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研究中國的農村問題，稍早的就是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書，後來又有比較非學術的李昌平寫了《我向總理說實話》和春桃他們夫妻的《中國農民調查報告》。而學術方面的重要頭人，當屬陸學藝、王春光和李路路這幾位。中國學者的強項通常不會是爭議很大的調查研究或者理論分析，而會強在田野調查的方面。王春光來到台灣，最吸引大家的，也是他在田野實作上的經驗。

    中國的農村田野實在不是正常人可以進入的範圍，田野進入的難度連曹錦清他們進入都會有困難，更何況來自台灣的年輕學生。也因為這個緣故，目前所能夠看見的中國農村研究英文著作，大多數都在東南沿海附近，像陳志柔在福建、黃樹民的林村，都還算是比較「繁榮」的地方，進入障礙也比較低。但研究東南農村到底能不能擴及宣稱全中國都這樣，則是中國農村研究爭議的最大「熱點」，很值得細究。

    讀研究所的時候，這些都是我很有興趣的主題，我和陳佩華、安戈夫婦（Anita Chan、Jonathan Unger）、歐慕貞（Jean Oi）在香港有過一次接觸，當時我也有問過有關農村研究擴大解釋的問題。這些學者其實也知道中國的狀況確實沒辦法用單一個案去推估，但除此之外他們也沒辦法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事實上，這也是倪志偉（Victor Nee）提出的市場組織被批判的主要原因，但這個問題基本上無解。任何人都知道中國研究不能以點代面，但他們除了不以點代面之外，並沒有辦法針對面作出任何研究貢獻。

    研究所時期，我和幾位朋友組過讀書會，也曾針對中國農村研究有過一些討論。不過想來有趣，我和幾位好友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我因為個人認同問題，比較抱著吸收新知和研究敵情的想法在看待中國的農村問題，而幾位好友也因為他們各自的認同問題，看中國農村比較有「人飢己飢」的感受。這種感覺我是沒有的，就像我以前寫過「小鮮綠與大冰箱」那篇文章說的，冰箱再大也是別人的，我有小鮮綠就夠了；對於中國農民，我了解他們的處境就足夠，要怎麼解決是中國政府該做的，不是我的問題。

    離開中國研究領域後，我也因為工作的關係，長期的和台灣的農村有了往來，漸漸也就忘了有關中國農村的種種，整個關心的焦點都跑到台灣農村。這次聽王春光的課，聽他講總體概況，什麼斷裂化、分殊化，一開始覺得有點無聊，只是提醒了自己以前學過這些東西，生鏽了，菜刀應該拿出來磨一磨。但漸漸進入具體的各項主題，比如農村民主化、農村概況、流動人口問題，突然讓我興味十足的拿台灣農村當做對照版，胡思亂想了一些現象。

    比如有關農村信合社的問題，和台灣的農會信用部一樣，一度都是壞帳大地雷。章家敦（Gordon Chang）的書《中國即將崩潰》就鉅細靡遺的描述了有關中國農村信合社可能變成金融未爆彈的狀況。其實仔細想想，章家敦可能擴張解釋了這個問題，以農村信用狀況來說，台灣的農會金融部因為初步民主化的關係，可能因為地方派系的壟斷而帶來更多的壞帳與掏空問題。而中國的威權體制雖然必然帶來裙帶利益問題，但規模可能不那樣大（信合社本身可能也沒什麼資產）。當然這個問題必須細究，一時我也想不出什麼具體答案。

    但很有趣的是，台灣和中國的農村金融改革，都遇到很大的阻礙。在台灣就是有名的「一次金改」引發的信用部遭接管問題。這一兩年一次金改的成效慢慢被看到了，當年那麼大的接管動作，雖然成功打消了呆帳，但還是沒辦法阻止農會經營信用部的野心，現在信用部又慢慢恢復了，還可以經營保險等其它金融業務，規模越做越大，未來會往那個方向走，會不會走回逾放老路，其實沒人知道。而在中國，農村金融改革是2003年的政策，目前也沒有看出具體的成效，反而讓許多農民貸不到款，這又變成另一個問題，信用部都不信用部了，怎辦？

    王春光提到聯合國有個計畫學習尤努斯的「窮人銀行」，借錢給中國農民。他說借給男人沒什麼效果，男人老是把錢拿去喝酒。無息貸款給女農民就有很多好處，女人比較會計畫錢怎麼用，哪些買肥料哪些作銷路，錢的投資價值比較高，政策效果比較好。對我來說，這也是一個新知，但至少在我和許多鄉村男女的相處經驗來說，女的做事情通常比較有計畫也是確實（可以看「無米樂」）。

    此外這幾年中國快速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現象，比如在市區出現的「城中村」違建問題。這是我讀書的時候沒有注意到的事情，也是台灣沒有的狀況。提到「城中村」，台灣唯一可比擬的大概就是眷村改建的問題，像是四四南村、或者十四號公園的抗爭事件。但這些土地都是國有地轉公園使用，比較沒有高層違建問題，只有補償（不是賠償）問題。對台灣來講，有關土地的最大問題在於農地農用的「意識形態」是不是應該要鬆動，以及他尚未全面鬆動前的農舍建築和休耕問題，這在黃樹人的《心牢》裡有很詳細的描述，當然也有很多和他意見相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