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olitical Animal

那是我第一次反省身分對於一個研究者立場的影響，我們採取的本土立場，影響了我們如何界定一個問題應該是知識還是焦慮。換句話說，研究者的主觀認同情感，深切的影響了他如何去思考一個問題（problem）。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是不是還應該談在地或者本土？Arif Dirlik在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這邊文章裡認為，全球和地方應該是並置而非衝突的概念，全球資本其實也來自地方，而地方也不應僅僅是狹隘的地域主義，而是要藉著超地方的地方連結，將反全球資本主義的努力也可以顯得全球。

例如「混雜」（hybrid）這個概念，在全球化的時代裡，會因為地方特色而在不同的所在有不同的展現。這都意味了Dirlik認為全球化的時代裡，地方的重要性應該是更被突顯而非抹平。對一位本土研究者來講，研究全球化下的在地勞工處境，其實就是一個新全球現象衝擊下的新本土議題。這個概念在Samuel Huntington和Peter Berger主編的Many Globalizations這本書中也有詳述，他們認為全球與本土之間的關係，可以同時以全球取代本土、兩者並存、兩者相互融合和本土強力排斥全球四個面向呈現，甚至一個國家裡都可以因為不同的全球化現象而產生不同的文化本土化反應。

這讓我想起自己寫碩士論文的時候的一些掙扎。最初作香港認同的時候，並不想把複雜的台灣牽扯進去，深怕一寫就寫到沒完沒了。但越是認清自己所處的位置，就對於研究者失去在地性感到焦慮。當香港人說自己是香港人的時候，和台灣人說自己是台灣的態度是迥然不同的，台灣人之所以誤會，是因為沒有對自己的在地性作反省，卻先入為主的把別人想成自己，把情感亂投射在香港人身上所導致。基於這樣的考慮，於是我提出了問題（question），為什麼有些本土意識會變成國族主義，而有一些不會？面對自己的身分和土地，是一個研究者對自己身份認知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因為害怕碰觸敏感或複雜的問題，就想要閃避，那就是研究者缺乏反身性和在地性的表現。

在地性是因為土地與研究者的關懷連結而生，即便是在全球性的現象中，研究者仍然會因為他的本土觀而引發在地思考。作一個研究者，應該要對自己的本土身分有所認識，才能夠有反身性，去檢討自己的身分與處境，也才能夠從焦慮衍生出熱情，進而成就一個好的研究。