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但老實講，如果Keven不要去生產線當工人，改去建築工地開怪手或者像我建議的去開黑貓貨運車，說不定他的收入會和我差不多。但老實講，我們都很清楚，就算他的收入和我一樣多，甚至比我多，但他一樣會覺得他和我不一樣。（而且那個一樣多可能只有算到他和我一起退伍那天起的前兩年）起碼，他不會沒事去逛個書店，吃飽撐著去考一個博士班來折磨自己下班的休息時間；他不會一時興起花九百塊買一張「柴可夫斯基」音樂會的票，他也不會沒事走進咖啡館和人家談公事。簡單來講，Keven的life style在社會公認的層次裡，不如我的有趣。也因此，即使收入和我差不多，他會覺得自己不受到「尊敬」。（即便我作為Keven覺得有受到尊敬的那個階級的預備軍，老實講我也不覺得自己受到什麼尊敬。）

       Richard Sennett和Johnathan Cobb合著的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談的，其實就是我說的那個問題。階級之間真正的傷痕，其實不是收入的差異，而是respect。Sennett先拿出沙特的例子，提到共產主義者背叛工人的問題，進而點出了沙特自己深深知道的，知識分子不可能融入工人的生活。一個工人要的可能只是生活的溫飽，而不需要釣完魚還花腦筋讀柏拉圖，而知識分子所企求，卻遠超過溫飽。Sennett用沙特之口，道出了知識份子和工人階級間實質上的緊張關係，那是life style所造成的傷痕和距離，而非階級所引致。

    Sennett提出了美國做為一個「鎔爐」，雖被當作美談，但整個malt的過程，卻完全被忽略。這個問題在藍佩嘉的「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這篇文章中也有稍微帶到。藍佩嘉在論述台灣外籍移工的招募過程和政策隔離議題中，首先提到臺灣人「越白越專業」的邏輯中，隱藏著對「白人」同一化的誤解，沒有注意到在美國早期「白人」的定義並不包括愛爾蘭人、波蘭人等非西歐種族。這在Sennett的書中有更細膩的描寫，Sennett提到早期美國勞動市場機械化造成技術勞工的失業後，低價投入勞動力市場的外籍非技術勞工反而成為失業問題的代罪羔羊。而接著形成的，對移工的恐懼和不斷複製的如移民區治安差等刻板印象，也在移民因為美國人排外而形成的小義大利、小希臘中國城等美國人不願進入的特殊區域中自成的群落中不斷複製與再現。

    但Sennett想談的問題不僅於此，他注意到勞工的生命史中，對於另一個階級如何獲得「尊重」（事實上就是評斷他人的權力）的理由是，他們受過教育。因此，勞工相當致力於他們子女的教育，當勞工獲得了物質生活的提升，他們選擇搬離小義大利、中國城，他們搬到郊區，想辦法加入「中產階級」的生活，把希望放在下一代，希望他們的子女受良好教育，向上游動入中產階級。

資本主義運作可以順暢的原因就在於此，儘管大多數的勞工子女都沒有順利在階級中向上游動，但只要幾個成功的案例，就可以證明「美國夢」、「鎔爐」這些字眼的正面意義。但又是否，向上游動的成功就代表那個勞工家庭的故事有著圓滿的結局？或者其實，當孩子越來越有「成就」，離工人的life style越來越遠時，父母所處的那個階級，成為被孩子的新世界羞辱的對象？而年輕還沒有對階級發生過任何反省的孩子，並不知道他們與父母之間越來越嚴重的家庭問題、代溝，背後隱藏的其實是階級問題？

回到Keven這個人，老實講，從退伍那天起，我就沒有跟他連絡過。也不見得是我故意不和他連絡，而是其實我不知道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要說些什麼。2006年，那只是我人生短暫的一年，那一年裡我認識了很多各式各樣的人，我和他們相處的很愉快，因為軍隊相比於社會特殊的科層制，以「狗官」這個共同敵人的形象，短暫的抹平了我們之間社會階級的區隔。但大家各自退伍回到社會中原屬的階級時，唯一還和我還密切連絡的，是台大小我一屆的阿湧。而我，早先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潛意識的心態居然這麼「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