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1997年我在重考班，那時候發生了「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當時我才十八歲，沒有思考過教科書爭議其中有關於的族群想像脈絡，寫了一篇文章痛批李慶華莫名其妙，被新台灣週刊老包看到，老包以為我是個求職中的記者，打電話來我家邀請我去雜誌社上班。我娘自作主張怕決定專心向學的我又開始不務正業，遂蠻著我偷偷拒絕了老包，並警告他不要再打來煩我，「這孩子只有十八歲！」

現在再回去看那篇文章，細細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已經有福佬人的族群想像，對於每天必須強迫被誦的中國地理是歷史、中國歷史是神話感到極為厭倦。我就像Erving Goffman的台前台後那樣，為了考上大學而使用我超強的記憶力去背誦理解那些沒有真實感、甚至眾所週知是虛假的史地教材。而晚上回到家，坐在馬桶上看當時不知道是沒那麼糟還是我沒感覺它那麼糟的中國時報，記住了杜正勝和李慶華的恩怨情仇，聽說了未來十幾年經常聽到的幾個爭議人物尹章義、王曉波、陳昭瑛。十數年後，有時候我會在立法院的電梯遇到李慶華、選舉的時候和杜正勝在吉普車颯颯的風裡拉高嗓門叫他拜票揮手的時候不要忘記傻笑。但我都會想起十幾年前我在馬桶上第一次看到這些名字時的感觸。

十幾年之後，我讀著王甫昌精心整理的「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時，有時候我會掩卷一嘆。當媒體把史學者杜正勝醜化成挖鼻孔的笨蛋時，他們是否知道杜正勝曾經和主流媒體、中國歷史學者和非主流台灣史學者有過這場交鋒？而今日的恩怨，其實也肇因於當年的不快？當那些學者質疑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也連帶把張元和周梁楷拉近來胡罵一通說他們都在「去中國化」的同時，這些簡略的族群動員語言，是不是遮蔽了整個台灣歷史教育的發展脈絡？當年的我只是質疑這些族群動員語言的動機和心態，但現在的我會去想，我們能不能在去追溯李慶華和篤信錢穆《國史大綱》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傳統者，所代表的意識型態又有什麼可追尋的脈絡？究竟是什麼樣的恐慌，讓他們如此捍衛那些可能早已不存在的價值？

社會學研究強調的是「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研究者選擇以介入或不介入的方式，持著「價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的心態去看待他的研究問題。當代台灣的族群問題並非單一族群的優劣勢，而是四大族群中兩兩相對的優劣是問題。當每個族群都有其自感劣勢的一面，訴諸族群動員者可以選擇譴責他認知的優勢族群；但作為一個在地的研究者，他必須學習理解他眼中那個「優勢族群」是怎麼樣想像自己，如何認為自己是優勢還是劣勢？哪些優勢，哪些劣勢？畢竟研究者關心的是站在什麼位置，怎麼樣把問題講清楚，而不是利用問題去尋找譴責別人的有利立基點。

許多年輕一代認為台灣已經沒有族群問題，或者以為台灣的族群問題只是政治人物動員的工具，是虛假問題，我對這樣的說法持反對態度。這並不是因為我擔心我花了十數年關心的puzzle被摧毀而發出的質疑，而是我堅心相信族群的問題只是在不同時代已不同的面貌呈現，就像王甫昌談到問題怎麼樣從省籍變成族群那樣。在新的時代，族群也會有新的面貌，就像我在「在台灣的族群」第一篇所問的，馬英九當選會為族群帶來什麼樣的新變數？我提的也是新變數而不是相信族群問題也「馬上就會好」。認為族群問題既是想像所以虛假者，應該去讀《想像的共同體》中Anderson對Gellner的批判，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