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伊能嘉矩，第一位系統性的踏查台灣「蕃人」部落的日本人類學家，政治性的論述可以把他當作總督府委派調查以利統治的「御用學者」；又或者說，他是第一個用腳踏遍台灣土地的「愛台灣」人類學家。不過，這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問題是伊能嘉矩怎麼看待他和「蕃人」的關係？十九世紀的日本人類學家，來到初佔領的殖民地，究竟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情面對殖民地的人們？

黃應貴在「從田野工作談人學家與被研究者的關係」的提問中間接回答了我的疑惑。他指出了幾個西方案例去證明殖民地田野研究的反省，進而提出了有關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間的權力關係。黃應貴指出兩個個體間的私人關係以及兩種不同人群類別間的社會關係，必須透過「誓約」的遵守，去縮短其間掌握人類學知識的差距。藉著讓受訪者了解知識的技能，進而緩解兩者間不平等的關係，是研究者的重要工作。

伊能嘉矩以陸軍雇員的名義來到十九世紀的台灣，很難以現在的角度要求他要協助他眼中的「蕃人」充權。今日學習日本殖民者想在這塊「處女地」大展雄風的野心，像是後藤新平與台北下水道建設、八田與一和嘉南大圳，或者是伊能嘉矩和原住民踏查，都是殖民者想要展現理想的實驗場。不能否認殖民者也有他們的理想和抱負，但以當時的情境來講，也不能要求這些殖民者不抱著「開化」的心態來看待殖民地。

這些問題越讀越複雜，也導致許多田野研究者在實作的過程裡自然而然就轉換了跑道。記得有次上課吳泉源提到有幾屆學長姊遇到九二一，大多數都下鄉從事社區工作，從此就離學術圈越來越遠，甚至和所上關係弄得很緊張。老實講，我最近也有類似的問題，雖然我不是那種會和誰關係弄得很緊張的人，但至少我自己就把學術和政治的關係弄得很緊張。那些學長姊為什麼會越走越遠？那可能是因為，田野中的人們，對於充權的想像，恐怕是真正的權利爭取，而不是人類學知識和技術上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