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書評
李拓梓 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研究生

何明修的《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是台灣學術界第一本對於80年代至今環境運動的社會史考察著作。相較於過去的相關研究多半是針對環運其中的幾個案例做深度討論，將80年代以來的台灣環運視為整體研究，是相當有野心也令人振奮的學術志業。接續於何明修的前一本著作《社會運動》談論的運動理論，學界對於這位新銳學者新著的期許，自然是實務的社會運動與理論如何扣連的展現，以及透過何明修多年以來的田野經驗，所帶來環運實務中許多不為人知的幕後告白。

一、 書摘

何明修以國際環運的兩個主軸「北荒野、南生計」為切入點，試圖要給台灣這個新興民主體制中雜有南北特色的環境運動一個定位。他認為威權體制的鬆動，以及連帶的工商經濟發展型國家面臨的政治轉折，帶給環境運動浮現的空間，並由此帶出何明修個人對於未來走向環境民主價值的關懷，以及他對於環境運動手段的看法與期待。也因此，可以將何明修本書的理論核心定位在政治過程論中的「政治機會結構」論述，點岀環運的興衰歷程與政治機會開啟有相當關聯，也因此台灣的環境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也始自1987年解嚴，並隨著政治民主化的腳步而有所進退。

《綠色民主》的二到五章是何明修博士論文的改寫和增補，也是全書結構較為完整的部分。何明修先提出知識份子、草根群眾與環境運動的關係，作為勾勒全書的環運手段與策略問題之主軸。他指出早年如馬以工等人體制內以著書和遊走政府體制間的體制內環境保護理念，在解嚴之後變得不敷社會需求；而由廖永來、張國龍和林俊義等知識份子參與的環境運動，則因為和在地民眾的貼近，而逐漸成為環運與知識份子結盟的主要模式。回到全球環運的「南北分野」，馬以工和廖永來所代表的環運分期也很有這種味道。但何明修細究知識份子與草根群眾之間的溝通，卻又發現了兩者之間的鴻溝，他提到：「當反核學者與台電官員為了核能安全爭得面紅耳赤之際，貢寮鄉民不滿自己的土地被強制徵收，更甚於未來的核電危害。」進而隱約點出了知識份子和群眾之間因為相異的關懷焦點而脆弱的結盟關係。

何明修進而用後勁五輕案作為說明，指出草根民眾如何在排除知識份子、政治反對運動者的情況下藉由廟宇和村里認同的社會連帶去完成類似共同意志的抗爭行動，並取得成功；而知識份子和反對運動者又是如何難以進入這個充滿前現代色彩的宗教連帶關係。依這個脈絡來看，何明修似乎為台灣環運應要朝向「南方生計」並該是由下而上的方向埋下伏筆。

討論完運動的主要型態和參與者，何明修帶著大家進入時光隧道，開始分析1987年以來環境運動的變化。他以「激進化」（1987-1992）、「制度化」（1993-1999）和「轉型」（2000-2004）來看待環運與政治反對運動的關連性。激進化時期的環運和反對運動連結密切、制度化時期他則用海鍍電廠、拜耳案、核四案和濱南案四個例子，點出環運和民進黨從水乳交融走向緊張摩擦的動態。而有關轉型的討論，則指出了因為民進黨執政而改變的環運與政治關係，也指出了在「弱國家」的型態下環運即便進入體制仍有的無力感，還有失去政治盟友而進退失據的問題。

隨後何明修又用美濃反水庫和貢寮反核四的例子，再次重提環運與反對運動的結盟關係是如何的脆弱與不切實際。他指出了由返鄉知識份子和在地民眾主導的美濃反水庫運動因為未被政治吸納而取得運動的自主性，並得以讓政治人物拿香跟拜。而相反的，一路和政治人物結盟的貢寮反核四運動卻因為民進黨棄守反核四立場而全盤皆輸，永成遺憾。何明修又再一次透露他心目中理想的環運，無疑該是由下而上的、為生計而非為其他價值的建構，而不是去動員政治運動的資源來上而下的發動。

最後何明修討論了政策武器的問題，指出民進黨執政時期因為沒有擅用政策武器，而失去了處理核四問題的大好機會。他指出民進黨政治戰略的動輒得咎與政策戰術的冒進，導致反核四運動徹底失敗，毫無翻身的機會。似乎在藉此暗喻了環運和政黨結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反而很可能因為政黨的失敗而導致運動的失敗。而在最後一章裡，他討論了有關以公投作為環運政策武器的做法，並指出公投只是一個手段而不是目標，因為公投很可能因為財團或政府的遊說、政策利多或者其他的原因而失敗，而這樣的失敗對於以公投為目標的環運而言，將會是重大的災難。

二、 挑戰與啟發

綜觀全書，何明修點出了在政治過程中，成功的環運來自基層自下而上的推進，而非脆弱的與政黨或反對運動結盟機制。這樣的觀點和社會運動中的「資源動員論」有所相親，但何明修再本書中呈現的理論主軸其實是「政治機會結構論」，他沒有進一步去點出政治機會結構開放後風起雲湧的環境運動為何會高低起伏，並且因為「制度化」之故而面臨轉型的壓力。依照何明修的看法，藉著「資源動員論」呈現出的運動成敗，其實正可以解釋「政治機會結構」中難以解釋的環運為何在政治機會開放後反而高低起伏，有成有敗，何明修已經看到問題的癥結，卻沒有進一步解釋，不免讓讀者感到遺憾，並且造成質疑他在理論上既然要使用政治機會結構，為何卻不斷的討論資源動員的誤會。

除了理論的對話之外，何明修在實務上指出兩個成功的案例反美濃水庫和後勁反五輕問題，雖然可以佐證他「下而上」會成功的環運論點，但兩岸也各自有背後的政治地圖存在。何明修用歷屆選舉的得票數來說明因為美濃人對民進黨的支持度比高雄縣其他鄉鎮還要低，所以美濃反水庫運動不屬民進黨的禁癵，其實容或有些疑義。事實上，扣除愛鄉協進會的成員，美濃鎮的居民除了黃蝶翠谷一帶對反水庫表現比較激烈，其他區域並沒有那麼投入。

以投票情形看來，黃蝶翠谷所在的廣林里得票率達到48.85%，高於美濃的41.9%和高雄縣的47.1%；1997年余政憲在美濃得到55.86%，但在廣林里得到61.7%；2001年楊秋興在廣林里得到的66.22%也高於他在美濃得到的58.51%。 從歷屆選舉資料看來，民進黨在廣林里的得票是比美濃鎮要好的，而美濃對民進黨的支持比起高雄縣其他的鄉鎮很明顯是低於平均值的。因此，這樣的數據顯然不足以證明美濃反水庫運動和是民進黨有明顯切割。而黃蝶翠谷不興建水庫，其實也和高雄縣長期由民進黨執政，皆有落實其競選支票有關。

而後勁的部分，最近也因為政府拍板確定高廠要在民國104到108年之間搬離而引發討論。或許反五輕運動正如何明修所描繪，因為與地方宗教生活密切結合而得以有效凝聚民眾力量；但何明修卻沒有特別關注到，單純由地方人士因為生計問題而發起的環境運動，也很容易因為國家釋出了足夠的利益而消聲匿跡。民眾對於高廠的最大意見既然在於高廠與後勁地區的疏離，那麼，當國家運用15億的回饋金來解決疏離問題，並答應三十年遷廠後，問題就暫時消失了。畢竟巨額的回饋金帶來的地方建設，和附近仁大工業區上萬就業人口的生計，對地方政府和民眾還是充滿吸引力。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林園的三輕和最近因為「毒氣事件」而引發關注的大發工業區。對於鄉民來說，與工業區共存已經是一種常態，他們很無奈於工業區的污染，但是在確知不可能讓工業區移走的狀況下，他們要求的目標轉向巨額的回饋金和週邊廠商聘用當地勞工的經濟效益。在林園的例子裡，更新後的三輕不但將負擔林園工業區的工業用油，還得支持沒有五輕後的仁大工業區。這兩個工業區也是鄉政府的金雞母，不但吸納了大量的地方就業人口，並且也同樣對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額的回饋金。對於財務捉襟見肘的鄉鎮公所而言，地方上有一個金雞母是再每好不過的。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中部火力發電廠所在的龍井、高雄大林發電廠所在的大林埔，每年週邊鄉鎮公所都得到巨額的回饋金和就業保證。這意味著表面的環境運動如果發起自地方，其實隱含的不一定是環境保護的意識形態，而是居民利益的損害問題。發電廠一來土地價格就會下跌，強制徵收的款項令人不滿意，這些現實的問題對居民來講，遠比關心污染來的重要。而當國家願意以更多的優惠來解決居民的憂心時，運動自然就會消聲匿跡。當何明修談到環境運動應該自下而上的發起時，他想像的仍然是像美濃愛鄉協進會這樣的在地知青組織發起的環境運動，而非在地頭人帶動的以環保為名的現實主義取向利益爭取運動。然而，何明修所看到環境運動的「制度化」和「轉型」同時，似乎也應該談一談這種充滿利益爭奪的運動形式 。

由上述的國家動作看來，何明修對民進黨政府指涉的「弱國家」問題，並不是那樣嚴重。林園三輕就是民進黨執政內支持的案子，也在產業官僚的嫻熟運作下順利取得地方的支持而過了關。民進黨任內最失敗的案例就是核四，而正如何明修所研究，核四的失敗肇因於民進黨的冒進以及產業官僚的反撲。不過儘管我同意何明修所認為的民進黨再核四議題上莽撞冒進，但就政策細節的分析上，何明修的政策建議無法說服我。例如有關民進黨應宣稱將徹查核四弊案的說法，不免沒有注意到這個「弱執政黨」在初掌權力的同時，對於全局（檢、警、調、監察、國會、媒體）的無法控制 ，使得它根本無法宣稱核四是弊案。這意味著當民進黨和產業官僚同一線時，政策就會成功；反之就會失敗。因此弱的顯然不是國家，而是缺乏奧援的民進黨自己。也就是說，國家機器內部也有其各自的利益傾向，以「弱國家」來談，似乎不如用「弱執政黨」更為貼切。

台灣對於經濟建設和工業發展的「專業」知識，長期壟斷在行政官僚的手中，一但有爭議，官僚動輒就會給反對者扣上「不專業」的帽子，而拒絕接受民眾或環保團體的意見。這樣的情況在官僚對環評的抗拒中屢屢可見，何明修注意到民進黨執政後將民眾和環團納入環評後引發的效果與爭議問題；但作為讀者，或許更期待何明修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有關於執政黨和官僚之間的關係，來佐證其「弱國家」（我認為是弱執政黨）的觀點。

最後吹毛求疵一點，何明修採用了「政治機會結構」的論述為主要核心，來考察台灣二三十年來的環境運動史。但作為讀者，讀完這本書後會很期待何明修告訴大家，在這個政治機會結構下的各種社會運動，和環運相比，環運是否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性？會提出這樣的期待，是因為我認為何明修在書中呈現最核心的關懷，其實是政治機會結構的改變，而不是環境運動本身。隨著政治的變化，環運所呈現的起伏高低，是否也在其他的社會運動中出現？

我因為參與台灣的立法實務，經常和工業區的業主、工人來往，對於許多問題的細節有所知曉，但卻經常苦於對問題的結構面無法掌握。何明修的著作能夠讓學界、實務界的讀者都輕易的抓住環境運動的全盤性面向，其中容或有對細節的看法不一樣，或者作為一個實務的參與者，對於問題分析的方式或者解決策略有不同看法，但對我而言，何著所描繪的「林」和我所看見的「樹」對於知識和經驗的累積，無疑是重要的。何明修去年轉到中山大學任教，發下建立「南方社會學」的豪語，相當令人期待。高雄作為台灣長期以來工業發展的火車頭，其實也承擔了許多環境破壞的不可承受之重，很期待前往南方的何明修，能夠在在地的環境裡，耕耘出更讓讀者驚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