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這樣的論述也不稀奇，但在一個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國家裡，這些私有企業如何取得象徵企業命脈的資金，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蔡欣怡(Kellee S. Tsai)的《後街金融：中國的私營企業主》正準備要面對這個挑戰，她跳開了過往探討中國金融時各家關注的國營金融事業改革問題（像是N. Lardy），轉以各種地下金融為討論焦點，這位父母皆自台灣移民的台裔美籍年輕學者知道這個問題和台灣發展時期的中小企業問題類似，中小企業融資的來源在多樣化的地下金融。

那麼蔡欣怡就要問，第一，中國政府禁止地下金融存在，那麼企業主如何創造地下金融的制度來規避政府的管制？第二，中國那麼大，非正規金融有什麼地方上的差異性？爲什麼這裡長這樣，那裡長那樣？第三，私營企業主為什麼選擇這種金融模式而非那種，其間有什麼樣的考量？蔡欣怡指出萬變的焦點都不離地方政府之宗，中國的中央政府對地方上的控制經常出現鞭長莫及的狀況，因此地方政府對於私營企業和地下金融的態度就成為這個問題的主要變因。當地方政府越支持私人企業，地下金融就會在政府的默許下越發多樣化；而企業主個人的金融選擇，則和他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強度而定，男人、政治關係佳者、有經驗的、高收入的私營企業主比較容易選擇正式的金融管道，反之則會選擇非正式的管道。

而影響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態度者，則和國家遺留的威權發展遺緒有關，越是當年國家鞭長莫及的地方像福建、溫州，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和地下金融越是開放；反之在像河南這樣當年國家培養大量國營企業、重工業的所在，則因為毛時期的遺產太豐富，而讓地方政府必須遷就所在環境而讓私營企業假借集體企業的名義存在，或者人民乾脆就逃離該省去外省追求更好的經濟處境。

蔡欣怡的研究對於提出問題的解釋相當清楚明瞭，涵蓋面也夠廣，更重要的是她探討了政治學裡很少觸及的非正式部門研究，因此受到相當的肯定。她透過長時間浸霪田野的方式去體會這些地方細微的差距和每個企業主生涯的有趣故事，使得她的著作充滿可讀性。對於在非正式部門研究上有點乾旱的政治學和中國金融研究領域，充滿創意的《後街金融》正像甘霖。

不過蔡欣怡對於地方政府的界定上，並不是那樣清晰，她所談的是以縣級以下政府為主，這些政府確實經常是中央政府所鞭長莫及之處，但有關她質疑local state的概念太強，也不是地方政府權力展現的形式同時，她似乎沒有注意到local state拿來說省級政府仍然有很強的解釋力（雖然我並非很同意）。因此對於地方政府到底是省還是縣還是鄉鎮級政府，我認為蔡欣怡應該要作更清楚的界定。

除此之外，蔡欣怡寫書的當下（1994-2001），中國正面臨朱鎔基的經濟改革階段，蓄意削弱地方政府能力、加強市場競爭力的朱改革，對於根除地下金融有一連串的施為，蔡欣怡並沒有把這個例子特別點出來說明，信合社在放貸上受到的新限制到底發展出什麼樣的新非正式制度，蔡或許有寫到，卻沒有一個獨立說明的段落，那麼是說這樣的變化不重要嗎？蔡欣怡可能得像讀者解釋她為何如此做。而朱鎔基的國企改革也是蔡所忽略的地方，當初「抓大放小」將體質不善的國有企業釋出，有一部分被地方變成集體企業、也有一些被外資買走，它的比例如何？如果大多數的國有企業被外資買去，因為外資自有其金融管道，那蔡不探討這個問題就說的過去。但若「抓大放小」之後的圖像不是這樣，那麼蔡沒有談到民營化的國有企業金融管道，就是巨大的漏洞，除非這些民營化的國企資金並非來自地下金融（但若這些爛企業的資金仍來自國有銀行，那朱的改革顯然是換湯不換藥）。

事實上，讀完蔡欣怡的書，會不斷想起台灣曾經經歷的那段歷程。一樣是以私營企業作為經濟成長發動機的台灣，早期金融管道來源也相當有限，地下金融的情況相當熱絡。儘管政府爲培植中小企業而成立專為政策性貸款的台灣中小企銀，這幾年並逐漸制度化的推出信保基金和鼓勵商業銀行放貸中小企業諸種措施，但中小企業的資金來源，還是有部分地下金融的色彩。此外，蔡講到的吸金公司和倒會問題，一度也是台灣1990年代初期熱錢過剩引發的社會問題。對於美國人來說，中國的地下金融議題特殊又有趣。但對東亞諸國來講，或許長期以來政府自我吹噓的「發展型國家」根本沒有那麼強的解釋力，多樣化的非正式市場制度和政府有意無意的容忍才是成長的動力來源。那麼，蔡欣怡就不免面對過於苛責的要求，「後街金融」的特殊性何在？這樣的質疑。

最後提出一點蔡著脈絡外的提問，也很可能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並不是她所說的私營企業，而是和拉美成長模式一樣的外資。這個部分或許不是蔡所欲討論的部分，但當蔡宣稱私營企業是中國經濟成長的推動者同時，勢必得面臨的嚴苛考驗，但蔡並沒有說明。還有一點細微但無傷大雅之處，就是蔡用了「資本家」來形容河南的小商人，不知道在社會主義遺緒下小商人不敢稱呼自己是資本家、而《資本論》意義下的資本家也輪不到他來當的情況下，這樣的恭維會否太過？但總而言之，瑕不掩瑜，蔡的作品開了政治學裡對於中國經濟發展非正式制度研究的先河，我認為是相當値得肯定的事情。對於很熟悉政治學因果解釋寫作模式，卻總覺得少了些什麼而轉進社會學的我而言，蔡讓我再次溫習了掙扎在社會科學諸領域中的體會，也讓我重新反省了學科界線間的差異和其中可借鏡之處。這對一個因為腳踏好幾條船而經常覺得自己快滅頂的博士生而言，是很大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