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還住艋舺的幼年時期，二叔子很愛我，他當導遊經常去日本，總會買我最喜歡的多美火柴盒小汽車給我紀念。高中時候我不愛讀書，有一陣子被媽媽趕出去住阿媽家，二叔子嬸嬸知道我工作沒賺什麼錢，偶爾會偷偷塞給我一千塊，讓我不會窮到脫褲。長大之後我念政治，二叔子對政治甚狂熱，總會私下向我探問最新政局。我總覺得他對我特別器重，總希望我像他一樣，扛起這個家族的一些責任。

    星期日凌晨，他剛走沒多久，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坐在椅子上想想我認識的二叔子，除了想起上面那些事，另外又想起了我走上政治這條「不歸路」，也應把這筆帳算在他頭上。記得第一次看到黨外雜誌就是在貴陽街，那時候黨外雜誌已經進步到《自由時代》或者《民進周刊》這類圖文並茂的程度，老兵返鄉抗爭、鄭南榕案、二月政爭，我都是在貴陽街看的。配合二叔子和爸爸口沫橫飛的解釋，開始我國民黨就是惡魔黨的政治啟蒙。

   長大之後我當了小政客，二叔子喜歡找我講政治的事情，動不動就要糗一糗「反攻大陸」的國民黨。後來他去了李登輝學校，雖然班次遠在我之後，但他參與卻不像我這個沾醬油的那麼淺。有時候我打開校友通訊，看到他為了台灣外交和李總統到處奔忙，心裡總是對自己的冷漠有一點點慚愧。

    對二叔子來講，離開也是一種解脫。他總是讓自己承擔了太多的責任，家族裡、公司上、甚至政治圈，他都想證明自己很有能力。十字架他不管怎樣都非要扛，即使生病了，他都要戲謔說自己是要為台灣扛十字架。老實講，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生病是為了台灣扛十字架；但我倒是很確定他走了，是少了一個人來扛家族、國家的十字架。不過十字架本是大家一起扛的，他這輩子也夠累了，該休息休息，那些責任，我和弟弟自然會幫他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