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到了1992年，國民黨再次主導了戶籍法的修法。該年國會全面改選，黑龍江第三選區已經不存在，再沒有法統的代表性問題，修法遂輕騎過關。王甫昌論及兩個面向看待這個轉變。依統治者的角度，國民黨統治階層飽受民進黨針對族群不平等的抨擊，維持本籍制度只是讓對手更容易統計出誰是統治精英；甚且在國會改選中獲得多數的國民黨已經對五十年來中國化的體制深具信心，不擔心修改本籍會讓台灣人「數典忘祖」。相反的，就民進黨而言，國民黨抹平了制度上的省籍差異並不會讓族群的界線消失，反而只是將問題埋藏到後面。這不僅在選舉技巧上不利於民進黨採取族群動員的手段，事實上也無助於解決台灣的族群問題，民進黨對於這個修法自然意興闌珊。

從這個天大的秘密開始，王甫昌鋪陳了一系列的描述，從平凡無奇的戶政調查資料幻化出一系列的政治社會知識。敘述在台灣的「族群」在制度上是怎麼樣從「省籍」逐漸轉變而來。他也提到了在國家權力主導的戶口普查制度中，客家和平埔是怎麼樣被粗暴的忽略、隨意裁量歸屬，導致於很長一段時間這些族群的嚴重失語甚至失去發聲權。這都是後來「還我母語」運動欲重新建構族群的重要基礎。王甫昌的研究告訴我們，族群本身的敘事都是retrospect的建構，研究者面對這樣的敘事，應該要有一套脈絡化、去脈絡化、再脈絡化的過程，才能夠將這些retrospect依照價值中立的訴求，重新安裝回應有的位置。讀完王甫昌這篇論文，我也不由想去思考，既然我們已經知道國民黨如何在制度上分類人民，那麼，其中的外省族群如何自我建構認同的故事，一直在各種研究中被忽略。

大多數的外省研究會提到他們如何感受到相對於本省族群的「不平等」（趙少康談外省人的經濟弱勢，不過不是研究）或者不一樣（趙彥寧提過外省人如何建構他們的中國認同和台灣獵奇），也有攻擊台灣族群研究是為特定族群張目（趙剛談外省人的階級）的說法。但關於外省人如何建構自己的認同，好像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一般研究者因為外省人普遍的中國認同，而簡單的將之歸類成受到國民黨黨國教育影響所致，卻沒有注意到「外省人」如何從山東人、廣東人乃至蒙古人變成「台灣的外省人」這個認同建構的過程。這個領域有系統性的敘事（各種文學作品像是蘇偉真的《台灣眷村小說選》或者王德威的《最後的黃埔》）但卻沒有什麼有名的研究，頗値得後進研究者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