社會研究途徑」等方式進行中國社會的研究，但鄭世平認為他們只研究了黨國體制的弱化和有可能的利益差距，基本上還是鬆脫不開「集權主義模式」的黨國一體分析，而且官僚途徑太重視黨國體制本身、國家社會途徑則正好相反，太重視不成熟的社會力量。

鄭世平指出他要在「黨國相對」這本書裡以建立國家過程裡黨與國家的相對交鋒問題，以總體環境變遷、精英反應、路徑依賴和個人意志為軸，進行政治分析。他首先提出兩點前題，第一、革命成功與國家創建是兩回事；第二、建國後要建立統治模式必得經歷許多衝突。中共革命依賴的三個工具意識形態、民主集中與群眾動員，恰巧都與國家機制的本身衝突。意識形態上馬列主義的黨國只不過是暫時控制國家機器，國家與黨皆會凋零。民主集中則使理性的國家機構建立不易，容易流入人治的不可測中。而群眾動員所會帶來的混亂，更不是以穩定作為本質的國家所喜愛，因此，建政之初中共就得面對多重挑戰。

首先面臨的是，黨雖是革命之子，但多年爭戰也使人民聞革色變；黨主張不斷革命、國家卻要與民休息，爭辯於是產生。第二、因應革命與事後穩定所肇建的機制裡，黨始終使不上力，法院、經濟與軍隊部門顯然跟黨中央有差距。第三、如果革命之後國家開始整頓一切，進行穩定發展的工作，此時政黨該如何自處？

以較格式化的方式敘述這個模式，首先談到環境面，問題在要革命還是要建制？此時領導人的意志就會回應其規範行為，要黨領導還是要法領導？要黨指揮還是國家指揮？要對抗黨還是對抗國家？如果領導人選擇的是打擊國家發達黨，接下來就會面臨黨組織跟國家機構相互較勁的情形。鄭世平以此勾勒出中共的發展歷史，並分期討論，最後他很悲觀的認為，毛澤東一心為黨，開啟了這個鬥爭；而鄧小平所為，是將毛澤東拆除的國家體制重新搭回去；問題是這個黨與國家衝突的宿命似乎無解，因此中國的改革注定要是危機的。

結論裡鄭世平提出「進退不得的黨國關係」說法，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馬背上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使得整個發展的過程從陷入了國家國家權力擴張打擊了黨權力，而黨用群眾動員的方式幾乎是再革命的反撲，造成了一次又次動盪中的政治運動。這個輪迴從四九年開始，國家的建構分別被抗美援朝五大運動、反右派鬥爭、反右傾鬥爭、文化大革命徹底擊碎。而鄧小平的改革也注定了這種困境的重現，「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發表後，頑強的黨接連砍下了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位鄧小平的「國家復興工程」左右手。

革命者就要永久掌權，而將國家機器視為其禁臠，似乎就是中國文化裡深層的「缺乏憲政傳統」由來；而黨性限制了面對環境的勇氣，黨和經濟發展的邏輯相背，都是鄭世平在結論裡陳述中共改革困境甚大的原因。「可以說鄧小平在嘗試做一些不可能的事，在建構一個黨國分離的環境裡維持黨繼續控制國家」，這個荒謬的論述也就是鄭世平說的，鄧小平作的根本就是又要馬而好，又要馬而不吃草。

而對於這個惡夢輪迴的解救之道，鄭世平以為時下常提的「新權威主義」根本不可行，因為中國缺乏像蔣中正或朴正熙之類的獨斷強人。因此，他認為根本的解決辦法，是真正將國家與黨作出區隔，訂定一套遊戲規則，使國家的各方面機構能夠發揮其真正被賦予的職能。南斯拉夫與蘇聯在尚未區隔黨國前即行崩潰，連帶黨而崩解的國權力沒有帶來公民社會，反而帶來內戰，前車之鑑，中國還要為政治改革成功付出多少代價呢？

鄭世平的觀念相當特殊，因此也遭到質疑。學者吳玉山就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SR）撰文評論，鄭世平將傳統上被視為一體的黨國分開，也許是一個不錯的分析方法，但要概括去分析整個中共政治發展史，似乎心有餘而力不足。畢竟，當政治運動發生時，黨與國事實上是一起被割裂的，每一次的運動中肯定都有黨員遭殃，連彭德懷、劉少奇或鄧小平這樣的黨領導人物都會埃整，證明不是只有國家遭到黨的攻擊，怎可能黨國之間關係是可以割裂分析的？其實，鄭也有討論這樣問題，他認為黨只是黨組時，就思考到成千上萬政府部門裡工作的黨員該分類到黨還是國中？但他只是在歸納中直接把這些人歸類成國家的一部分，而將黨純然蒸餾到只負責黨務工作者如毛澤東身上，這樣的歸納似乎不易說服人。

千禧年「三個代表」提出後，中共意欲演變成全民政黨的企圖昭然，經濟發展加速，而政治改則繼續停滯；有一些危機，也不能說沒有機會。鄭世平的分析方法雖然被質疑，但中共黨國繼續糾葛的事實也的確給自己帶來不少麻煩的事實也在呈現。若將間拉長來看，也許就知道鄭世平這個特殊的方法到底有沒有道理；只是對鄭世平這樣一位來自中國的學者來說，這個證明，似乎還是稍嫌殘忍。

我是大陆人，老共总会有下台的那一天。可是既然现行体制是这样，我也不希望他变得太剧烈。不过，我现在倒是觉得变得太慢。大陆有几千个陈水扁那样的贪官。他们拿钱是直接拿，根本不用像阿扁那样偷偷运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