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外省人認同」一直是台灣認同政治的重要議題，也牽動著整個台灣實際政治的脈動。事實上，外省人認同並不是自四五零年代外省人大量進入台灣就開始，而是非常晚近的產物。外省人這樣的名詞，原來只是本省人稱呼1945年以後流亡至台灣的新移民方式，外省人本身並不會用這樣的名詞自我稱呼。對於這些中國流亡者而言，他們界定自身是江蘇人、廣東人和黑龍江人，而不是全稱的「外省人」。

隨著這些中國流亡者長期居住在台灣，他們逐步融入了台灣的社會生活，和台籍民眾共同生活在土地上，儘管所有的異議處於被壓制的狀態。這些中國流亡者認為自己和台灣民眾都是「中國人」，並對此毫不懷疑。然而1979年之後台灣獨立運動伴隨著民主、台灣認同而興起，外省人開始感到錯愕。而隨著民主化的腳步邁開，蔣經國的「吹台青」和李登輝領導國民黨本土化的作為，都導致外省人的特殊因為反對運動政治論述的需要，而被特別彰顯。

大陸探親開放後，中國流亡者帶著子女回到日思夜夢的故鄉，卻發現過去依著魔幻寫實話語而存在的「故鄉」早已崩解，而手上的台胞證又明確的彰顯他們的「台灣人」身分。諷刺的是，島內卻因為台灣認同的昇高，正壓縮著外省人的政經空間，使得外省人感受到鄉關何處的壓力，他們的認同此刻被迫漂浮在台灣海峽上空，甚且因為外省精英在選舉和政爭中屢戰屢敗而感受到「再流亡」的焦慮。

「外省人認同」因此有了雛型，並透過文字書寫和口說的敘事不斷強化。所謂外省人，此刻成為這些江蘇浙江黑龍江來客的新認同方向，他們透過敘事的記憶與遺忘，不斷強調流亡和眷村經驗，並且在選舉時透過傳達「再流亡」焦慮以及試著和本土不斷溝通，去突顯自己的弱勢與理性。論述變成一種策略，藉著新認同的強化以嘗試追求某種共通於外省人間的政治目的，以彌平他們無時不刻的認同焦慮感。

這樣的情形，因為馬英九的當選而有了轉圜。香港出生的湖南人馬英九以及大的差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他在競選期間策略的使用「燒成灰也是台灣人」和「台灣向前行」為口號突顯自己的在地色彩。競選策略的成功及大環境的優勢，讓馬英九順利的當選了總統，但就職後他仍不免得面對台灣敏感的認同政治問題，包括他的中國政策、中華民國認同以及對日態度都面臨了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拉鋸，也使得選舉的美好台詞有化為灰燼的危險。

馬英九的當選是台灣認同政治的一個轉圜，但目前為止他並沒有把握好和解的機會，導致台灣族群關係並沒有因為一位外省人獲得大多數選票而獲得改善。這使得台灣的當前政治的核心問題仍然和吳乃德以為的族群之間「社會融合、政治對立」的處境相仿。對於類似問題的解決之道，多數學者仍同意接近社群主義意念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l nationalism）模式，意圖透過更多的公共討論，去達成尊重、平等而多元的族群關係。

敘事在台灣認同政治的上一段過程裡，無論在台灣認同或者「外省人認同」中，均已經扮演了重要的認同凝造角色。下一個階段的敘事認同行動，應該是要以凝聚一個完整、多元而平等的台灣認同為目的。外省台灣人協會舉辦「蒲公英寫作坊」或者舉辦家書徵文活動，都是希望藉著鼓勵人們說故事來促進相互間的了解。

從建構外省人認同的外省敘事裡，已經可以感受到外省人希望彰顯自己並非台灣認同中刻板印象的焦慮感。但很可惜的是，為了要營造「外省人認同」，而在敘事中刻意遺忘了像是1945年以前移居台灣的華工、外省人之間的階級差異、外省人與台籍民眾間的互動等更多元細緻的敘事。這使得敘事本身的功能意外成為外省人追求政治目的的方式，並且也無法達成族群之間相互說故事與聽故事，以和平共處的可能。

因此，未來台灣敘事認同，應該更強調族群關係的敘事，而不是單一族群生活經驗的重複表述，如此才能夠使敘事認同的行動往更高一層的方向走，以追求多元但平等的族群關係，使得這樣的關係可以在公共討論的領域裡逐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