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看到Arendt的東西，總讓我想到台灣和中國，老蔣時代的台灣，也有極權主義的影子，雖然他大多數被歸納在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範圍裡；更別提毛時代的中國，的確被許多學者歸類在極權主義的分類裡。這裡就涉及了一個問題，到底極權主義是不是威權主義的一個極端面向？或者說，他們是不同分支下的東西？

猜想Arendt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會偏向後者，至少大多數的威權主義國家，都不是在現代社會的產物，很多都有點前現代的性質。但老實講，納粹可以說符合Arendt的定義，可是史達林下的蘇聯怎麼辦？畢竟俄國革命成功時，社會也沒有很現代呢！研究非民主體制很有名的Juan Linz在有名的書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裡面也把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國家分開表述。但老實講，Linz的方法論好像出了一點問題，因為在他的說明圖裡面，總讓人家感覺到極權主義是威權主義的終極樣貌。這樣想來，還是Arendt的話比較貼心，她說過，任何一個還未民主化的國家，也都還能找到極權主義的影子。所以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一碼歸一碼，有點像但還是要分開，畢竟他們來源不一樣。

Linz提到極權主義的monistic but not monolithic和鼓勵與動員政治參與這件事情，就和威權主義除了種族主義和革命政權外，都含有去政治的味道有明顯不同。但老先生實在是知識太淵博，知道的太多（但感覺工具太少），很喜歡搞typology。弄了半天，威權主義政體這個近兩百年來佔人類政治史上最大多數時間的體制就這樣包山包海，越分越多，就像Linz的英文一樣，似乎永遠不會找到句號。而你如果要為1950-1986年的台灣體制分類掐指一算，不算還好，一算你可能會不知道要把這個小島放在哪裡。

這幾本書讓我想起當年唸中國研究的時候，常常提到在美國的早期典範大多數將中國視為極權主義政體，像是Franz Schurmann或者包大可（Doak Barnett），直到文革之後，才逐漸因為派系鬥爭資料的出土，而有關於派系、理性等模型的出現，這樣的研究涉及了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的競爭過程與規則，因此開始偏向威權主義政體的研究方向。即便是針對文革，討論的也不再只是毛個人的想法，把中共當作鐵板一塊，而開始有許多關於行動者的研究出現（比如王绍光的《理性與瘋狂》）。這意味著許多學者都認為極權主義模式無法解釋中國新出土的資料，自然導致中國研究圈自極權主義研究的典範被轉移成威權主義下政治社會的競爭過程。

到底1950年以來的中國政體是極權的還是威權的？這是個大哉問，而且各方研究者均自有槍械、各自成理，難以調停。其實就Arendt對極權主義的的定義，中國革命成功的時候還挺前現代的，實在不太像極權主義政體，但有關文革期間政治動員的種種又該怎麼解釋？嗯，那就用Arendt的「每個未民主化的國家，都會有極權主義的影子」來蒙混過關好了。但話說回來，Arendt既然沒辦法處理好蘇聯並不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問題，那麼，對中國問題想必也是一籌莫展。故到底極權是威權的極致展現或者他們其實根本就是兩條平行線，似乎短期內也爭辯不出什麼結果。

對這個主題真有興趣的話 推薦一本書
Brooker, Paul(2000), Non-democratic Regimes: Theor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Y: St. Martin'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