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奇怪的是，這些研究都找一些喜歡打打殺殺的男人或者政治人物發表各式各樣臧否人物的意見，最有名的就是溫哈熊將軍把蔣經國罵了一頓，還被當時還姓章的蔣家後代提告；也有政治當權派發表當總統的一千天或者問心無愧之類的傳記互相叫罵。看來看去，實在沒有什麼生活史、社會史、性別史為度的展現空間，弱勢的聲音沒有被聽見，口述歷史反而只是權勢人物持續展現權勢的工具而已。

    這樣的情形在新一代的學者重新引進口述歷史的各種理論與方法後，逐漸有所轉變，例如江文瑜的《阿嬤的故事》的出版，確實引起一陣討論，後進者如曾秋美出版《台灣媳婦仔的故事》也獲得相當的肯定。近幾年來，口述歷史不再只是權勢男人的發生工具，相當程度也落實了口述歷史原本「為弱勢發聲」的本意。敘說者透過說故事（telling story）的方式自我賦權（empowerment），某種程度也是對於自身位置的一種療癒。

    不過有關於生活史和口述歷史的責難，也因為賦權的發展而聲浪日高。張玉法就「提醒」口述歷史可能會變成女性主義者誘導敘事者也變成女性主義者的工具，游鑑明也特別強調採訪者要小心使用當代語彙去詮釋歷史生活。這些論述某種程度來說，正是對於「賦權」的批評，傅大為就認為張玉法主導一系列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除了郭廷以一本，並沒有做到張玉法說的，採訪本人也要採訪她先生、採訪屬下也要採訪老闆等等「嚴謹」的治史方法。傅大為更引用一位學生的說法，提到張玉法所想採訪的，某種程度來說可能正是受訪者災難的來源。因此他認為張玉法的作法並不是為了嚴謹治史，反而隱含了對於性別賦權的恐懼。

    事實上，敘事理論本就著重在受訪者藉著自我賦權療癒的效果，如果這樣的研究可以突顯過去在歷史上被忽略的微觀歷史面向，便應該受到肯定。至於許多史家質疑口述史的真實性（reality）問題，則應該另外被討論。其一，所謂正確性應被分為兩個部份處理，其一是真確（correctness），即敘事者所講述的年代、當時的名詞以及可查證的人際關係等等，必須透過紀錄者最細緻的查證而以落實；其二是客觀性的問題，事實上，即便是看似最客觀的編年史，也有選題主客觀的問題。歷史之主客觀，早在卡爾（E.H. Carr）對蘭克學派（Ranke school）的挑戰中不斷被討論；張玉法自己寫《中華民國史》時，客觀性也難免受到質疑，並且他自己也承認只重視政治史和戰爭，少談社會生活，是故有關口述史的主客觀問題，依然可以藉著記錄者的表態等技術性的方式克服，畢竟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真實，而是敘事者何以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